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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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是那些很值得偷竊的作家之一。
你隻要想一想，就是把他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也屬一種偷竊。
當切斯特頓為人人叢書版狄更斯作品集寫序言時，他似乎十分自然地把他自己的那種極具個人特色的中世紀主義加在狄更斯身上，最近一位馬克思主義作家托·阿·傑克森先生竭力要把狄更斯說成是個嗜血的革命家。
馬克思主義者說他&ldquo幾乎&rdquo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天主教徒說他&ldquo幾乎&rdquo是個天主教徒，而他們又都說他是個無産階級（或者像切斯特頓會說的那樣，&ldquo窮人&rdquo）的衛士。
在另一方面，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娅在她寫的一本關于列甯的小書中說到，列甯在生命快結束的時候去看了《爐邊蟋蟀》改編的劇本演出，他發現狄更斯的&ldquo中産階級溫情&rdquo是那麼的難以忍受，一場戲演出到一半他就中途退場了。
把&ldquo中産階級&rdquo理解為克魯普斯卡娅可能要表示的意思，這可能比切斯特頓和傑克森的評斷更為正确。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這句話中包含的對狄更斯的厭惡是有些不尋常的。
有不少人覺得他是不堪卒讀的，但是似乎很少人對他作品的總體精神感到有什麼敵意。
幾年以前，貝契霍弗·羅伯茨以小說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對狄更斯進行長篇累牍的攻擊的書（《盲目崇拜的這一面》），不過這隻是人身攻擊，大部分是關于狄更斯如何對待他妻子的。
它寫的一些事情，狄更斯的讀者一千個中也不會有一個聽到過的，這些事情也不能否定他的作品的價值。
那本書所表明的實際上是，一個作家文學上的個性同他的個人性格沒有什麼關系。
很可能，狄更斯在私人生活中的确是羅伯茨把他說成的那樣一個麻木不仁的以自我為中心者。
但是在他已出版的作品中，卻隐含着一種與這完全不同的個性，這一個性為他赢到的朋友遠比他的敵人為多。
情況也很可能不是這樣的，因為即使狄更斯是個布爾喬亞，他肯定也是個颠覆性作家，一個激進派，你甚至可以确實地說是個叛逆。
凡是廣泛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感到了這一點。
例如吉辛[1]，他是評論狄更斯的作家中最優秀的一個，本人也是激進派，但是他不贊同狄更斯的這一氣質，希望它不存在。
然而他從來沒有想否認這一氣質。
在《奧立佛·退斯特》、《艱難時世》、《荒涼山莊》、《小杜麗》中，狄更斯攻擊了英國的制度，其激烈程度是後人從未達到過的。
但是他做到了在攻擊的時候沒有引起别人對他的憎恨，而且更有甚者，受到他攻擊的人把他照單全收，使他自己成了一個民族象征。
英國公衆對狄更斯的态度總是有點像一頭挨了一棍的象，反而把這當作是愉快的搔癢。
我在十歲以前被教師把狄更斯硬灌進我喉嚨，甚至在那年紀我就可以察覺到那些教師極像克裡克爾先生。
你不用人告訴就清楚，律師們欣賞法庭庭吏布茲夫茲，《小杜麗》是内政部裡受歡迎的一本書。
狄更斯似乎做到了對誰都攻擊而又不得罪誰。
自然，這使你懷疑，他對社會的抨擊是不是有些不真實。
在社會上，道德上，政治上，他究竟站在哪裡？像往常一樣，如果你從判定他不是哪一類人着手，就更加容易弄清楚他的立場。
首先，他不是切斯特頓和傑克森先生所說的一個無産階級作家。
一是，因為他并不寫無産階級，在這方面，他隻是像過去和現在的壓倒多數的小說家。
如果你在小說中，特别是在英國小說中尋找無産階級，你找到的将隻是一個洞。
也許這話需要加以限定一下。
根據很容易明白的理由，農業勞工（在英國，是無産階級）在小說中得到了相當不錯的反映，關于罪犯、流浪漢已經寫了很多，而且最近對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也寫了很多。
但是普通的城市無産階級，那些推動輪子轉動的人，卻總是被小說家忽略過去了。
他們有機會進入一本書的封面和封底之間，幾乎總是作為憐憫的對象，或者滑稽的消遣。
狄更斯小說中的中心情節幾乎毫無例外地是在中産階級環境中發生的。
如果你詳細考察一下他的小說，你就會發現，他的真正題材是倫敦商業資産階級和他們的附庸&mdash&mdash律師、文官、買賣人、酒店主、小手藝匠和傭仆。
他沒有描繪過一個農業工人，隻有一次描繪過一個産業工人（《艱難時世》中的斯蒂芬·布萊克浦爾）。
《小杜麗》中普洛尼希一家也許是他對一個工人階級家庭最好的描繪&mdash&mdash例如，匹果提一家很難算是工人階級的&mdash&mdash但是總的來說，他對這種類型的人物的處理不是成功的。
如果你随便問一個一般讀者，他能記得狄更斯筆下的哪個無産階級人物，他幾乎肯定能記得的三個人物是比爾·賽克斯、山姆·韋勒和蓋普太太。
一個撬門溜鎖的竊賊，一個男仆，一個酗酒的産婆&mdash&mdash很難算是英國工人階級各階層的代表。
其次，按照一般接受的&ldquo革命的&rdquo這一詞的含義，狄更斯不是一個&ldquo革命的&rdquo作家。
但是他在這裡的地位需要作一些說明。
不論狄更斯可能是哪一類人，他肯定不是一個偷偷活動的靈魂拯救者，以為如果你能修改一些法規細則和廢除一些反常現象，世界就會完美無缺的那種好心的白癡。
