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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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是狄更斯關心兒童的部分原因。
沒有别的人，至少沒有别的英國作家，在寫兒童時期時比狄更斯寫得更好。
盡管自那以後我們已積累了許多知識，盡管現在兒童已受到比較合理的對待，但是，沒有别的小說家表現出與狄更斯同樣深入了解兒童的觀點的能力。
我第一次讀到《大衛·科波菲爾》時大約隻有九歲。
開頭幾章的心理氣氛對我是那樣的親切易解，我模糊地想這大概是一個孩子寫的。
但是，當你成年之後重讀這本書時，看到&mdash&mdash舉例來說&mdash&mdash摩德斯通夫婦從高大吓人的惡魔形象縮小成有些滑稽的壞蛋時，這些章節的魅力仍然不減。
狄更斯能夠同時站在兒童的心理的内外，做到同一場面既滑稽可笑又真實可怕，完全看你在讀此書時的年齡而定。
例如，大衛被誣偷吃羊肉排那一場面，或者《遠大前程》中匹普從哈維夏小姐家中回來，發現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描述他所看到的事件，就說了一套荒誕的謊話&mdash&mdash這些謊話當然被信以為真&mdash&mdash來規避。
兒童時期的所有孤獨感都躍然紙上。
而且狄更斯極其精确地記錄了兒童頭腦的運作，它的視覺化的傾向，它對某些印象的敏感程度。
匹普說到他童年時代對死去父母的了解是從他們的墓碑上得來的： 我父親墓碑上的字體形狀，使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認為他是一個方方正正，結結實實的膚色很深的人，一頭黑色鬈發。
從&ldquo其妻喬治安娜合葬于此&rdquo的銘刻的字體和筆鋒，我得出一個孩子氣的結論，我母親是面有雀斑、身體多病的。
在他們的墓邊整齊地排列着五塊小小的菱形石塊，每塊約有一尺半長，這是對我的五個小兄弟的紀念&hellip&hellip我由此堅定地相信，他們是躺着生下來的，雙手插在褲兜裡，在這樣的生存狀态下從來沒有伸出來過。
《大衛·科波菲爾》中也有一段類似的段落。
大衛咬了摩德斯通的手以後，給送到一所學校裡去，背上被迫挂着一塊牌子：&ldquo留意此人。
他要咬人。
&rdquo他看着操場大門上孩子們刻的自己的名字，從每個名字的樣子看來，他似乎知道這個孩子會用什麼口氣讀出他背上牌子上的話： 有個叫斯鐵福思的孩子刻的名字非常深、非常多，我想他一定會大聲朗讀出來，讀完扯我的頭發。
另一個孩子叫托美·屈拉得爾斯的，我擔心他會借此戲弄，假裝很怕我。
第三個叫喬治·鄧波兒，我想他會唱着讀。
我小時讀到這一段時，似乎覺得這正是這些名字會引起的景象。
原因當然是這些名字讀音的聯想。
但是在狄更斯之前，有多少人注意到這種事情呢？在狄更斯時代，對孩子采取比較同情的态度，比現在要罕見得多。
十九世紀初期可是兒童生不逢時的時代。
在狄更斯年輕的時候，兒童仍舊&ldquo在刑事法庭受到嚴厲的審判，他們被高高舉起讓大家都看到&rdquo，十三歲的孩子因為小偷小摸而被處絞刑還是前不久的事。
&ldquo要把孩子收拾得服服帖帖&rdquo的主張十分流行。
一直到十九世紀很晚的時候，《費爾卻爾德一家》[7]都是給兒童讀的标準讀物。
這本可惡的書如今是在大量删節後繼續問世的，但是原版很值得一讀。
這使你對兒童受到的管教有時達到什麼程度有個大緻的概念。
例如，費爾卻爾德先生遇到孩子吵架，先抓來揍一頓，每打一杖，口中就朗聲背一句瓦茨博士的話&ldquo這些癞皮狗，看你們還叫不叫，咬不咬&rdquo，然後把他們帶到吊着兇犯的發臭腐屍的絞架下面，整整呆一個下午。
在這個世紀初期，成千上萬的兒童，有的年紀很小，隻有六歲，就在煤礦裡和紡紗廠裡，累死累活地做苦工，真的是到累死為止，甚至在時髦的公學裡，孩子們因為背錯了一句拉丁詩而要給鞭得血痕累累。
有一件事，狄更斯似乎是認識到的，而他的同時代的人大多數卻沒有認識到，那就是鞭打的性虐待成分。
我想這可以從《大衛·科波菲爾》和《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得出這個結論。
但是對孩子的心理殘忍同肉體殘忍一樣引起他的憤慨，雖然有相當數目的例外，他筆下的學校教師一般都是惡棍壞蛋。
當時英國所存在的每一種教育，除了大學和幾所有名公學以外，都在狄更斯的筆下遭到了抨擊。
