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格雷厄姆·格林的《問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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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裡出版的傑出小說中有很大比例是天主教作家寫的，很可以稱為天主教小說。
這麼說的一個原因是，不僅現世與來世之間的沖突，而且聖與善之間的沖突，都成了普通不信教的作家無法利用的富有成果的主題。
格雷厄姆·格林曾在《權力與榮耀》中成功地利用過一次，另一次用在《布賴頓硬糖》上的成功則有很大疑問。
他最近的書《問題的核心》，說得盡可能客氣一些，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給人的印象是結構機械，熟見的沖突像代數方程式一樣展開，對心理上的或然性沒有作任何嘗試。
故事輪廓如下：時間是在一九四二年，地點是在西非一個英國殖民地，沒有說明名字，大概是黃金海岸[1]。
一個名叫斯考比少校的警察局副局長是天主教皈依者，他在一艘葡萄牙船的船長艙裡找到了一封藏在那裡的寫有德國地址的信。
這封信後來查明是私人信，完全沒有問題，但是，斯考比當然有責任把它交給上級當局。
但是他為葡萄牙船長感到可憐，這種感情使他禁不住把信銷毀再也不向誰提起。
據作者向我們解釋，斯考比是個正直得有些過分的人。
他不喝酒，不受賄，不養黑人情婦，不玩弄官僚主義陰謀，事實上，他在各方面都因為為人太正直而不招人喜歡，就像正人君子阿裡斯蒂德[2]一樣。
他對葡萄牙船長的寬大是他的第一步堕落。
在這以後，他的生活就成了一種以&ldquo唉，我們編織了一個多麼亂七八糟的網啊&rdquo為主題曲的寓言，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他善良的心把他引入歧途。
他同一個從遭到魚雷襲擊的船上救出的姑娘發生了戀情，開始時是出于同情。
他繼續保持這戀情主要是出于責任感，因為如果抛棄她，那姑娘就會精神崩潰；他為了她而向妻子撒謊，免得她因妒忌而痛苦。
由于他打算繼續他的奸情，他不去做忏悔，而且為了避免妻子懷疑，告訴她他去做了忏悔。
這就使他做出了真正說得上是可怕的事來：一邊在犯該遭天罰的罪，一邊在領聖餐。
到了這時，還有其他的糾葛，都是在同樣情況下引起的，斯考比最後決定，惟一出路是通過自殺這一不可寬恕的罪來達到解脫。
絕不能讓任何人因為他的死而痛苦，他因此把它安排得看上去像一件意外事故。
結果他弄糟了一個細節，大家都知道了他是自殺。
本書以一位天主教神父認為斯考比也許不會遭天罰的暗示收尾，這樣的暗示的正統性頗可懷疑。
不過，斯考比本人并不抱此種希望。
他始終保持緘默，嘴唇緊閉、臉色發白，去了他純粹出于君子風度而認為必遭天罰的去處。
我并沒有把這故事情節加以醜化。
甚至在披上現實主義細節的外衣的時候，它也像我指出的那樣荒誕可笑。
最不對頭的顯然是斯考比的動機，姑且假定你可以相信，這動機也不足以解釋他的行動。
第一個出現的問題是：為什麼把這故事的背景放在西非?除了其中一個角色是叙利亞貿易商以外，整個故事也可以發生在倫敦郊區。
非洲人隻是作為偶然提到的背景而存在的，整個時間裡實際萦繞在斯考比心中的事&mdash&mdash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敵視，反對當地民族主義運動的鬥争&mdash&mdash根本沒有提到。
的确，雖然相當詳細地給我們看到了他的思想，他很少表現出在考慮他的工作，即使考慮到了，也是一些繁瑣的方面，同時他從來沒有考慮到戰争，盡管時間是一九四二年。
他感興趣的隻是自己走向天罰的曆程。
以殖民地作背景，這顯得十分不可能，但這種不可能也存在于《
這麼說的一個原因是，不僅現世與來世之間的沖突，而且聖與善之間的沖突，都成了普通不信教的作家無法利用的富有成果的主題。
格雷厄姆·格林曾在《權力與榮耀》中成功地利用過一次，另一次用在《布賴頓硬糖》上的成功則有很大疑問。
他最近的書《問題的核心》，說得盡可能客氣一些，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給人的印象是結構機械，熟見的沖突像代數方程式一樣展開，對心理上的或然性沒有作任何嘗試。
故事輪廓如下：時間是在一九四二年，地點是在西非一個英國殖民地，沒有說明名字，大概是黃金海岸[1]。
一個名叫斯考比少校的警察局副局長是天主教皈依者，他在一艘葡萄牙船的船長艙裡找到了一封藏在那裡的寫有德國地址的信。
這封信後來查明是私人信，完全沒有問題，但是，斯考比當然有責任把它交給上級當局。
但是他為葡萄牙船長感到可憐，這種感情使他禁不住把信銷毀再也不向誰提起。
據作者向我們解釋，斯考比是個正直得有些過分的人。
他不喝酒，不受賄，不養黑人情婦，不玩弄官僚主義陰謀，事實上，他在各方面都因為為人太正直而不招人喜歡，就像正人君子阿裡斯蒂德[2]一樣。
他對葡萄牙船長的寬大是他的第一步堕落。
在這以後，他的生活就成了一種以&ldquo唉，我們編織了一個多麼亂七八糟的網啊&rdquo為主題曲的寓言，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他善良的心把他引入歧途。
他同一個從遭到魚雷襲擊的船上救出的姑娘發生了戀情，開始時是出于同情。
他繼續保持這戀情主要是出于責任感，因為如果抛棄她，那姑娘就會精神崩潰；他為了她而向妻子撒謊，免得她因妒忌而痛苦。
由于他打算繼續他的奸情，他不去做忏悔，而且為了避免妻子懷疑，告訴她他去做了忏悔。
這就使他做出了真正說得上是可怕的事來：一邊在犯該遭天罰的罪，一邊在領聖餐。
到了這時，還有其他的糾葛，都是在同樣情況下引起的，斯考比最後決定，惟一出路是通過自殺這一不可寬恕的罪來達到解脫。
絕不能讓任何人因為他的死而痛苦，他因此把它安排得看上去像一件意外事故。
結果他弄糟了一個細節，大家都知道了他是自殺。
本書以一位天主教神父認為斯考比也許不會遭天罰的暗示收尾，這樣的暗示的正統性頗可懷疑。
不過，斯考比本人并不抱此種希望。
他始終保持緘默，嘴唇緊閉、臉色發白，去了他純粹出于君子風度而認為必遭天罰的去處。
我并沒有把這故事情節加以醜化。
甚至在披上現實主義細節的外衣的時候，它也像我指出的那樣荒誕可笑。
最不對頭的顯然是斯考比的動機，姑且假定你可以相信，這動機也不足以解釋他的行動。
第一個出現的問題是：為什麼把這故事的背景放在西非?除了其中一個角色是叙利亞貿易商以外，整個故事也可以發生在倫敦郊區。
非洲人隻是作為偶然提到的背景而存在的，整個時間裡實際萦繞在斯考比心中的事&mdash&mdash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敵視，反對當地民族主義運動的鬥争&mdash&mdash根本沒有提到。
的确，雖然相當詳細地給我們看到了他的思想，他很少表現出在考慮他的工作，即使考慮到了，也是一些繁瑣的方面，同時他從來沒有考慮到戰争，盡管時間是一九四二年。
他感興趣的隻是自己走向天罰的曆程。
以殖民地作背景，這顯得十分不可能，但這種不可能也存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