值得把他同&mdash&mdash比如&mdash&mdash查爾斯·裡德[2]作一比較。
裡德比狄更斯要見多識廣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有公益精神。
他真正痛恨那些他能理解的弊端，他在一系列的小說中揭露了這些弊端，這些小說盡管荒謬可笑，但極有可讀性，而且他也許的确起了作用，改變了輿論對一些雖然小但是重要的問題的看法。
但是要他理解在現有社會的形式下有些弊端是不可能改正的，就超過他的智力了。
抓住這個或那個小弊端，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它送到英國的一個陪審團之前，一切就萬事大吉了&mdash&mdash這就是他的觀點。
狄更斯至少從來沒有想過，要醫治小膿疱，你可以把小膿疱割去。
在他的書中，你可以在每一頁上都看到，他意識到這個社會從根本上來說是有毛病的。
隻有當你問&ldquo哪一條根&rdquo時，你才開始理解他的地位。
事實是，狄更斯對社會的批評幾乎完全是限于道德上的。
因此在他的作品裡任何地方都完全沒有什麼建設性的建議。
他攻擊法律，攻擊議會制政府，攻擊教育制度等等，但從來沒有明确表示他要用什麼來代替。
當然，提出建設性建議不一定是小說家的事，或者是諷刺家的事，但是問題是，狄更斯的态度從根本上來說甚至不是破壞性的。
沒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他希望現有秩序被推翻，或者他相信如果被推翻的話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在實際上，他的目标不是社會而是&ldquo人性&rdquo。
很難在他書中找出哪一段是表明經濟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是錯誤的。
例如，他從來沒有對私人企業或私人财産作過什麼攻擊。
甚至在像《我們的共同朋友》這樣的一本用白癡般的意志把屍體的力量發動起來擾亂活人的書中，他也沒有想到要表示個人不應該握有這種不負責任的力量。
當然，你可以為你自己得出這個結論，你也可以從《艱難時世》末尾關于旁德貝的遺囑的話中再得出這個結論，而且，的确，你可以從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得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邪惡的結論；但是狄更斯自己并沒有作此結論。
有人說，麥考萊拒絕評論《艱難時世》，因為他不贊成它的&ldquo憤懑的社會主義&rdquo。
顯然，麥考萊這裡使用&ldquo社會主義&rdquo一詞的意思就像二十年前把一餐素食或者立體主義繪畫稱為&ldquo布爾什維主義&rdquo一樣。
該書中沒有一行文字是可以恰當地稱為社會主義的；的确，如果說它有傾向的話，這傾向則是擁護資本主義的，因為它的整個教誨是，資本家應該是仁慈的，而不是說工人應該是反叛的。
旁德貝是個恃強欺弱的說大話的人，而格雷格侖德則在道德上是盲目的，但是如果他們兩個都是好一些的人，制度就可以運行良好，從頭到尾，這就是隐含的意思。
就社會批評而言，你能從狄更斯那裡找到的，就不超出這一點了，除非你有意把自己的意思加在他的作品裡。
他的全部&ldquo信息&rdquo初看之下完全像是陳詞濫調：隻要大家行為規矩正派，這世道就會公平合理了。
自然，這就需要少數處于權威地位的人物的确是行為講規矩的。
因此就不斷出現&ldquo有錢的好人&rdquo這樣狄更斯式的人物。
這種人物特别屬于狄更斯的早期樂觀主義階段。
他往往是個&ldquo巨商&rdquo（我們不一定知道他做的是什麼商品買賣），他總是個超人式的心腸仁慈的老先生，他來去匆忙，提高職員薪水，拍拍孩子腦袋，把欠債的保出監獄，總而言之，像個童話裡的教母。
當然，他純粹是個夢中人物，比斯奎爾斯和密考伯更遠離現實。
甚至狄更斯有時也一定想到過，任何哪個那麼心急地要把錢送掉的人，首先是絕不可能得到錢的。
例如，匹克威克先生&ldquo曾在金融界&rdquo工作，但是很難想象他能在那裡發财。
盡管如此，這樣的人物像一根連接的線一樣在他大多數的作品裡貫穿始終。
匹克威克、契裡布爾斯一家、老朱茲爾威特、斯克魯奇&mdash&mdash一個又一個都是這樣的人物，有錢的好人，把金币施舍給别人。
但是狄更斯在這裡的确顯出了有所發展的迹象。
在他中期的作品中，有錢的好人在某種程度上淡出了。
在《雙城記》或《遠大前程》中，沒有人再扮演這一角色了，《遠大前程》事實上肯定是對&ldquo樂善好施&rdquo的一種攻擊，在《艱難時世》中，隻是由改過後的格雷格侖德來扮演，而效果則十分可疑。
這個角色在《小杜麗》中和《荒涼山莊》中分别由米格爾斯和約翰·加達斯以一種相當不同的方式重新出現，你也許還可以加上《大衛·科波菲爾》中的貝茜·特羅特伍德。
但是在這些作品中，有錢的好人已從一個&ldquo巨商&rdquo縮為一個靠利息收入的人。
這是意味深長的。
靠利息收入為生的是有産階級一分子，雖說自己幾乎都不知道他能夠，而且的确是使别人為他工作的，但他很少有直接權力。
不像斯克魯奇或者契裡布爾斯一家，他不能用提高大家工資來糾正不公正現象。
狄更斯在五十年代寫的那些相當消沉的書中似乎可以引出的結論是，這時候他已了解到用心良好的個人在一個腐化的社會裡是束手無策的。
盡管如此，在最後一部寫完的小說《我們的共同朋友》（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五年出版）中，有錢的好人在波芬的身上又極為光彩地回來了。
波芬是無産階級出身，隻是靠遺贈才緻富的，但是他成了照例的救星，到處撒錢解決大家的問題。
他甚至像契裡布爾斯那樣到處奔走。