其中有布林伯博士的學院，那裡的孩子都被希臘文灌輸得快要脹破肚皮了，還有該時期的令人厭惡的慈善學校，培養了像諾亞·克萊波爾和尤利亞·希普那樣的标本，還有薩勒姆學校和多思博愛學校，以及伍普斯爾先生的姨婆辦的那所實在丢人的女子學校。
狄更斯說的情況，有一些今天仍舊是真實的。
薩勒姆學校是現代&ldquo預備學校&rdquo的老祖宗，情況仍十分相像；至于伍普斯爾先生的姨婆，目前在英國幾乎所有的小鎮上仍有同一痕迹的騙局存在。
但是，像往常一樣，狄更斯的批評既不是建設性的，也不是破壞性的。
他看到了以希臘詞彙和鞭杖為基礎的教育制度的荒唐，但在另一方面，他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現的新型學校又不贊成。
這種&ldquo現代化&rdquo學校堅持講究&ldquo事實&rdquo。
那麼他又要什麼呢？像往常一樣，他要的似乎是一種現有東西的道德化&mdash&mdash老式的學校，但沒有鞭打，沒有恫吓，沒有餓肚子，沒有那麼多的希臘文課程。
大衛·科波菲爾從摩德斯通和格林貝工廠脫身出來以後去的那所斯特朗博士的學校就是沒有那些缺點的薩勒姆學校，不過添進了不少&ldquo灰色舊石塊牆頭&rdquo的氣氛： 斯特朗博士的學校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它與克裡克爾先生的學校的不同，就像善與惡的不同一樣。
它的氣氛肅穆莊重，凡事井井有條，制度健全，一切都能喚起孩子們的自尊和誠實的天性&hellip&hellip産生奇迹般的效果。
我們都覺得我們在學校的管理方面，在維持它的校風和尊嚴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們很快地對它産生了熱烈的感情&mdash&mdash我知道至少自己是一個，而且，我在那裡的時候，從來不知道有任何孩子不是那樣的&mdash&mdash而且用心學習，希望不要辜負它的名聲。
我們在課餘玩高尚的遊戲，而且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我記得即使在那時候，我們在鎮上也得到了好評，從來沒有由于我們的儀表或作風而玷污斯特朗博士和斯特朗博士的學生的名聲。
在這一段籠統含糊的話中，你可以看到狄更斯是完全缺乏任何教育理論的。
他可以想象一所好學校的道德氣氛，但是到此為止，不能再進一步。
孩子們&ldquo用心學習&rdquo，但是他們學的是什麼？沒有疑問，這是布林伯博士的課程，隻是沖淡一些而已。
考慮到狄更斯小說中到處表現出來的他對社會的态度，你若知道他把他的大兒子送到伊頓公學去，把他的所有孩子都送去受通常教育的訓練，你是會感到震驚的。
吉辛似乎認為，他這麼做可能是因為他很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受的教育不夠。
這裡，吉辛也許受到自己對古典學識的愛好的影響。
狄更斯很少，或者說沒有，受過正式教育，但他并沒有因此而缺什麼，而且總的來說，他似乎是意識到這一點的。
如果說他不能夠設想一個比斯特朗博士的學校更好的學校，或者，比實際生活中的伊頓公學更好的學校，那大概是由于思想上的欠缺，而不是吉辛所說的那個原因。
看來好像是，狄更斯在對社會的每一次攻擊中鋒芒所向總是精神的改變而不是結構的改變。
要想斷定他主張什麼明确的解救辦法，更不用說信奉什麼政治學說，是沒有希望的。
他的方針總是在道德層面上，他的态度可以用他說到斯特朗博士的學校與克裡克爾先生的學校的不同&ldquo就像善與惡的不同&rdquo一樣那句話來充分概括。
兩件事情可以既是十分相像，又有天淵之别。
天堂和地獄都在同一地方。
不&ldquo改變心&rdquo而改變制度是沒有用的&mdash&mdash這基本上是他一直在說的話。
如果情況就是這樣，那麼他可能不過是個粉飾太平的作家，一個反動的說假話的人。
&ldquo改變心&rdquo事實上是那些不願意危及現狀的人的口實。
但是狄更斯不是個說假話的人，除了在一些小事情上，而且你讀了他的書得出的最強烈的一個印象是他對暴虐統治的痛恨。
我在前文說過，狄更斯不是公認意義上的革命作家。
但是一點也不能肯定的是，對社會僅僅作道德上的批評就一定不如目前流行的政治經濟上的批評那樣革命，而且，話得說回來，革命畢竟意味着要把一切都翻一個個兒。
布萊克[8]不是政治家，但是，在像&ldquo我漫步走過每一條特許的街道&rdquo那樣的詩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的了解比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書報還多。
