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德亞德·吉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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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做法也是令人讨厭的。
不過，他的詩作得到朗誦的機會比默念多，大多數人都本能地在引用時作了必要的改正。
你能想象上世紀九十年代或如今有哪個士兵在讀《軍營歌謠》時感到作者是一個為他們說話的作家嗎？很難想象。
任何一個士兵如果能讀一本詩的話馬上就會注意到吉蔔林幾乎毫不知覺軍隊裡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有一場階級戰争在進行。
這不僅是因為他把士兵看成是個醜角，而且他認為他是愛國的、封建的、崇拜軍官的和以做女王的兵而自豪的。
當然，這有一部分是對的，否則就不可能打那些仗了，但是，&ldquo我為你，英國，我的英國，做了些什麼？&rdquo基本上是一個中産階級的問題。
幾乎随便哪個勞動者會馬上接着問：&ldquo英國為我做了些什麼？&rdquo就吉蔔林對此的了解而言，他簡單地歸結于&ldquo下層階級的極端自私&rdquo（他本人的話）。
他在不寫英國人而寫&ldquo忠心耿耿&rdquo的印度人的時候，他的&ldquo老爺您好&rdquo的基調有時到了令人厭惡的程度。
但事實仍是，他較之他的同時代的大多數&ldquo自由主義分子&rdquo或者我們時代的大多數&ldquo自由主義分子&rdquo更加關心普通士兵得多，更加希望他們能得到公平的對待。
他看到士兵受到了忽視，軍饷不足，而且還受到其收入多于他們衛護的人們的虛僞蔑視。
他在死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ldquo我開始明白了士兵生活的可悲境地，他們所受到的沒有必要的折磨。
&rdquo有人攻擊他美化戰争，也許他是這樣，但是他并沒有像常見的那樣美化戰争，把戰争說成是一場足球比賽。
像大多數能夠寫戰争詩篇的人一樣，吉蔔林從來沒有上過戰場，但是他的戰争描寫卻是寫實的。
他知道子彈傷人，在炮火之下人人恐懼，普通士兵從不知道戰争是為了什麼才打的，或者除了自己所處的戰場一隅以外，從不知道整個戰局，而且英國軍隊像其他軍隊一樣常常落荒而逃： 我聽到我身後的刀響， 但是我不敢正視我的敵人， 我也不知我這是到哪裡去， 因為我沒有停一步來看一看， 一直到我聽到一個叫花兵 一邊跑一邊尖聲叫救命， 我想我熟悉那個聲音&mdash&mdash 那就是我自己的聲音！ 把這首用現代化的詞句來寫，它很可能出諸二十年代反戰作品。
還有： 如今子彈穿過塵土飛來， 沒有人想前去迎接， 但是每個叫花兵卻難違此命； 這樣他們就像上了鐐铐的人， 即使不樂意上前也随隊而上， 行動出奇地僵硬遲緩。
以此與下面一首相比較： &ldquo輕步兵，沖啊！&rdquo 有沒有人膽怯？ 沒有！雖然當兵的知道 有人犯了大錯。
如果說有什麼不對的話，吉蔔林隻是過分渲染了戰争的恐怖，因為在他年輕的時候的戰争，以我們如今的标準來衡量，實在算不上是戰争。
也許這是因為他身上的神經質的氣質，對殘暴行為的渴求。
但是至少他知道，奉命去攻打不可能攻下的目标的士兵是膽怯的，而且一天才四便士的軍饷談不上優厚。
關于十九世紀末期那支長期服役的雇傭軍隊，吉蔔林留給我們的圖像究竟有多麼全面或真實？就像吉蔔林所寫的關于十九世紀英屬印度的情況一樣，你必須說，這不僅是最好的，而且幾乎是我們所擁有的惟一文學圖像。
他記錄了大量你隻有從口頭傳說中或者不堪卒讀的團史中才能弄到的材料。
他所描繪的軍隊生活圖像比實際的情況似乎更加全面、确切，也許是因為任何一個中産階級的英國人都可能有足夠的了解來填補空白。
無論如何，讀到埃德蒙·威爾遜[7]先生剛剛發表的或正要發表的關于吉蔔林的論文，有那麼多的事情使我們看來熟悉得有些發膩而在一個美國人看來卻很難理解，我感到吃驚。
