為佩·格·沃德豪斯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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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初夏德軍通過比利時境内迅速向前推進時,他們的俘獲物中有佩·格·沃德豪斯先生[1],在戰争初期他一直生活在勒土基的别墅裡,直到最後一分鐘為止,似乎都沒有意識到他已身處危境。

    當他被俘帶走時,據說他說了這麼一句話:&ldquo也許在這以後我要寫一本嚴肅的書。

    &rdquo他暫時處于軟禁之下,從他後來說的話看,他似乎受到了相當友善的對待,駐在附近的德國軍官常常來&ldquo串門洗個澡或者參加社交聚會&rdquo。

     一年多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有消息傳來沃德豪斯已經獲釋,住在柏林的阿德隆飯店。

    第二天,大家都驚異地獲悉,他已同意在德國電台作幾次&ldquo非政治&rdquo性質的廣播。

    到今天為止仍不容易弄到這些廣播的全文,但是沃德豪斯在六月二十六日到七月二日之間似乎一共作了五次廣播,後來德國人又不要他再作了。

    第一次廣播是六月二十六日,不是在納粹電台上作的,而是采取接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代表哈裡·弗萊納裡的訪問的形式,當時該公司在柏林仍派有記者。

    沃德豪斯也在《星期六晚郵》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那是他還被關在拘留營時寫的。

     那篇文章和廣播主要是談沃德豪斯被拘留的經曆,不過它們的确包含了幾句關于戰争的話。

    下面是一些大緻的内容: 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

    我很難發作任何一種好鬥的情緒。

    就在我對某一國家開始感到一些好鬥的情緒時,我就會遇到一個正派的家夥。

    我們一起出去,這樣就失掉了任何好鬥的想法或情緒。

     不久之前,他們看了一下我們列隊行進,得到了正确的結論;至少,他們把我們送到了當地的瘋人院。

    我在那裡呆了四十二個星期。

    可以為拘禁說許多好話。

    它使你不上酒店,讓你有時間讀書。

    主要缺點是你很久不能回家。

    我再見到妻子時,為了保險起見,最好随身帶一封介紹信。

     在戰前的日子裡,我身為英國人不免感到有些自豪,但是如今,我在這個英國人成堆的瘋人窩裡呆了幾個月,我就不大有把握了&hellip&hellip我要求德國作的惟一讓步是給我一塊面包,并且告訴大門的守衛閉一隻眼睛,其餘就不必管我了。

    作為回報,我準備交出印度,一套簽名的書,以及在暖氣管上烤土豆片的秘訣。

    這個建議的有效期一直到下星期三。

     上述第一段引語引起了極大反感。

    有人還攻擊沃德豪斯(在接見弗萊納裡時)用了&ldquo不管英國赢不赢戰争&rdquo這樣的話,而且他在另一次廣播中談到同他一起被拘的一些比利時俘虜的不衛生習慣,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德國人把廣播錄了音,反複播放了幾次。

    他們對他談話的監督似乎很随便,不僅讓他對拘禁帶來的不便講笑話,而且說:&ldquo在特羅斯特營中的所有被拘者都衷心相信英國會獲得最後勝利。

    &rdquo但是,這些談話的總體印象是,他沒有受到虐待,而且他不懷恨意。

     這些廣播在英國立即引起輿論大嘩。

    議會中有人提出了質詢,報紙上出現了憤怒的社論,作家同行紛紛寫信異口同聲地表示譴責,盡管有一兩個人建議最後不要匆促作出判斷,有幾個還申辯說沃德豪斯大概沒有認識到自己在幹什麼。

    七月十五日,英國廣播公司國内部廣播了《每日鏡報》上刊載的&ldquo卡桑德拉&rdquo[2]寫的一段猛烈的&ldquo附言&rdquo,攻擊沃德豪斯&ldquo賣國&rdquo。

    這段附言随意用了&ldquo賣國賊&rdquo和&ldquo崇拜元首&rdquo等等的話。

    攻擊的主要内容是沃德豪斯同意為德國做宣傳以交換自己從拘留營中獲釋。

     &ldquo卡桑德拉附言&rdquo引起了相當多的人的抗議,但總的來說,它似乎加深了大家對沃德豪斯的反感。

    其中一個結果是,許多出租圖書館都從書架上抽下了沃德豪斯的作品,停止流通。

    下面這條消息是典型的例子: 在聽到了《每日鏡報》專欄作家卡桑德拉的廣播以後二十四小時,北愛爾蘭波特唐市區委員會禁止下屬圖書館出借佩·格·沃德豪斯的書。

    愛德華·麥坎恩先生說,卡桑德拉的廣播給事情定了性。

    沃德豪斯不再幽默可笑了。

    (《每日鏡報》) 除此以外,英國廣播公司禁止廣播沃德豪斯寫的歌,一兩年以後還是如此。

    晚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議會中還有人要求,應該把沃德豪斯當作賣國賊加以審判。

     有一句老話說,你向人扔髒土扔多了,總有一點髒土會沾在他身上的,扔在沃德豪斯身上的髒土沾得有些特别。

    留下的印象是,沃德豪斯的談話(這并不是說有什麼人記得他說了些什麼話)表明他不僅是個賣國賊而且是個在意識形态上的納粹主義擁護者。

    甚至在當時就有幾封寫給報紙的信聲稱,在他的書中可以察覺出&ldquo法西斯主義的傾向&rdquo,這個指責以後重複了好幾次。

    我在下面要分析一下這些書的心理氛圍。

    但是必須認識到,一九四一年的事件并不能判定沃德豪斯除了愚蠢以外還有什麼過錯。

    真正令人感到興趣的問題是,他為什麼會這麼愚蠢。

    當弗萊納裡一九四一年六月在阿德隆飯店見到沃德豪斯(他雖然已被釋放但仍受看管)時,他立刻看出他在同一個政治上天真的人打交道,他在準備廣播訪談時必須提醒沃德豪斯不要說不該說的話,其中之一是稍許有反俄含義的話。

    事實是,&ldquo不管英國赢不赢這場戰争&rdquo這句話卻給漏過了。

    訪談以後不久,沃德豪斯就告訴他,他還要在納粹電台上廣播,顯然沒有認識到這一行動有什麼特殊意義。

    弗萊納裡評道: 到這時,&ldquo沃德豪斯方案&rdquo的意圖已十分明顯。

    這是納粹戰時宣傳的最佳手法之一,第一次從人情的角度&hellip&hellip普拉克(戈培爾的助手)到格萊維茨附近的營地去看沃德豪斯,發現這位作家一點沒有政治頭腦,于是就有了一個主意。

    他向沃德豪斯建議,作為從俘虜營放出來的回報,他寫一系列廣播稿談談他的經曆,不會有什麼檢查,他可以親自上電台播出。

    普拉克提出這次建議證明他很了解他手頭掌握的這個人。

    他知道,沃德豪斯在他所有的小說裡都取笑英國人,他很少用别的方式寫東西,他仍舊生活在他所寫的那個時代裡,對納粹主義以及它的一切含義都沒有任何概念。

    沃德豪斯是他自己的伯蒂·伍斯特[3]。

     沃德豪斯和普拉克達成了實際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