實際情況是，進步不是幻想，但它很緩慢，總是令人失望。
總是有個新暴君在等着從老暴君那裡接過手來&mdash&mdash一般不是這麼壞，但仍是個暴君。
因此，有兩個論點總是站得住腳的。
一個是，你在沒有改變制度之前怎麼改善人性？另一個是，你在沒有改善人性之前改變制度有什麼用呢？它們對不同的人各有吸引力，而且大概還有在一定的時候互換的傾向。
道德家和革命家總是不斷地互相拆台。
馬克思在道德家的腳下爆炸了一百噸的炸藥，我們如今仍生活在那爆炸的震天回響中。
但是，在什麼地方，已有地雷兵在工作，在埋設新的炸藥，要在月球上炸掉馬克思。
然後，馬克思，或者像他那樣的什麼人會帶着更多的炸藥回來，這樣的情況就反複繼續下去，一直到我們無法預見的最後結束。
主要問題&mdash&mdash如何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問題&mdash&mdash仍未解決。
狄更斯沒有那樣的眼光，能看到私有财産是讨厭的障礙，但是卻能看到這一點。
&ldquo隻要大家行為規矩正派，這世道就會公平合理了&rdquo并不是聽起來的那種陳詞濫調。
二 也許，狄更斯比大多數作家都可以更加充分地用他的社會出身來解釋，盡管他的家庭曆史并不完全像你從他的小說中所推想的那樣。
他的父親是政府機構的文官，通過他的母親的家庭，他同陸軍和海軍中人都有關系。
但是從九歲起，他就在倫敦的商業環境中生活，而且一般來說，是在一種在貧窮中掙紮的氛圍中長大的。
思想上他屬于城市小布爾喬亞，而且他恰好是這一階級的特别好的标本，可以說是所有&ldquo特點&rdquo都得到了高度的發展。
這是他為什麼這麼令人感興趣的部分原因。
如果我們要舉一個現代的相應人物，最接近的就是赫·喬·威爾斯[9]，也有同樣的曆史背景，而且作為小說家，顯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師承狄更斯。
阿諾德·本涅特[10]基本上是同一類型，但與其他兩人不同，他是英格蘭中部人，有工業的和不信奉國教的背景，不是商業的和國教派的背景。
城市小資産階級分子的最大缺點，也是優點，是他有局限性的世界觀。
他把世界看成是一個中産階級的世界，一切在這個世界範圍之外的東西，不是可笑的便是有點邪惡的。
一方面，他與工業或土壤沒有接觸；另一方面，他與統治階級也沒有接觸。
任何凡是仔細研究過威爾斯的小說的人，都會注意到，雖然他對貴族恨之入骨，視同毒藥，但是他對富人并不特别反感，對無産者并無熱情。
他最痛恨的人，他認為造成人類一切弊端的人，是國王、地主、教士、民族主義者、軍人、學者和農民。
這張單子以國王開始，以農民收尾，初看之下，似乎有點像大雜燴，但在實際上，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都是老派的人，受傳統支配，目光放在過去，因此與新興資産者截然相反，後者把錢押在将來，而把過去看成不過是不散的陰魂。
實際上，狄更斯雖然生活在資産階級确實是個新興階級的時期，但是他表現出來的這個特點不如威爾斯顯明。
他對于将來幾乎是沒有意識的，對于古舊的景色（&ldquo古色古香的教堂&rdquo等等）卻幾乎有一種酸不溜丢的眷戀。
盡管如此，他最痛恨的幾類人的單子與威爾斯的單子之十分相同，令人觸目。
籠統地說，他是站在工人階級的一邊，由于他們受壓迫，對他們有一種一般化的同情，但是他在實際上對他們并沒有太多的了解；他們在他的小說中主要是當作傭仆出現的，而且是滑稽的傭仆。
在天平的另一頭，他痛恨貴族，而且也痛恨大資産階級，在這一點上比威爾斯略勝一籌。
他的真正的同情寄在上面是匹克威克先生，下面是巴基斯先生。
但是就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一類型來說，&ldquo貴族&rdquo這一詞是含糊不清的，需要明确化。
實際上，狄更斯的對象不完全是大貴族，他們很少出現在他的小說中，而是他們的小旁系，在倫敦五月市[11]寓所靠接濟為生的老太太，還有官吏和職業軍人。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對這些人的無數懷有敵意的描寫，幾乎沒有心懷善意的。
例如，對于地主階級，幾乎沒有善意的描寫。
萊斯特·德洛克爵士可能是個例外，但仍難以确定；除此之外隻有瓦德爾先生（他是個老一套的人物，所謂&ldquo心地善良的老鄉紳&rdquo）和《巴納比·魯奇》裡的哈雷代爾，他之所以獲得狄更斯的好感是因為他是個受迫害的天主教徒。
對于軍人（即軍官）沒有善意的描寫，海軍軍人則根本沒有。