不過從吉蔔林早期著作中的确産生一種對機關槍時代以前的舊式軍隊的栩栩如生而又不是太嚴重誤導的圖像&mdash&mdash在直布羅陀或勒克瑙的熱不可耐的軍營，紅色上衣的軍裝，刷白的軍官皮帶和無邊小圓帽，啤酒，毆鬥，鞭罰，絞刑和釘十字架，吹号集合，大麥和馬尿的氣味，留着一尺長大胡子的大聲吆喝的士官，血腥的伏擊總是指揮不當，擁擠的運兵船，霍亂蔓延的兵營，&ldquo土著&rdquo小老婆，最後在收容所死掉。
這是一幅殘忍的、庸俗的圖像，在其中，歌舞廳中一首愛國的插曲似乎同左拉的更加血腥的一段描寫交雜在一起了，但是後代的人能夠從中得出關于長期服役的志願兵軍隊的大緻概念。
在大約同樣的水平上，他們可以了解一些沒有聽說過汽車和水箱的時代的英屬印度的生活。
如果認為，要是喬治·莫爾[8]，或者吉辛，或者托馬斯·哈代有吉蔔林的機會，我們可能讀到更好的書，這麼想是錯誤的。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十九世紀的英國不可能産生一部像《戰争與和平》那樣的作品，或者像托爾斯泰關于軍隊生活的次要作品如《塞瓦斯托波爾》或者《哥薩克》，不是因為一定缺乏才華，而是因為有足夠的悟性來寫這種作品的人沒有一個會作恰當的接觸。
托爾斯泰生活在一個軍事大帝國中，幾乎每一個家庭的年輕人似乎都很自然需在軍隊中度過幾年，而英帝國當初和現在都仍是非軍事化到了大陸的觀察家幾乎難以置信的程度。
有教養的人不會輕易地離開文明的中心，在大多數國家的語言中都很缺乏你可以稱為殖民文學的東西。
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環境的結合才産生了吉蔔林的俗不可耐的場面：小兵奧特裡斯和霍克斯比太太站在棕榈樹前聽着寺廟的鐘聲，其中一個必要的環境條件是，吉蔔林本人必須是個半開化者。
吉蔔林是我們時代惟一的為語言增添了短語的英國作家。
我們拿過來使用而沒有想到它們的來源的那些新詞彙和短語，并不總是來自我們所欽佩的作家。
例如，聽到納粹廣播員把俄國兵說成是&ldquo機器人&rdquo（robots）是很奇怪的，因為這是不自覺地借用了他們如果能夠抓到就會加以殺害的一位捷克民主
不過，他的詩作得到朗誦的機會比默念多，大多數人都本能地在引用時作了必要的改正。
你能想象上世紀九十年代或如今有哪個士兵在讀《軍營歌謠》時感到作者是一個為他們說話的作家嗎？很難想象。
任何一個士兵如果能讀一本詩的話馬上就會注意到吉蔔林幾乎毫不知覺軍隊裡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樣有一場階級戰争在進行。
這不僅是因為他把士兵看成是個醜角，而且他認為他是愛國的、封建的、崇拜軍官的和以做女王的兵而自豪的。
當然，這有一部分是對的，否則就不可能打那些仗了，但是，&ldquo我為你，英國，我的英國，做了些什麼？&rdquo基本上是一個中産階級的問題。
幾乎随便哪個勞動者會馬上接着問：&ldquo英國為我做了些什麼？&rdquo就吉蔔林對此的了解而言，他簡單地歸結于&ldquo下層階級的極端自私&rdquo（他本人的話）。
他在不寫英國人而寫&ldquo忠心耿耿&rdquo的印度人的時候，他的&ldquo老爺您好&rdquo的基調有時到了令人厭惡的程度。
但事實仍是，他較之他的同時代的大多數&ldquo自由主義分子&rdquo或者我們時代的大多數&ldquo自由主義分子&rdquo更加關心普通士兵得多，更加希望他們能得到公平的對待。
他看到士兵受到了忽視，軍饷不足，而且還受到其收入多于他們衛護的人們的虛僞蔑視。
他在死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ldquo我開始明白了士兵生活的可悲境地，他們所受到的沒有必要的折磨。
&rdquo有人攻擊他美化戰争，也許他是這樣，但是他并沒有像常見的那樣美化戰争，把戰争說成是一場足球比賽。
像大多數能夠寫戰争詩篇的人一樣，吉蔔林從來沒有上過戰場，但是他的戰争描寫卻是寫實的。