在好幾個方面，《我們的共同朋友》回到了原先的方式，而且不是不成功的。
狄更斯的思想似乎足足地繞了一個圈子。
再一次，個人的好心成了萬能的藥方。
狄更斯對他那時代的一個突出的弊端說得很少，那就是童工。
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兒童受苦的描述，但一般他們都是在學校裡而不是在工廠裡受苦。
他所作的惟一關于童工的詳細記述是在《大衛·科波菲爾》中關于小大衛在摩德斯通和格林貝公司倉庫裡洗涮酒瓶的描寫。
這當然是自傳性的。
狄更斯本人在十歲的時候曾在河濱道的瓦倫裡鞋油廠做過工，情況同這裡所講的很相像。
對他來說，這是一種非常痛苦的記憶，一半是因為他覺得這件事丢他父母的臉，甚至他連妻子也不告訴，一直到婚後很久。
他在《大衛·科波菲爾》中回顧這一時期時說： 甚至到現在，我還覺得有些奇怪，我居然會在這樣的年紀被這麼輕易地抛棄掉。
一個能力出衆并且有敏銳觀察力的孩子，聰明、熱心、纖弱，很快就受到了身心的傷害。
我覺得十分奇怪，怎能夠沒有人對我作什麼表示。
但是沒有什麼表示；因此，我在十歲頭上就成了一個小童工，在摩德斯通和格林貝工廠做工。
在描述了和他一起做工的那些粗野孩子以後，他又說： 我落到同這些人為伍心裡暗暗感到的痛苦是任何言語都不能表達的&hellip&hellip我感到我那想長大後成為一個有學問的傑出的人的希望在我心中給壓得粉碎了。
顯然，這不是大衛·科波菲爾在說話，這是狄更斯自己。
他在幾個月以前開始寫，後來又放下不寫的自傳中幾乎用了同樣的話。
當然，狄更斯這麼說是對的：一個有天賦的孩子不應該一天工作十小時貼瓶子标簽，但是他沒有說任何孩子都不應該遭到這樣的命運，并且沒有理由可以推定他會這麼想。
大衛從倉庫裡脫身出來，可是米克·瓦克和米萊·波推托斯等孩子還在那裡，沒有迹象表示狄更斯對此是感到怎麼不安的。
像平常一樣，他沒有表示這樣的意識：社會的結構是可以改變的。
他瞧不起政治，并不相信議會會做什麼好事&mdash&mdash他曾經在議會當過速記員，沒有疑問，這是一次令人幻想破滅的經曆&mdash&mdash而且他對那時候人們最寄希望的工會運動是抱有一點敵意的态度的。
在《艱難時世》中，工會運動是作為比騙局好不了多少的事情來寫的，它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雇主不夠有家長的氣度。
斯蒂芬·布萊克浦爾拒絕參加工會在狄更斯眼中倒是一種優點。
而且，如傑克林先生所指出的，《巴納比·魯奇》中，徒工聯合會大概是對狄更斯自己時代的非法的或剛夠合法的工會的攻擊，這些工會有他們自己的秘密集會、暗号等等。
顯然，他希望工人能得到合理的對待，但是沒有迹象表明他希望他們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不用說采取公開的暴力行動了。
實際上，狄更斯在兩部小說《巴納比·魯奇》和《雙城記》中描寫了狹義的革命。
在《巴納比·魯奇》中，這實際上是一場暴亂，不是革命。
一七八〇年戈登暴亂[3]雖然有宗教偏見作為借口，卻似乎不過是爆發一場沒有意義的殺人放火搶劫。
狄更斯對這種事情的态度充分地表現在這一點上：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把暴亂的領袖寫成從瘋人院逃出來的三個瘋子。
他後來沒有這樣做，但是書中的主要人物确是一個農村白癡。
在描寫暴亂的幾章中，狄更斯對亂民暴力表現了極為深刻的恐懼。
他津津有味地描寫社會的&ldquo渣滓&rdquo怎麼樣獸心勃發肆意作惡的場面。
這些章節有極大的心理學上的價值，因為它們表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擔憂之深。
他所描寫的事情隻可能出諸他的想象，因為在他一生之中沒有發生過這樣規模的暴亂。
例如，下面是他的一段描寫： 要是把瘋人院的大門統統打開，也不會湧出那天晚上那麼瘋狂的瘋子。
有人在花圃上跳啊踩啊，好像是踐踏敵人似的，而且還随意攀摘，像野人擰脖子。
還有人把點燃的火炬擲向空中，結果落在他們自己的腦袋上和臉上，燒傷了皮膚，留下不忍卒睹的傷口。
也有人奔向火焰，雙手劃着，好像是在水上劃船；另外有人隻是由于别人阻攔才沒有投身進去滿足自己的渴望。
有一個喝醉酒的青年，看上去還不滿二十歲，躺在地上，嘴邊還銜着酒瓶，屋頂上的鉛皮給燒成火紅一片，陣雨似的傾注下來，像白熱的蠟一般融在他的頭上&hellip&hellip但是在這一群吵吵嚷嚷的亂民之中，沒有一個人從這種景象中看到有什麼可憐的地方，或者感到看不下去；也沒有人對這種暴烈的、愚蠢的、沒有理智的發洩感到作嘔。
你幾乎會以為你是在讀佛朗哥[4]将軍的一個擁護者對&ldquo赤化&rdquo的西班牙的描述。
當然，你必須記住，狄更斯寫這一段文字時，倫敦的&ldquo暴民&rdquo仍然存在。
（如今已沒有暴民，隻有少數烏合之衆。
）低工資和人口的增長與流動帶來了一支龐大的、危險的貧民窟無産者，而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初，還沒有像警察那樣的組織。
在碎磚開始飛扔的時候，你除了關上窗戶或者請軍隊前來開火以外，沒有别的辦法。
在《雙城記》中，狄更斯寫的是一場真的關系重大的革命，他的态度就不同了，不過也不是完全不同。
事實上，《雙城記》是一部很容易留下一個錯誤印象的書，特别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讀過《雙城記》的人無不記得的一件事就是&ldquo恐怖統治&rdquo。
全部書是由斷頭台&mdash&mdash送屍車辚辚而過，血淋淋的鍘刀，掉在籃子裡的腦袋，一邊看着殺人一邊編織毛衣的滿臉陰險的老太婆&mdash&mdash所籠罩着的。