至于他筆下的官吏、法官和推事，其中大多數人要是放到&ldquo廢話處&rdquo[12]去倒會感到自在些。
狄更斯惟一善意對待的官方人物是警察，這是意味深長的。
狄更斯的态度對一個英國人來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這是英國清教徒傳統的一部分，甚至到今天都還沒有滅絕。
狄更斯所屬的階級，至少是他所選擇的階級，在經過了一兩百年的埋沒之後突然富有起來。
這個階級主要是在大城市中成長起來的，同農業沒有接觸，在政治上是軟弱無力的。
在這個階級的經驗中，政府不是幹預他們就是迫害他們。
因此，這是一個沒有擔任公共職務的傳統的階級，沒有太多的作有用貢獻的傳統。
如今十九世紀這個新的有錢階級使我們感到特别的是，它的完全不負責任的态度；它從個人成功的角度來看待一切事物，幾乎沒有任何群體存在的意識。
在另一方面，一個泰特·巴納克爾即使荒怠職守，也會有個模糊的概念，知道自己所荒怠的職責是什麼。
狄更斯的态度決不是不負責任的，更不用說效法一心撈錢的斯邁爾斯了。
但在他的思想深處，常常有些半信半疑地認為，整個政府機構是沒有必要的。
議會無非就是庫得爾勳爵和托馬斯·杜得爾爵士，帝國無非就是巴格斯托克少校和他的印度仆人，軍隊就是喬塞上校和斯拉默醫生，公務員系統就是本布爾和&ldquo廢話處&rdquo&mdash&mdash如此等等。
他沒有看到的，或者隻斷斷續續地看到的是，庫得爾和杜得爾以及其他從十八世紀留下來的屍體在履行的職能是匹克威克或者波芬所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
當然，這種視野的狹窄在某種程度上對他極為有利，因為漫畫家看到太多是個緻命傷。
從狄更斯的觀點來看，&ldquo上等&rdquo社會簡直是一批鄉村白癡。
這是什麼樣的人物！這些人幾乎是瘋癫病人的病曆檔案。
但是同時，他與地主軍人官吏階級的疏離使他沒有能力作全面的諷刺。
對于這個階級，他隻是在把他們當作精神有缺陷的人來描寫的時候才成功。
有人在狄更斯生前攻擊他&ldquo不能描繪一個紳士&rdquo固然荒謬可笑，但是在這個意義上卻是對的：他說的不利于&ldquo紳士&rdquo階級的話很少是非常緻命的。
比如，墨爾伯裡·霍克爵士隻是要想刻畫壞心眼準男爵那一類型所作的一種可憐的嘗試。
《艱難時世》中的哈特豪斯好一些，但在特羅洛普或薩克雷那裡隻能算是一般的成就而已。
特羅洛普的思想很少越出&ldquo紳士階級&rdquo的圈子，但是薩克雷的有利條件是他腳踩兩個精神陣營。
在某些方面，他的世界觀同狄更斯的很類似。
像狄更斯一樣，他認同清教徒派有錢階級，而不是玩牌欠債的貴族階級。
在他看來，十八世紀以壞心眼的斯特恩勳爵為代表進入十九世紀。
狄更斯在《小杜麗》中隻寫了少數幾章，《名利場》則是這幾章的增補全文。
從出身和教養來說，薩克雷正好比較接近于他所諷刺的那個階級。
因此，他能夠寫出像班德尼斯少校和勞敦·克勞萊那樣比較微妙的類型。
班德尼斯少校是一個淺薄的勢利老頭子，而勞敦·克勞萊則是一個沒有頭腦的無賴，他多年來靠欺詐生意人生活，而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但是薩克雷明白，根據他們的歪理，他們都不是壞人。
例如，班德尼斯少校從來不簽空頭支票。
勞敦當然會，不過在另一方面，他不會在朋友危難時棄之不顧。
這兩個人在戰場上都會有很好的表現&mdash&mdash而這一點卻不會使狄更斯特别動心。
結果是，到了最後，你對班德尼斯感到好玩，因而寬容，而對勞敦則接近于尊敬。
然而你仍舊能夠看到這種在上層社會的邊緣上寄生拍馬生活的決然的腐朽性，這比任何長篇抨擊更加奏效。
狄更斯是完全做不到這一點的。
在他的手中，勞敦和少校都會縮為傳統的漫畫人物。
而且，總的來說，他對&ldquo上等&rdquo社會的攻擊是有些虛應故事，馬馬虎虎的。
在他的作品中，貴族階級和大資産者主要是作為一種&ldquo遠處的鬧聲&rdquo存在的，在舞台邊上的一種哈哈笑聲。
當他描繪出一張真正細緻的和緻命的肖像，如約翰·杜麗或哈羅德·斯金波爾時，一般是一個比較中間的、不重要的人物。
狄更斯有一點非常突出，特别是考慮到他所處的時代，那就是他沒有庸俗的民族主義。
所有達到民族國家階段的人民都有瞧不起外國人的傾向，而且沒有太多疑問，英語民族是其中最甚者。
你可以從他們一旦對某個外國人種有了充分意識，就給他們起個侮辱性的外号這一點看出。
Wop，Dago，Froggy，Squarehead，Kike，Sheeny，Nigger，Wog，Chink，Greaser，Yellowbelly[13]&mdash&mdash這不過是一部分例子。
