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德亞德·吉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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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很遺憾，艾略特先生在為這部吉蔔林詩選[1]作序的長篇論文中，竟然會采取這樣的辯解的态度，不過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你甚至還沒有談到吉蔔林之前，你就先得清除一個由兩批連他的作品都沒有讀過的人所制造的神話。
五十年來吉蔔林處于這種成為一種代稱的特殊地位。
在文學界的五代人的時期裡，每一個開明之士都鄙視他，但到了這個時期結束時，這些開明之士十之有九都已為人遺忘，而吉蔔林在某種意義上卻仍在那裡。
艾略特先生沒有令人滿意地解釋這個事實，因為在答複那些說吉蔔林是一個&ldquo法西斯分子&rdquo的膚淺而又常見的指責時，他犯了相反的錯誤：在無法為他辯護的方面為他辯護。
明知吉蔔林的人生觀總的來說是任何有教養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或原諒的而仍說能夠，這是沒有用的。
例如，當吉蔔林寫到一個英國士兵為了要勒索錢财而用捶衣棒打一個&ldquo黑鬼&rdquo時，說他這麼寫隻是以記者身份，而不一定贊同他所寫的事情，這是沒有用的。
在吉蔔林的作品中，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迹象表明他不贊同這種行為&mdash&mdash相反，在他身上有一種很明确的虐待狂氣質，大大地超過了那一類作家必然會有的殘暴狂。
吉蔔林的确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者，他的确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在審美上令人反感的。
最好是一開始就承認這一點，然後再設法弄清楚為什麼他仍流傳至今而瞧不起他的有教養的人卻這麼經受不起時間的考驗。
但是，關于&ldquo法西斯分子&rdquo的指責仍需回答，因為不論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若要對吉蔔林有所了解，第一個線索就是這個事實：他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
他比如今最人道或者最&ldquo進步&rdquo的人都更加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
人們常常鹦鹉學舌引用一些話而不肯稍微費點心去查一查這些話的上下文或者弄明白它們的含義，這種情況的一個令人感到興趣的例子是&ldquo退場贊美詩&rdquo中的一行：&ldquo沒有律法的次等人種。
&rdquo這一行在粉紅色左派人士中間總是當作嘲笑的對象的。
一般都認為這&ldquo次等人種&rdquo理所當然地是指&ldquo本地土生土長的&rdquo，于是腦海裡就出現了某個頭戴遮陽盔帽的英國老爺在踢一個苦力的形象。
但在這一行詩的上下文中，它的意義卻幾乎是截然相反的。
這&ldquo次等人種&rdquo幾乎可以肯定是指德國人，特别是泛德意志作家，他們&ldquo沒有律法&rdquo是指無法無天的意思，而不是沒有權力的意思。
整個這首詩一般都認為是一種大肆吹噓的狂言，實際上是對權力政治的譴責，包括德國人也包括英國人。
有兩節詩值得在這裡引用（不是作為詩作，而是作為政治）： 如果因為看到權力而陶醉， 我們竟然不敬畏上帝而信口亂言， 這種吹噓像非猶太教徒那樣 或者沒有律法的次等人種那樣， 萬軍之主啊，請與我們同在， 免得我們忘記，免得我們忘記！ 因為異教徒的心把它的信任 寄托于發臭的隧道和鐵片， 所有建築在凡身上的堅定的凡身 都警惕着，不敢驚動主來警惕 那大言不慚的吹噓和蠢話&mdash&mdash 主啊，請寬恕你的子民！ 吉蔔林的許多用詞都是從《聖經》中借用過來的，在第二節中，他無疑想到了《詩篇》第一百二十七篇：&ldquo若不是主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費勞力；若不是主看守城池，看守的人警醒也是枉然。
&rdquo這一段文字不會對後希特勒時代的人們頭腦造成什麼印象。