實際上，這些場面隻占幾章篇幅，但是寫得十分緊張，而全書的其餘部分發展甚慢。
不過《雙城記》并不是《紫蘩蒌》[5]的配套作品。
狄更斯看得很清楚，法國革命一定會發生，被處決的人中有許多是罪該一死的。
他說，如果你的行為像法國貴族那樣，必然會有報應。
他一次又一次地這麼重複說。
我們一再被提醒，當&ldquo老爺&rdquo躺在床上，有四名身穿号衣的男仆侍候他喝巧克力，而農民卻在外面挨餓，這時候，森林裡就有一棵樹在成長，到時候就會鋸成木闆，供搭斷頭台之用，等等，等等。
他用最清晰的語言說明，有了這樣的原因，恐怖統治是必然的： 這樣談論這場可怕的革命是太過分了&hellip&hellip好像它是天底下惟一的一場沒有經過播種的收獲&mdash&mdash好像從來沒有做過造成它的原因的事&mdash&mdash好像看到法國千百萬可憐的民衆受苦受難，看到應該用來造福于他們的資源被濫用浪費的這些觀察家，竟然在多年之前沒有預見到它必然會來臨，沒有用明白的話把他們所看到的記錄下來。
他又說： 凡是想象力可以把自己的想象記錄下來以來所能想象到的這一切貪得無厭的惡魔，都在一次想象力的實現中即斷頭台上融化了。
法國有種類多樣的土壤和氣候，但是在法國，卻沒有一根草、一片葉、一條根、一根枝、一粒胡椒，會在産生這場恐怖的條件更加有把握的條件下生長成熟。
用同樣的錘子再一次打爛人性，人性仍會以同樣扭曲的形态出現。
換句話說，法國的貴族早已自掘墳墓。
但是，在這裡，并沒有現在稱為曆史必然性的認識。
狄更斯看到，有着那樣的原因，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認為，原因卻可能避免。
革命是因為幾百年的壓迫使得法國農民過着人不像人的生活才發生的事情。
如果邪惡的貴族能夠像斯克魯奇那樣棄邪歸正，就不會有革命，不會有農民起義，不會有斷頭台&mdash&mdash那一切就好多了。
這是與&ldquo革命的&rdquo态度正好相反的态度。
從&ldquo革命的&rdquo觀點來看，階級鬥争是進步的主要動力，因此，剝奪農民和驅使他們走上反叛道路的貴族扮演了必要的角色，正如把貴族送上斷頭台的雅各賓黨人一樣。
狄更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寫過可以作此解釋的一句半行的話。
在他看來，革命隻不過是由暴政所生産的一個惡魔，最後以吞噬它自己的生産者收場。
在西德尼·卡爾頓在斷頭台腳下看到的未來景象中，他預見到了德法奇和恐怖統治的其他領導人都喪身在同一鍘刀之下&mdash&mdash事實上，這大緻就是後來發生的情況。
而且狄更斯十分确信革命是個惡魔。
正因為如此，人人都記得《雙城記》中的革命場面；這些場面有噩夢的性質，而這是狄更斯自己的噩夢。
他一再堅持認為革命的恐怖行為是沒有意義的&mdash&mdash大批屠殺，無法無天，到處是令人提心吊膽的間諜密探，暴民的嗜血成性。
關于巴黎暴民的描寫超過了《巴納比·魯奇》中的任何描寫，例如，成群的殺人犯在九月大屠殺中屠殺監獄犯人之前争着擠在磨刀石前要磨刀的描寫。
在他看來，革命家不過是喪失人性的野人，事實上，不過是瘋子而已。
他對他們的狂熱是用一種出奇的高度想象來描寫的。
例如，他寫他們跳&ldquo卡馬涅拉舞&rdquo[6]： 人數當不少于五百，但他們跳得像是五千個惡魔&hellip&hellip他們跟着這支流行的革命歌曲跳舞，速度很快，好像大家一緻在咬牙齒&hellip&hellip他們前進，後退，互相拍手，互相抓頭，單獨旋轉，抓住對方，再成對旋轉，一直到有不少人累得倒在地上&hellip&hellip突然，他們又停止了，休息了一下，又重新打拍子開始，排列成行，占了整個街道的寬度，低着頭，舉着手，大聲尖叫，猛撲過去。
沒有别的毆鬥有這種舞蹈一半可怕的。
這完全是一種堕落的運動&mdash&mdash一種曾經是純潔無邪而如今已完全受魔法控制的東西了。
他甚至說這些壞蛋之中的一些人還有把兒童送上斷頭台的嗜好。
應該讀一讀我在上面節引的段落的全文。
這一段和其他類似段落都表明狄更斯對革命的歇斯底裡所感到的恐懼有多深。
例如，請看他寫的&ldquo低着頭，舉着手&rdquo等的筆法，以及這筆法所傳達的兇險景象。
德法奇夫人的确是個可怕人物，她肯定是狄更斯寫壞人的最成功之作。
德法奇等人不過是&ldquo在舊秩序的廢墟上興起的新壓迫者&rdquo，革命法庭是由&ldquo最下層、最殘忍、最糟糕的人&rdquo主持的，如此等等。
狄更斯從頭到尾都不放過一個革命時期的噩夢般的不安全感，在這點上，他表現了很大程度的預見。
&ldquo有罪推定的法律剝奪了自由和生命的一切保障，把無辜的好人交給有罪的壞人；監獄裡盡是沒有犯過任何罪的人，他們的申訴沒人理睬&rdquo&mdash&mdash這在今天可以相當準确地用在好些國家身上。
任何革命的辯護士一般總企圖盡量輕描淡寫革命的恐怖；狄更斯卻想誇大這些恐怖&mdash&mdash從一種曆史的觀點來看，他确是誇大了。
甚至法國革命時期的&ldquo恐怖統治&rdquo也遠遠不如他所描寫的那麼嚴重。
盡管他沒有舉出數字，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場瘋狂的屠殺持續了好幾年，而在實際上，就死亡人數而論，與拿破侖各場戰役中任何一場相比，恐怖統治整個事件不過是場兒戲而已。
但是血淋淋的鍘刀和辚辚來去的運屍車在他的心中造成了一種特别的、陰森森的景象，他把它傳給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由于狄更斯，&ldquo運屍車&rdquo一詞有了一種使人不寒而栗的聲音；使你忘記了一輛運屍車隻是一種農村的大車而已。
直到今天，在一般的英國人看來，法國革命就隻是意味着斬下的首級堆積如山。