在一八七〇年之前，這一名單短一些，因為當時世界地圖與現在不同，隻有三四個外國人種充分進入英國人的意識。
但對這些外國人種，特别是對最接近而又最痛恨的國家法國，英國人的自大态度極其令人不能容忍，英國人的&ldquo自大&rdquo和&ldquo排外&rdquo的名聲至今仍流傳着。
當然，即使在現在，這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直到最近，英國兒童還都受到瞧不起南歐人種的教育，在學校教的曆史主要是英國打赢的戰役的清單。
但是你得一讀三十年代的《季度評論》才能體會到什麼叫做吹牛。
在那個時候英國人把他們自己鼓吹為&ldquo堅定的島民&rdquo，&ldquo堅如橡木&rdquo，而且把一個英國人抵得上三個外國人當作有科學根據的事實。
在十九世紀的小說和連環畫報刊上都有傳統的&ldquoFroggy&rdquo（法國佬）這個人物&mdash&mdash一個矮小可笑的人，留一撮小胡須，戴高禮帽，總是在指手畫腳，好做手勢，虛榮輕浮，喜歡吹噓自己的軍功，但是一旦真正危險出現就溜之大吉。
而其對立面則是約翰牛，&ldquo堅定的英國自耕農&rdquo，或者在公學中比較流行的版本，像查爾斯·金斯萊、托姆·休斯等人那樣的&ldquo堅強沉默的英國人&rdquo。
例如，薩克雷的這種觀點就十分強烈，雖然他有時也看透了這一點，并且加以嘲笑。
在他的心中，有一個曆史事實牢牢地植了根，那就是英國人打赢了滑鐵盧戰役。
你讀他的書，翻開不久就會遇到提到這件事的話。
在他的心目中，英國人是不可戰勝的，因為他們有強健的體格，而這主要是他們吃牛肉所緻。
像他的時代的大多數英國人那樣，他有一種奇怪的錯覺，以為英國人比别的人高大（薩克雷正巧比大多數人都高大），因此，他會寫出這樣的一段話： 我對你說，你比法國人強。
我甚至敢用錢打賭。
凡是讀此文的人，身高都在五英尺七英寸以上，體重十一石[14]；而法國人身高隻有五英尺四英寸，體重不超過九石。
法國人喝完湯後吃的是一盤蔬菜，而你是一盤肉。
你是一種不同的優秀的動物&mdash&mdash打敗法國人的動物（幾百年的曆史證明你是這樣），如此等等。
薩克雷的作品中到處都散見類似的段落。
狄更斯絕不會犯同樣的這種錯誤。
說他從來不取笑外國人不免過甚其詞，當然他幾乎如所有十九世紀的英國人一樣，沒有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
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作這種典型的英國式吹噓，作這種自稱&ldquo島國人種&rdquo、&ldquo純種鬥牛狗&rdquo、&ldquo地小志大的小島&rdquo這樣的談話。
在《雙城記》的全書中，你找不出一行文字可以說有這樣的意思。
&ldquo瞧，這些壞心眼的法國人怎麼這樣行為！&rdquo他似乎表現了一種對外國人的正常憎惡的惟一地方是在《馬丁·朱茲爾維特》的有關美國的章節中。
但是，這完全是對唱老調作出的寬容的反應而已。
如果狄更斯活到現在，他會到蘇俄一遊，回來寫一本像紀德的《蘇聯歸來》一樣的書。
但是他沒有把民族看成是個人的那種愚蠢之見。
他甚至很少在國籍上開玩笑。
他并沒有利用滑稽的愛爾蘭人形象或威爾士人形象，這不是因為他反對公式化的人物和現成的笑話，顯然他并不反對。
也許更有意思的是，他對猶太人沒有表現出有什麼偏見。
不錯，他視為當然地（在《奧立佛·退斯特》和《遠大前程》中）把收贓的寫成是個猶太人，這在當時可能是有根據的。
但是直到希特勒崛起以前英國文學中泛濫成災的&ldquo猶太笑話&rdquo并沒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現，而且在《我們的共同朋友》中，他作了虔誠的但是并不十分令人信服的努力，為猶太人辯護。
狄更斯沒有庸俗的民族主義情緒，一部分是他的思想真正寬容的标志，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的否定的、可以說是不問政治的态度所緻。
他是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但他自己并沒覺察到這一點，可以肯定地說，身為英國人的念頭并不令他興奮。
他沒有帝國主義者的情緒，對于對外政治并沒有明确的看法，并且不受軍事傳統的感染。
從氣質上說，他非常接近非國教派的小生意人，他們瞧不起穿紅呢軍服的人，并且認為戰争是壞事&mdash&mdash這是一種用一隻眼睛看事物的觀點，但是，畢竟，戰争的确是壞事。