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人相信有任何比軍事力量更大的制裁力量；沒有人相信，除了用更強大的武力以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勝過武力。
沒有&ldquo律法&rdquo，隻有力量。
我并不是說，這是一種真正的信仰，我隻是說這是所有現代的人實際上都有的信仰。
那些硬說不是那樣的人或者是思想上的懦夫，或者是不加掩飾的力量崇拜者，或者是根本沒有跟上他們所處的時代。
吉蔔林的世界觀是前法西斯的。
他仍相信驕者必敗，神明必懲傲慢。
他沒有預見到坦克、轟炸機、無線電和秘密警察，或者他們的心理結果。
但是這麼說，你是不是推翻了原先所說吉蔔林的侵略主義和殘暴成性的話？沒有，你隻不過是說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觀點和現代歹徒觀點是兩碼事而已。
吉蔔林極其肯定地屬于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二年這個時期。
世界大戰及其後果使他怨憤不快，但沒有什麼迹象表明他從布爾戰争[2]以後所發生的任何事件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他是英帝國主義在其擴張階段的先知（甚至比他的詩作更甚，他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消失的光芒》讓你感覺到了那個時期的氣氛），而且也是英國軍隊的非正式史家，這支老式的雇傭軍于一九一四年開始改變它的組成。
他的全部信心，他活躍的、粗俗的活力，都來自法西斯分子和準法西斯分子所沒有的那種局限性。
吉蔔林晚年郁郁寡歡，毫無疑問，其原因是政治上的失望，而不是文學上的虛榮。
不知怎的，曆史沒有按計劃發展。
英國在獲得了空前最偉大的勝利以後，卻不似以前是個世界強國了，吉蔔林很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
他所理想化的階級失去了美德，年輕人不是貪圖享樂就是不問世事，要把地圖塗成粉紅色[3]的願望已經煙消雲散。
他不能理解這些情況，因為他對那作為帝國擴張的基礎的經濟力量從來沒有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像一般軍人或殖民官員沒有認識到的一樣，吉蔔林似乎沒有認識到，帝國主要是一件掙錢的生意。
他心目中的帝國主義是一種強迫的教化。
你對一夥沒有武裝的&ldquo土著&rdquo人群開槍，然後你建立&ldquo律法&rdquo，這包括道路、鐵路和法院。
因此，他不能看到，産生帝國的同一動機也可能毀滅帝國。
例如，把馬來亞叢林開發出來建立橡膠園的這個動機，也就是如今把這些橡膠園完好無損地拱手讓給日本人的動機。
現代極權主義者知道他們自己在幹什麼，而十九世紀的英國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幹什麼。
這兩種态度都有它們的好處，但是
五十年來吉蔔林處于這種成為一種代稱的特殊地位。
在文學界的五代人的時期裡，每一個開明之士都鄙視他，但到了這個時期結束時，這些開明之士十之有九都已為人遺忘，而吉蔔林在某種意義上卻仍在那裡。
艾略特先生沒有令人滿意地解釋這個事實，因為在答複那些說吉蔔林是一個&ldquo法西斯分子&rdquo的膚淺而又常見的指責時，他犯了相反的錯誤：在無法為他辯護的方面為他辯護。
明知吉蔔林的人生觀總的來說是任何有教養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或原諒的而仍說能夠，這是沒有用的。
例如，當吉蔔林寫到一個英國士兵為了要勒索錢财而用捶衣棒打一個&ldquo黑鬼&rdquo時，說他這麼寫隻是以記者身份，而不一定贊同他所寫的事情，這是沒有用的。
在吉蔔林的作品中，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迹象表明他不贊同這種行為&mdash&mdash相反，在他身上有一種很明确的虐待狂氣質，大大地超過了那一類作家必然會有的殘暴狂。
吉蔔林的确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者，他的确是在道德上麻木不仁，在審美上令人反感的。
最好是一開始就承認這一點，然後再設法弄清楚為什麼他仍流傳至今而瞧不起他的有教養的人卻這麼經受不起時間的考驗。
但是，關于&ldquo法西斯分子&rdquo的指責仍需回答，因為不論在道德上或政治上，若要對吉蔔林有所了解，第一個線索就是這個事實：他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
他比如今最人道或者最&ldquo進步&rdquo的人都更加不是一個法西斯分子。