奇怪的是，狄更斯比他的時代的大多數英國人更加同情革命的思想，卻在造成這種印象方面起了這麼大的作用。
如果你痛恨暴力而又不相信政治，剩下的惟一辦法是教育。
也許社會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但是對個别人總是有希望的，如果你能在他還年輕的時候抓住他的話。
這個
你隻要想一想，就是把他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也屬一種偷竊。
當切斯特頓為人人叢書版狄更斯作品集寫序言時，他似乎十分自然地把他自己的那種極具個人特色的中世紀主義加在狄更斯身上，最近一位馬克思主義作家托·阿·傑克森先生竭力要把狄更斯說成是個嗜血的革命家。
馬克思主義者說他&ldquo幾乎&rdquo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天主教徒說他&ldquo幾乎&rdquo是個天主教徒，而他們又都說他是個無産階級（或者像切斯特頓會說的那樣，&ldquo窮人&rdquo）的衛士。
在另一方面，娜捷施達·克魯普斯卡娅在她寫的一本關于列甯的小書中說到，列甯在生命快結束的時候去看了《爐邊蟋蟀》改編的劇本演出，他發現狄更斯的&ldquo中産階級溫情&rdquo是那麼的難以忍受，一場戲演出到一半他就中途退場了。
把&ldquo中産階級&rdquo理解為克魯普斯卡娅可能要表示的意思，這可能比切斯特頓和傑克森的評斷更為正确。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這句話中包含的對狄更斯的厭惡是有些不尋常的。
有不少人覺得他是不堪卒讀的，但是似乎很少人對他作品的總體精神感到有什麼敵意。
幾年以前，貝契霍弗·羅伯茨以小說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對狄更斯進行長篇累牍的攻擊的書（《盲目崇拜的這一面》），不過這隻是人身攻擊，大部分是關于狄更斯如何對待他妻子的。
它寫的一些事情，狄更斯的讀者一千個中也不會有一個聽到過的，這些事情也不能否定他的作品的價值。
那本書所表明的實際上是，一個作家文學上的個性同他的個人性格沒有什麼關系。
很可能，狄更斯在私人生活中的确是羅伯茨把他說成的那樣一個麻木不仁的以自我為中心者。
但是在他已出版的作品中，卻隐含着一種與這完全不同的個性，這一個性為他赢到的朋友遠比他的敵人為多。
情況也很可能不是這樣的，因為即使狄更斯是個布爾喬亞，他肯定也是個颠覆性作家，一個激進派，你甚至可以确實地說是個叛逆。
凡是廣泛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感到了這一點。
例如吉辛[1]，他是評論狄更斯的作家中最優秀的一個，本人也是激進派，但是他不贊同狄更斯的這一氣質，希望它不存在。
然而他從來沒有想否認這一氣質。
在《奧立佛·退斯特》、《艱難時世》、《荒涼山莊》、《小杜麗》中，狄更斯攻擊了英國的制度，其激烈程度是後人從未達到過的。
但是他做到了在攻擊的時候沒有引起别人對他的憎恨，而且更有甚者，受到他攻擊的人把他照單全收，使他自己成了一個民族象征。
英國公衆對狄更斯的态度總是有點像一頭挨了一棍的象，反而把這當作是愉快的搔癢。
我在十歲以前被教師把狄更斯硬灌進我喉嚨，甚至在那年紀我就可以察覺到那些教師極像克裡克爾先生。
你不用人告訴就清楚，律師們欣賞法庭庭吏布茲夫茲，《小杜麗》是内政部裡受歡迎的一本書。
狄更斯似乎做到了對誰都攻擊而又不得罪誰。
自然，這使你懷疑，他對社會的抨擊是不是有些不真實。
在社會上，道德上，政治上，他究竟站在哪裡？像往常一樣，如果你從判定他不是哪一類人着手，就更加容易弄清楚他的立場。
首先，他不是切斯特頓和傑克森先生所說的一個無産階級作家。
一是，因為他并不寫無産階級，在這方面，他隻是像過去和現在的壓倒多數的小說家。
如果你在小說中，特别是在英國小說中尋找無産階級，你找到的将隻是一個洞。
也許這話需要加以限定一下。
根據很容易明白的理由，農業勞工（在英國，是無産階級）在小說中得到了相當不錯的反映，關于罪犯、流浪漢已經寫了很多，而且最近對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也寫了很多。
但是普通的城市無産階級，那些推動輪子轉動的人，卻總是被小說家忽略過去了。
他們有機會進入一本書的封面和封底之間，幾乎總是作為憐憫的對象，或者滑稽的消遣。
狄更斯小說中的中心情節幾乎毫無例外地是在中産階級環境中發生的。
如果你詳細考察一下他的小說，你就會發現，他的真正題材是倫敦商業資産階級和他們的附庸&mdash&mdash律師、文官、買賣人、酒店主、小手藝匠和傭仆。
他沒有描繪過一個農業工人，隻有一次描繪過一個産業工人（《艱難時世》中的斯蒂芬·布萊克浦爾）。
《小杜麗》中普洛尼希一家也許是他對一個工人階級家庭最好的描繪&mdash&mdash例如，匹果提一家很難算是工人階級的&mdash&mdash但是總的來說，他對這種類型的人物的處理不是成功的。
如果你随便問一個一般讀者，他能記得狄更斯筆下的哪個無産階級人物，他幾乎肯定能記得的三個人物是比爾·賽克斯、山姆·韋勒和蓋普太太。
一個撬門溜鎖的竊賊，一個男仆，一個酗酒的産婆&mdash&mdash很難算是英國工人階級各階層的代表。
其次，按照一般接受的&ldquo革命的&rdquo這一詞的含義，狄更斯不是一個&ldquo革命的&rdquo作家。
但是他在這裡的地位需要作一些說明。
不論狄更斯可能是哪一類人，他肯定不是一個偷偷活動的靈魂拯救者，以為如果你能修改一些法規細則和廢除一些反常現象，世界就會完美無缺的那種好心的白癡。
值得把他同&mdash&mdash比如&mdash&mdash查爾斯·裡德[2]作一比較。