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很少寫到戰争，甚至連譴責都沒有。
他盡管有着傑出的描寫能力，描寫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東西的能力，但是
沒有别的人，至少沒有别的英國作家，在寫兒童時期時比狄更斯寫得更好。
盡管自那以後我們已積累了許多知識，盡管現在兒童已受到比較合理的對待，但是，沒有别的小說家表現出與狄更斯同樣深入了解兒童的觀點的能力。
我第一次讀到《大衛·科波菲爾》時大約隻有九歲。
開頭幾章的心理氣氛對我是那樣的親切易解，我模糊地想這大概是一個孩子寫的。
但是，當你成年之後重讀這本書時，看到&mdash&mdash舉例來說&mdash&mdash摩德斯通夫婦從高大吓人的惡魔形象縮小成有些滑稽的壞蛋時，這些章節的魅力仍然不減。
狄更斯能夠同時站在兒童的心理的内外，做到同一場面既滑稽可笑又真實可怕，完全看你在讀此書時的年齡而定。
例如，大衛被誣偷吃羊肉排那一場面，或者《遠大前程》中匹普從哈維夏小姐家中回來，發現自己完全沒有能力描述他所看到的事件，就說了一套荒誕的謊話&mdash&mdash這些謊話當然被信以為真&mdash&mdash來規避。
兒童時期的所有孤獨感都躍然紙上。
而且狄更斯極其精确地記錄了兒童頭腦的運作，它的視覺化的傾向，它對某些印象的敏感程度。
匹普說到他童年時代對死去父母的了解是從他們的墓碑上得來的： 我父親墓碑上的字體形狀，使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認為他是一個方方正正，結結實實的膚色很深的人，一頭黑色鬈發。
從&ldquo其妻喬治安娜合葬于此&rdquo的銘刻的字體和筆鋒，我得出一個孩子氣的結論，我母親是面有雀斑、身體多病的。
在他們的墓邊整齊地排列着五塊小小的菱形石塊，每塊約有一尺半長，這是對我的五個小兄弟的紀念&hellip&hellip我由此堅定地相信，他們是躺着生下來的，雙手插在褲兜裡，在這樣的生存狀态下從來沒有伸出來過。
《大衛·科波菲爾》中也有一段類似的段落。
大衛咬了摩德斯通的手以後，給送到一所學校裡去，背上被迫挂着一塊牌子：&ldquo留意此人。
他要咬人。
&rdquo他看着操場大門上孩子們刻的自己的名字，從每個名字的樣子看來，他似乎知道這個孩子會用什麼口氣讀出他背上牌子上的話： 有個叫斯鐵福思的孩子刻的名字非常深、非常多，我想他一定會大聲朗讀出來，讀完扯我的頭發。
另一個孩子叫托美·屈拉得爾斯的，我擔心他會借此戲弄，假裝很怕我。
第三個叫喬治·鄧波兒，我想他會唱着讀。
我小時讀到這一段時，似乎覺得這正是這些名字會引起的景象。
原因當然是這些名字讀音的聯想。
但是在狄更斯之前，有多少人注意到這種事情呢？在狄更斯時代，對孩子采取比較同情的态度，比現在要罕見得多。
十九世紀初期可是兒童生不逢時的時代。
在狄更斯年輕的時候，兒童仍舊&ldquo在刑事法庭受到嚴厲的審判，他們被高高舉起讓大家都看到&rdquo，十三歲的孩子因為小偷小摸而被處絞刑還是前不久的事。
&ldquo要把孩子收拾得服服帖帖&rdquo的主張十分流行。
一直到十九世紀很晚的時候，《費爾卻爾德一家》[7]都是給兒童讀的标準讀物。
這本可惡的書如今是在大量删節後繼續問世的，但是原版很值得一讀。
這使你對兒童受到的管教有時達到什麼程度有個大緻的概念。
例如，費爾卻爾德先生遇到孩子吵架，先抓來揍一頓，每打一杖，口中就朗聲背一句瓦茨博士的話&ldquo這些癞皮狗，看你們還叫不叫，咬不咬&rdquo，然後把他們帶到吊着兇犯的發臭腐屍的絞架下面，整整呆一個下午。
在這個世紀初期，成千上萬的兒童，有的年紀很小，隻有六歲，就在煤礦裡和紡紗廠裡，累死累活地做苦工，真的是到累死為止，甚至在時髦的公學裡，孩子們因為背錯了一句拉丁詩而要給鞭得血痕累累。
有一件事，狄更斯似乎是認識到的，而他的同時代的人大多數卻沒有認識到，那就是鞭打的性虐待成分。
我想這可以從《大衛·科波菲爾》和《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得出這個結論。
但是對孩子的心理殘忍同肉體殘忍一樣引起他的憤慨，雖然有相當數目的例外，他筆下的學校教師一般都是惡棍壞蛋。
當時英國所存在的每一種教育，除了大學和幾所有名公學以外，都在狄更斯的筆下遭到了抨擊。
其中有布林伯博士的學院，那裡的孩子都被希臘文灌輸得快要脹破肚皮了，還有該時期的令人厭惡的慈善學校，培養了像諾亞·克萊波爾和尤利亞·希普那樣的标本，還有薩勒姆學校和多思博愛學校，以及伍普斯爾先生的姨婆辦的那所實在丢人的女子學校。
狄更斯說的情況，有一些今天仍舊是真實的。