人們常常鹦鹉學舌引用一些話而不肯稍微費點心去查一查這些話的上下文或者弄明白它們的含義，這種情況的一個令人感到興趣的例子是&ldquo退場贊美詩&rdquo中的一行：&ldquo沒有律法的次等人種。
&rdquo這一行在粉紅色左派人士中間總是當作嘲笑的對象的。
一般都認為這&ldquo次等人種&rdquo理所當然地是指&ldquo本地土生土長的&rdquo，于是腦海裡就出現了某個頭戴遮陽盔帽的英國老爺在踢一個苦力的形象。
但在這一行詩的上下文中，它的意義卻幾乎是截然相反的。
這&ldquo次等人種&rdquo幾乎可以肯定是指德國人，特别是泛德意志作家，他們&ldquo沒有律法&rdquo是指無法無天的意思，而不是沒有權力的意思。
整個這首詩一般都認為是一種大肆吹噓的狂言，實際上是對權力政治的譴責，包括德國人也包括英國人。
有兩節詩值得在這裡引用（不是作為詩作，而是作為政治）： 如果因為看到權力而陶醉， 我們竟然不敬畏上帝而信口亂言， 這種吹噓像非猶太教徒那樣 或者沒有律法的次等人種那樣， 萬軍之主啊，請與我們同在， 免得我們忘記，免得我們忘記！ 因為異教徒的心把它的信任 寄托于發臭的隧道和鐵片， 所有建築在凡身上的堅定的凡身 都警惕着，不敢驚動主來警惕 那大言不慚的吹噓和蠢話&mdash&mdash 主啊，請寬恕你的子民！ 吉蔔林的許多用詞都是從《聖經》中借用過來的，在第二節中，他無疑想到了《詩篇》第一百二十七篇：&ldquo若不是主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費勞力；若不是主看守城池，看守的人警醒也是枉然。
&rdquo這一段文字不會對後希特勒時代的人們頭腦造成什麼印象。
在我們的時代，沒有人相信有任何比軍事力量更大的制裁力量；沒有人相信，除了用更強大的武力以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勝過武力。
沒有&ldquo律法&rdquo，隻有力量。
我并不是說，這是一種真正的信仰，我隻是說這是所有現代的人實際上都有的信仰。
那些硬說不是那樣的人或者是思想上的懦夫，或者是不加掩飾的力量崇拜者，或者是根本沒有跟上他們所處的時代。
吉蔔林的世界觀是前法西斯的。
他仍相信驕者必敗，神明必懲傲慢。
他沒有預見到坦克、轟炸機、無線電和秘密警察，或者他們的心理結果。
但是這麼說，你是不是推翻了原先所說吉蔔林的侵略主義和殘暴成性的話？沒有，你隻不過是說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觀點和現代歹徒觀點是兩碼事而已。
吉蔔林極其肯定地屬于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二年這個時期。
世界大戰及其後果使他怨憤不快，但沒有什麼迹象表明他從布爾戰争[2]以後所發生的任何事件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他是英帝國主義在其擴張階段的先知（甚至比他的詩作更甚，他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消失的光芒》讓你感覺到了那個時期的氣氛），而且也是英國軍隊的非正式史家，這支老式的雇傭軍于一九一四年開始改變它的組成。
他的全部信心，他活躍的、粗俗的活力，都來自法西斯分子和準法西斯分子所沒有的那種局限性。
吉蔔林晚年郁郁寡歡，毫無疑問，其原因是政治上的失望，而不是文學上的虛榮。
不知怎的，曆史沒有按計劃發展。
英國在獲得了空前最偉大的勝利以後，卻不似以前是個世界強國了，吉蔔林很敏感地看到了這一點。
他所理想化的階級失去了美德，年輕人不是貪圖享樂就是不問世事，要把地圖塗成粉紅色[3]的願望已經煙消雲散。
他不能理解這些情況，因為他對那作為帝國擴張的基礎的經濟力量從來沒有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像一般軍人或殖民官員沒有認識到的一樣，吉蔔林似乎沒有認識到，帝國主要是一件掙錢的生意。
他心目中的帝國主義是一種強迫的教化。
你對一夥沒有武裝的&ldquo土著&rdquo人群開槍，然後你建立&ldquo律法&rdquo，這包括道路、鐵路和法院。
因此，他不能看到，産生帝國的同一動機也可能毀滅帝國。
例如，把馬來亞叢林開發出來建立橡膠園的這個動機，也就是如今把這些橡膠園完好無損地拱手讓給日本人的動機。
現代極權主義者知道他們自己在幹什麼，而十九世紀的英國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幹什麼。
這兩種态度都有它們的好處，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