裡德比狄更斯要見多識廣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有公益精神。
他真正痛恨那些他能理解的弊端，他在一系列的小說中揭露了這些弊端，這些小說盡管荒謬可笑，但極有可讀性，而且他也許的确起了作用，改變了輿論對一些雖然小但是重要的問題的看法。
但是要他理解在現有社會的形式下有些弊端是不可能改正的，就超過他的智力了。
抓住這個或那個小弊端，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它送到英國的一個陪審團之前，一切就萬事大吉了&mdash&mdash這就是他的觀點。
狄更斯至少從來沒有想過，要醫治小膿疱，你可以把小膿疱割去。
在他的書中，你可以在每一頁上都看到，他意識到這個社會從根本上來說是有毛病的。
隻有當你問&ldquo哪一條根&rdquo時，你才開始理解他的地位。
事實是，狄更斯對社會的批評幾乎完全是限于道德上的。
因此在他的作品裡任何地方都完全沒有什麼建設性的建議。
他攻擊法律，攻擊議會制政府，攻擊教育制度等等，但從來沒有明确表示他要用什麼來代替。
當然，提出建設性建議不一定是小說家的事，或者是諷刺家的事，但是問題是，狄更斯的态度從根本上來說甚至不是破壞性的。
沒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他希望現有秩序被推翻，或者他相信如果被推翻的話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在實際上，他的目标不是社會而是&ldquo人性&rdquo。
很難在他書中找出哪一段是表明經濟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是錯誤的。
例如，他從來沒有對私人企業或私人财産作過什麼攻擊。
甚至在像《我們的共同朋友》這樣的一本用白癡般的意志把屍體的力量發動起來擾亂活人的書中，他也沒有想到要表示個人不應該握有這種不負責任的力量。
當然，你可以為你自己得出這個結論，你也可以從《艱難時世》末尾關于旁德貝的遺囑的話中再得出這個結論，而且，的确，你可以從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得出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邪惡的結論；但是狄更斯自己并沒有作此結論。
有人說，麥考萊拒絕評論《艱難時世》，因為他不贊成它的&ldquo憤懑的社會主義&rdquo。
顯然，麥考萊這裡使用&ldquo社會主義&rdquo一詞的意思就像二十年前把一餐素食或者立體主義繪畫稱為&ldquo布爾什維主義&rdquo一樣。
該書中沒有一行文字是可以恰當地稱為社會主義的；的确，如果說它有傾向的話，這傾向則是擁護資本主義的，因為它的整個教誨是，資本家應該是仁慈的，而不是說工人應該是反叛的。
旁德貝是個恃強欺弱的說大話的人，而格雷格侖德則在道德上是盲目的，但是如果他們兩個都是好一些的人，制度就可以運行良好，從頭到尾，這就是隐含的意思。
就社會批評而言，你能從狄更斯那裡找到的，就不超出這一點了，除非你有意把自己的意思加在他的作品裡。
他的全部&ldquo信息&rdquo初看之下完全像是陳詞濫調：隻要大家行為規矩正派，這世道就會公平合理了。
自然，這就需要少數處于權威地位的人物的确是行為講規矩的。
因此就不斷出現&ldquo有錢的好人&rdquo這樣狄更斯式的人物。
這種人物特别屬于狄更斯的早期樂觀主義階段。
他往往是個&ldquo巨商&rdquo（我們不一定知道他做的是什麼商品買賣），他總是個超人式的心腸仁慈的老先生，他來去匆忙，提高職員薪水，拍拍孩子腦袋，把欠債的保出監獄，總而言之，像個童話裡的教母。
當然，他純粹是個夢中人物，比斯奎爾斯和密考伯更遠離現實。
甚至狄更斯有時也一定想到過，任何哪個那麼心急地要把錢送掉的人，首先是絕不可能得到錢的。
例如，匹克威克先生&ldquo曾在金融界&rdquo工作，但是很難想象他能在那裡發财。
盡管如此，這樣的人物像一根連接的線一樣在他大多數的作品裡貫穿始終。
匹克威克、契裡布爾斯一家、老朱茲爾威特、斯克魯奇&mdash&mdash一個又一個都是這樣的人物，有錢的好人，把金币施舍給别人。
但是狄更斯在這裡的确顯出了有所發展的迹象。
在他中期的作品中，有錢的好人在某種程度上淡出了。
在《雙城記》或《遠大前程》中，沒有人再扮演這一角色了，《遠大前程》事實上肯定是對&ldquo樂善好施&rdquo的一種攻擊，在《艱難時世》中，隻是由改過後的格雷格侖德來扮演，而效果則十分可疑。
這個角色在《小杜麗》中和《荒涼山莊》中分别由米格爾斯和約翰·加達斯以一種相當不同的方式重新出現，你也許還可以加上《大衛·科波菲爾》中的貝茜·特羅特伍德。
但是在這些作品中，有錢的好人已從一個&ldquo巨商&rdquo縮為一個靠利息收入的人。
這是意味深長的。
靠利息收入為生的是有産階級一分子，雖說自己幾乎都不知道他能夠，而且的确是使别人為他工作的，但他很少有直接權力。
不像斯克魯奇或者契裡布爾斯一家，他不能用提高大家工資來糾正不公正現象。
狄更斯在五十年代寫的那些相當消沉的書中似乎可以引出的結論是，這時候他已了解到用心良好的個人在一個腐化的社會裡是束手無策的。
盡管如此，在最後一部寫完的小說《我們的共同朋友》（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五年出版）中，有錢的好人在波芬的身上又極為光彩地回來了。
波芬是無産階級出身，隻是靠遺贈才緻富的，但是他成了照例的救星，到處撒錢解決大家的問題。
他甚至像契裡布爾斯那樣到處奔走。
在好幾個方面，《我們的共同朋友》回到了原先的方式，而且不是不成功的。
狄更斯的思想似乎足足地繞了一個圈子。
再一次，個人的好心成了萬能的藥方。