薩勒姆學校是現代&ldquo預備學校&rdquo的老祖宗，情況仍十分相像；至于伍普斯爾先生的姨婆，目前在英國幾乎所有的小鎮上仍有同一痕迹的騙局存在。
但是，像往常一樣，狄更斯的批評既不是建設性的，也不是破壞性的。
他看到了以希臘詞彙和鞭杖為基礎的教育制度的荒唐，但在另一方面，他對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現的新型學校又不贊成。
這種&ldquo現代化&rdquo學校堅持講究&ldquo事實&rdquo。
那麼他又要什麼呢？像往常一樣，他要的似乎是一種現有東西的道德化&mdash&mdash老式的學校，但沒有鞭打，沒有恫吓，沒有餓肚子，沒有那麼多的希臘文課程。
大衛·科波菲爾從摩德斯通和格林貝工廠脫身出來以後去的那所斯特朗博士的學校就是沒有那些缺點的薩勒姆學校，不過添進了不少&ldquo灰色舊石塊牆頭&rdquo的氣氛： 斯特朗博士的學校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它與克裡克爾先生的學校的不同，就像善與惡的不同一樣。
它的氣氛肅穆莊重，凡事井井有條，制度健全，一切都能喚起孩子們的自尊和誠實的天性&hellip&hellip産生奇迹般的效果。
我們都覺得我們在學校的管理方面，在維持它的校風和尊嚴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們很快地對它産生了熱烈的感情&mdash&mdash我知道至少自己是一個，而且，我在那裡的時候，從來不知道有任何孩子不是那樣的&mdash&mdash而且用心學習，希望不要辜負它的名聲。
我們在課餘玩高尚的遊戲，而且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我記得即使在那時候，我們在鎮上也得到了好評，從來沒有由于我們的儀表或作風而玷污斯特朗博士和斯特朗博士的學生的名聲。
在這一段籠統含糊的話中，你可以看到狄更斯是完全缺乏任何教育理論的。
他可以想象一所好學校的道德氣氛，但是到此為止，不能再進一步。
孩子們&ldquo用心學習&rdquo，但是他們學的是什麼？沒有疑問，這是布林伯博士的課程，隻是沖淡一些而已。
考慮到狄更斯小說中到處表現出來的他對社會的态度，你若知道他把他的大兒子送到伊頓公學去，把他的所有孩子都送去受通常教育的訓練，你是會感到震驚的。
吉辛似乎認為，他這麼做可能是因為他很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受的教育不夠。
這裡，吉辛也許受到自己對古典學識的愛好的影響。
狄更斯很少，或者說沒有，受過正式教育，但他并沒有因此而缺什麼，而且總的來說，他似乎是意識到這一點的。
如果說他不能夠設想一個比斯特朗博士的學校更好的學校，或者，比實際生活中的伊頓公學更好的學校，那大概是由于思想上的欠缺，而不是吉辛所說的那個原因。
看來好像是，狄更斯在對社會的每一次攻擊中鋒芒所向總是精神的改變而不是結構的改變。
要想斷定他主張什麼明确的解救辦法，更不用說信奉什麼政治學說，是沒有希望的。
他的方針總是在道德層面上，他的态度可以用他說到斯特朗博士的學校與克裡克爾先生的學校的不同&ldquo就像善與惡的不同&rdquo一樣那句話來充分概括。
兩件事情可以既是十分相像，又有天淵之别。
天堂和地獄都在同一地方。
不&ldquo改變心&rdquo而改變制度是沒有用的&mdash&mdash這基本上是他一直在說的話。
如果情況就是這樣，那麼他可能不過是個粉飾太平的作家，一個反動的說假話的人。
&ldquo改變心&rdquo事實上是那些不願意危及現狀的人的口實。
但是狄更斯不是個說假話的人，除了在一些小事情上，而且你讀了他的書得出的最強烈的一個印象是他對暴虐統治的痛恨。
我在前文說過，狄更斯不是公認意義上的革命作家。
但是一點也不能肯定的是，對社會僅僅作道德上的批評就一定不如目前流行的政治經濟上的批評那樣革命，而且，話得說回來，革命畢竟意味着要把一切都翻一個個兒。
布萊克[8]不是政治家，但是，在像&ldquo我漫步走過每一條特許的街道&rdquo那樣的詩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的了解比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書報還多。
實際情況是，進步不是幻想，但它很緩慢，總是令人失望。
總是有個新暴君在等着從老暴君那裡接過手來&mdash&mdash一般不是這麼壞，但仍是個暴君。
因此，有兩個論點總是站得住腳的。