他知道子彈傷人，在炮火之下人人恐懼，普通士兵從不知道戰争是為了什麼才打的，或者除了自己所處的戰場一隅以外，從不知道整個戰局，而且英國軍隊像其他軍隊一樣常常落荒而逃： 我聽到我身後的刀響， 但是我不敢正視我的敵人， 我也不知我這是到哪裡去， 因為我沒有停一步來看一看， 一直到我聽到一個叫花兵 一邊跑一邊尖聲叫救命， 我想我熟悉那個聲音&mdash&mdash 那就是我自己的聲音！ 把這首用現代化的詞句來寫，它很可能出諸二十年代反戰作品。
還有： 如今子彈穿過塵土飛來， 沒有人想前去迎接， 但是每個叫花兵卻難違此命； 這樣他們就像上了鐐铐的人， 即使不樂意上前也随隊而上， 行動出奇地僵硬遲緩。
以此與下面一首相比較： &ldquo輕步兵，沖啊！&rdquo 有沒有人膽怯？ 沒有！雖然當兵的知道 有人犯了大錯。
如果說有什麼不對的話，吉蔔林隻是過分渲染了戰争的恐怖，因為在他年輕的時候的戰争，以我們如今的标準來衡量，實在算不上是戰争。
也許這是因為他身上的神經質的氣質，對殘暴行為的渴求。
但是至少他知道，奉命去攻打不可能攻下的目标的士兵是膽怯的，而且一天才四便士的軍饷談不上優厚。
關于十九世紀末期那支長期服役的雇傭軍隊，吉蔔林留給我們的圖像究竟有多麼全面或真實？就像吉蔔林所寫的關于十九世紀英屬印度的情況一樣，你必須說，這不僅是最好的，而且幾乎是我們所擁有的惟一文學圖像。
他記錄了大量你隻有從口頭傳說中或者不堪卒讀的團史中才能弄到的材料。
他所描繪的軍隊生活圖像比實際的情況似乎更加全面、确切，也許是因為任何一個中産階級的英國人都可能有足夠的了解來填補空白。
無論如何，讀到埃德蒙·威爾遜[7]先生剛剛發表的或正要發表的關于吉蔔林的論文，有那麼多的事情使我們看來熟悉得有些發膩而在一個美國人看來卻很難理解，我感到吃驚。
不過從吉蔔林早期著作中的确産生一種對機關槍時代以前的舊式軍隊的栩栩如生而又不是太嚴重誤導的圖像&mdash&mdash在直布羅陀或勒克瑙的熱不可耐的軍營，紅色上衣的軍裝，刷白的軍官皮帶和無邊小圓帽，啤酒，毆鬥，鞭罰，絞刑和釘十字架，吹号集合，大麥和馬尿的氣味，留着一尺長大胡子的大聲吆喝的士官，血腥的伏擊總是指揮不當，擁擠的運兵船，霍亂蔓延的兵營，&ldquo土著&rdquo小老婆，最後在收容所死掉。
這是一幅殘忍的、庸俗的圖像，在其中，歌舞廳中一首愛國的插曲似乎同左拉的更加血腥的一段描寫交雜在一起了，但是後代的人能夠從中得出關于長期服役的志願兵軍隊的大緻概念。
在大約同樣的水平上，他們可以了解一些沒有聽說過汽車和水箱的時代的英屬印度的生活。
如果認為，要是喬治·莫爾[8]，或者吉辛，或者托馬斯·哈代有吉蔔林的機會，我們可能讀到更好的書，這麼想是錯誤的。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十九世紀的英國不可能産生一部像《戰争與和平》那樣的作品，或者像托爾斯泰關于軍隊生活的次要作品如《塞瓦斯托波爾》或者《哥薩克》，不是因為一定缺乏才華，而是因為有足夠的悟性來寫這種作品的人沒有一個會作恰當的接觸。
托爾斯泰生活在一個軍事大帝國中，幾乎每一個家庭的年輕人似乎都很自然需在軍隊中度過幾年，而英帝國當初和現在都仍是非軍事化到了大陸的觀察家幾乎難以置信的程度。
有教養的人不會輕易地離開文明的中心，在大多數國家的語言中都很缺乏你可以稱為殖民文學的東西。
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環境的結合才産生了吉蔔林的俗不可耐的場面：小兵奧特裡斯和霍克斯比太太站在棕榈樹前聽着寺廟的鐘聲，其中一個必要的環境條件是，吉蔔林本人必須是個半開化者。
吉蔔林是我們時代惟一的為語言增添了短語的英國作家。
我們拿過來使用而沒有想到它們的來源的那些新詞彙和短語，并不總是來自我們所欽佩的作家。
例如，聽到納粹廣播員把俄國兵說成是&ldquo機器人&rdquo（robots）是很奇怪的，因為這是不自覺地借用了他們如果能夠抓到就會加以殺害的一位捷克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