狄更斯對他那時代的一個突出的弊端說得很少，那就是童工。
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兒童受苦的描述，但一般他們都是在學校裡而不是在工廠裡受苦。
他所作的惟一關于童工的詳細記述是在《大衛·科波菲爾》中關于小大衛在摩德斯通和格林貝公司倉庫裡洗涮酒瓶的描寫。
這當然是自傳性的。
狄更斯本人在十歲的時候曾在河濱道的瓦倫裡鞋油廠做過工，情況同這裡所講的很相像。
對他來說，這是一種非常痛苦的記憶，一半是因為他覺得這件事丢他父母的臉，甚至他連妻子也不告訴，一直到婚後很久。
他在《大衛·科波菲爾》中回顧這一時期時說： 甚至到現在，我還覺得有些奇怪，我居然會在這樣的年紀被這麼輕易地抛棄掉。
一個能力出衆并且有敏銳觀察力的孩子，聰明、熱心、纖弱，很快就受到了身心的傷害。
我覺得十分奇怪，怎能夠沒有人對我作什麼表示。
但是沒有什麼表示；因此，我在十歲頭上就成了一個小童工，在摩德斯通和格林貝工廠做工。
在描述了和他一起做工的那些粗野孩子以後，他又說： 我落到同這些人為伍心裡暗暗感到的痛苦是任何言語都不能表達的&hellip&hellip我感到我那想長大後成為一個有學問的傑出的人的希望在我心中給壓得粉碎了。
顯然，這不是大衛·科波菲爾在說話，這是狄更斯自己。
他在幾個月以前開始寫，後來又放下不寫的自傳中幾乎用了同樣的話。
當然，狄更斯這麼說是對的：一個有天賦的孩子不應該一天工作十小時貼瓶子标簽，但是他沒有說任何孩子都不應該遭到這樣的命運，并且沒有理由可以推定他會這麼想。
大衛從倉庫裡脫身出來，可是米克·瓦克和米萊·波推托斯等孩子還在那裡，沒有迹象表示狄更斯對此是感到怎麼不安的。
像平常一樣，他沒有表示這樣的意識：社會的結構是可以改變的。
他瞧不起政治，并不相信議會會做什麼好事&mdash&mdash他曾經在議會當過速記員，沒有疑問，這是一次令人幻想破滅的經曆&mdash&mdash而且他對那時候人們最寄希望的工會運動是抱有一點敵意的态度的。
在《艱難時世》中，工會運動是作為比騙局好不了多少的事情來寫的，它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雇主不夠有家長的氣度。
斯蒂芬·布萊克浦爾拒絕參加工會在狄更斯眼中倒是一種優點。
而且，如傑克林先生所指出的，《巴納比·魯奇》中，徒工聯合會大概是對狄更斯自己時代的非法的或剛夠合法的工會的攻擊，這些工會有他們自己的秘密集會、暗号等等。
顯然，他希望工人能得到合理的對待，但是沒有迹象表明他希望他們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不用說采取公開的暴力行動了。
實際上，狄更斯在兩部小說《巴納比·魯奇》和《雙城記》中描寫了狹義的革命。
在《巴納比·魯奇》中，這實際上是一場暴亂，不是革命。
一七八〇年戈登暴亂[3]雖然有宗教偏見作為借口，卻似乎不過是爆發一場沒有意義的殺人放火搶劫。
狄更斯對這種事情的态度充分地表現在這一點上：他的第一個念頭是把暴亂的領袖寫成從瘋人院逃出來的三個瘋子。
他後來沒有這樣做，但是書中的主要人物确是一個農村白癡。
在描寫暴亂的幾章中，狄更斯對亂民暴力表現了極為深刻的恐懼。
他津津有味地描寫社會的&ldquo渣滓&rdquo怎麼樣獸心勃發肆意作惡的場面。
這些章節有極大的心理學上的價值，因為它們表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擔憂之深。
他所描寫的事情隻可能出諸他的想象，因為在他一生之中沒有發生過這樣規模的暴亂。
例如，下面是他的一段描寫： 要是把瘋人院的大門統統打開，也不會湧出那天晚上那麼瘋狂的瘋子。
有人在花圃上跳啊踩啊，好像是踐踏敵人似的，而且還随意攀摘，像野人擰脖子。
還有人把點燃的火炬擲向空中，結果落在他們自己的腦袋上和臉上，燒傷了皮膚，留下不忍卒睹的傷口。
也有人奔向火焰，雙手劃着，好像是在水上劃船；另外有人隻是由于别人阻攔才沒有投身進去滿足自己的渴望。
有一個喝醉酒的青年，看上去還不滿二十歲，躺在地上，嘴邊還銜着酒瓶，屋頂上的鉛皮給燒成火紅一片，陣雨似的傾注下來，像白熱的蠟一般融在他的頭上&hellip&hellip但是在這一群吵吵嚷嚷的亂民之中，沒有一個人從這種景象中看到有什麼可憐的地方，或者感到看不下去；也沒有人對這種暴烈的、愚蠢的、沒有理智的發洩感到作嘔。
你幾乎會以為你是在讀佛朗哥[4]将軍的一個擁護者對&ldquo赤化&rdquo的西班牙的描述。
當然，你必須記住，狄更斯寫這一段文字時，倫敦的&ldquo暴民&rdquo仍然存在。
（如今已沒有暴民，隻有少數烏合之衆。
）低工資和人口的增長與流動帶來了一支龐大的、危險的貧民窟無産者，而在十九世紀中期之初，還沒有像警察那樣的組織。
在碎磚開始飛扔的時候，你除了關上窗戶或者請軍隊前來開火以外，沒有别的辦法。
在《雙城記》中，狄更斯寫的是一場真的關系重大的革命，他的态度就不同了，不過也不是完全不同。
事實上，《雙城記》是一部很容易留下一個錯誤印象的書，特别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
讀過《雙城記》的人無不記得的一件事就是&ldquo恐怖統治&rdquo。
全部書是由斷頭台&mdash&mdash送屍車辚辚而過，血淋淋的鍘刀，掉在籃子裡的腦袋，一邊看着殺人一邊編織毛衣的滿臉陰險的老太婆&mdash&mdash所籠罩着的。
實際上，這些場面隻占幾章篇幅，但是寫得十分緊張，而全書的其餘部分發展甚慢。
不過《雙城記》并不是《紫蘩蒌》[5]的配套作品。
狄更斯看得很清楚，法國革命一定會發生，被處決的人中有許多是罪該一死的。
他說，如果你的行為像法國貴族那樣，必然會有報應。
他一次又一次地這麼重複說。
我們一再被提醒，當&ldquo老爺&rdquo躺在床上，有四名身穿号衣的男仆侍候他喝巧克力，而農民卻在外面挨餓，這時候，森林裡就有一棵樹在成長，到時候就會鋸成木闆，供搭斷頭台之用，等等，等等。
他用最清晰的語言說明，有了這樣的原因，恐怖統治是必然的： 這樣談論這場可怕的革命是太過分了&hellip&hellip好像它是天底下惟一的一場沒有經過播種的收獲&mdash&mdash好像從來沒有做過造成它的原因的事&mdash&mdash好像看到法國千百萬可憐的民衆受苦受難，看到應該用來造福于他們的資源被濫用浪費的這些觀察家，竟然在多年之前沒有預見到它必然會來臨，沒有用明白的話把他們所看到的記錄下來。
他又說： 凡是想象力可以把自己的想象記錄下來以來所能想象到的這一切貪得無厭的惡魔，都在一次想象力的實現中即斷頭台上融化了。
法國有種類多樣的土壤和氣候，但是在法國，卻沒有一根草、一片葉、一條根、一根枝、一粒胡椒，會在産生這場恐怖的條件更加有把握的條件下生長成熟。
用同樣的錘子再一次打爛人性，人性仍會以同樣扭曲的形态出現。
換句話說，法國的貴族早已自掘墳墓。
但是，在這裡，并沒有現在稱為曆史必然性的認識。
狄更斯看到，有着那樣的原因，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認為，原因卻可能避免。
革命是因為幾百年的壓迫使得法國農民過着人不像人的生活才發生的事情。
如果邪惡的貴族能夠像斯克魯奇那樣棄邪歸正，就不會有革命，不會有農民起義，不會有斷頭台&mdash&mdash那一切就好多了。
這是與&ldquo革命的&rdquo态度正好相反的态度。
從&ldquo革命的&rdquo觀點來看，階級鬥争是進步的主要動力，因此，剝奪農民和驅使他們走上反叛道路的貴族扮演了必要的角色，正如把貴族送上斷頭台的雅各賓黨人一樣。
狄更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寫過可以作此解釋的一句半行的話。
在他看來，革命隻不過是由暴政所生産的一個惡魔，最後以吞噬它自己的生産者收場。
在西德尼·卡爾頓在斷頭台腳下看到的未來景象中，他預見到了德法奇和恐怖統治的其他領導人都喪身在同一鍘刀之下&mdash&mdash事實上，這大緻就是後來發生的情況。
而且狄更斯十分确信革命是個惡魔。
正因為如此，人人都記得《雙城記》中的革命場面；這些場面有噩夢的性質，而這是狄更斯自己的噩夢。
他一再堅持認為革命的恐怖行為是沒有意義的&mdash&mdash大批屠殺，無法無天，到處是令人提心吊膽的間諜密探，暴民的嗜血成性。
關于巴黎暴民的描寫超過了《巴納比·魯奇》中的任何描寫，例如，成群的殺人犯在九月大屠殺中屠殺監獄犯人之前争着擠在磨刀石前要磨刀的描寫。
在他看來，革命家不過是喪失人性的野人，事實上，不過是瘋子而已。
他對他們的狂熱是用一種出奇的高度想象來描寫的。
例如，他寫他們跳&ldquo卡馬涅拉舞&rdquo[6]： 人數當不少于五百，但他們跳得像是五千個惡魔&hellip&hellip他們跟着這支流行的革命歌曲跳舞，速度很快，好像大家一緻在咬牙齒&hellip&hellip他們前進，後退，互相拍手，互相抓頭，單獨旋轉，抓住對方，再成對旋轉，一直到有不少人累得倒在地上&hellip&hellip突然，他們又停止了，休息了一下，又重新打拍子開始，排列成行，占了整個街道的寬度，低着頭，舉着手，大聲尖叫，猛撲過去。
沒有别的毆鬥有這種舞蹈一半可怕的。
這完全是一種堕落的運動&mdash&mdash一種曾經是純潔無邪而如今已完全受魔法控制的東西了。
他甚至說這些壞蛋之中的一些人還有把兒童送上斷頭台的嗜好。
應該讀一讀我在上面節引的段落的全文。
這一段和其他類似段落都表明狄更斯對革命的歇斯底裡所感到的恐懼有多深。
例如，請看他寫的&ldquo低着頭，舉着手&rdquo等的筆法，以及這筆法所傳達的兇險景象。
德法奇夫人的确是個可怕人物，她肯定是狄更斯寫壞人的最成功之作。
德法奇等人不過是&ldquo在舊秩序的廢墟上興起的新壓迫者&rdquo，革命法庭是由&ldquo最下層、最殘忍、最糟糕的人&rdquo主持的，如此等等。
狄更斯從頭到尾都不放過一個革命時期的噩夢般的不安全感，在這點上，他表現了很大程度的預見。
&ldquo有罪推定的法律剝奪了自由和生命的一切保障，把無辜的好人交給有罪的壞人；監獄裡盡是沒有犯過任何罪的人，他們的申訴沒人理睬&rdquo&mdash&mdash這在今天可以相當準确地用在好些國家身上。
任何革命的辯護士一般總企圖盡量輕描淡寫革命的恐怖；狄更斯卻想誇大這些恐怖&mdash&mdash從一種曆史的觀點來看，他确是誇大了。
甚至法國革命時期的&ldquo恐怖統治&rdquo也遠遠不如他所描寫的那麼嚴重。
盡管他沒有舉出數字，他給人的印象是，一場瘋狂的屠殺持續了好幾年，而在實際上，就死亡人數而論，與拿破侖各場戰役中任何一場相比，恐怖統治整個事件不過是場兒戲而已。
但是血淋淋的鍘刀和辚辚來去的運屍車在他的心中造成了一種特别的、陰森森的景象，他把它傳給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由于狄更斯，&ldquo運屍車&rdquo一詞有了一種使人不寒而栗的聲音；使你忘記了一輛運屍車隻是一種農村的大車而已。
直到今天，在一般的英國人看來，法國革命就隻是意味着斬下的首級堆積如山。
奇怪的是，狄更斯比他的時代的大多數英國人更加同情革命的思想，卻在造成這種印象方面起了這麼大的作用。
如果你痛恨暴力而又不相信政治，剩下的惟一辦法是教育。
也許社會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但是對個别人總是有希望的，如果你能在他還年輕的時候抓住他的話。
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