一個是，你在沒有改變制度之前怎麼改善人性？另一個是，你在沒有改善人性之前改變制度有什麼用呢？它們對不同的人各有吸引力，而且大概還有在一定的時候互換的傾向。
道德家和革命家總是不斷地互相拆台。
馬克思在道德家的腳下爆炸了一百噸的炸藥，我們如今仍生活在那爆炸的震天回響中。
但是，在什麼地方，已有地雷兵在工作，在埋設新的炸藥，要在月球上炸掉馬克思。
然後，馬克思，或者像他那樣的什麼人會帶着更多的炸藥回來，這樣的情況就反複繼續下去，一直到我們無法預見的最後結束。
主要問題&mdash&mdash如何防止權力被濫用的問題&mdash&mdash仍未解決。
狄更斯沒有那樣的眼光，能看到私有财産是讨厭的障礙，但是卻能看到這一點。
&ldquo隻要大家行為規矩正派，這世道就會公平合理了&rdquo并不是聽起來的那種陳詞濫調。
二 也許，狄更斯比大多數作家都可以更加充分地用他的社會出身來解釋，盡管他的家庭曆史并不完全像你從他的小說中所推想的那樣。
他的父親是政府機構的文官，通過他的母親的家庭，他同陸軍和海軍中人都有關系。
但是從九歲起，他就在倫敦的商業環境中生活，而且一般來說，是在一種在貧窮中掙紮的氛圍中長大的。
思想上他屬于城市小布爾喬亞，而且他恰好是這一階級的特别好的标本，可以說是所有&ldquo特點&rdquo都得到了高度的發展。
這是他為什麼這麼令人感興趣的部分原因。
如果我們要舉一個現代的相應人物，最接近的就是赫·喬·威爾斯[9]，也有同樣的曆史背景，而且作為小說家，顯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師承狄更斯。
阿諾德·本涅特[10]基本上是同一類型，但與其他兩人不同，他是英格蘭中部人，有工業的和不信奉國教的背景，不是商業的和國教派的背景。
城市小資産階級分子的最大缺點，也是優點，是他有局限性的世界觀。
他把世界看成是一個中産階級的世界，一切在這個世界範圍之外的東西，不是可笑的便是有點邪惡的。
一方面，他與工業或土壤沒有接觸；另一方面，他與統治階級也沒有接觸。
任何凡是仔細研究過威爾斯的小說的人，都會注意到，雖然他對貴族恨之入骨，視同毒藥，但是他對富人并不特别反感，對無産者并無熱情。
他最痛恨的人，他認為造成人類一切弊端的人，是國王、地主、教士、民族主義者、軍人、學者和農民。
這張單子以國王開始，以農民收尾，初看之下，似乎有點像大雜燴，但在實際上，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都是老派的人，受傳統支配，目光放在過去，因此與新興資産者截然相反，後者把錢押在将來，而把過去看成不過是不散的陰魂。
實際上，狄更斯雖然生活在資産階級确實是個新興階級的時期，但是他表現出來的這個特點不如威爾斯顯明。
他對于将來幾乎是沒有意識的，對于古舊的景色（&ldquo古色古香的教堂&rdquo等等）卻幾乎有一種酸不溜丢的眷戀。
盡管如此，他最痛恨的幾類人的單子與威爾斯的單子之十分相同，令人觸目。
籠統地說，他是站在工人階級的一邊，由于他們受壓迫，對他們有一種一般化的同情，但是他在實際上對他們并沒有太多的了解；他們在他的小說中主要是當作傭仆出現的，而且是滑稽的傭仆。
在天平的另一頭，他痛恨貴族，而且也痛恨大資産階級，在這一點上比威爾斯略勝一籌。
他的真正的同情寄在上面是匹克威克先生，下面是巴基斯先生。
但是就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一類型來說，&ldquo貴族&rdquo這一詞是含糊不清的，需要明确化。
實際上，狄更斯的對象不完全是大貴族，他們很少出現在他的小說中，而是他們的小旁系，在倫敦五月市[11]寓所靠接濟為生的老太太，還有官吏和職業軍人。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對這些人的無數懷有敵意的描寫，幾乎沒有心懷善意的。
例如，對于地主階級，幾乎沒有善意的描寫。
萊斯特·德洛克爵士可能是個例外，但仍難以确定；除此之外隻有瓦德爾先生（他是個老一套的人物，所謂&ldquo心地善良的老鄉紳&rdquo）和《巴納比·魯奇》裡的哈雷代爾，他之所以獲得狄更斯的好感是因為他是個受迫害的天主教徒。
對于軍人（即軍官）沒有善意的描寫，海軍軍人則根本沒有。
至于他筆下的官吏、法官和推事，其中大多數人要是放到&ldquo廢話處&rdquo[12]去倒會感到自在些。
狄更斯惟一善意對待的官方人物是警察，這是意味深長的。
狄更斯的态度對一個英國人來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這是英國清教徒傳統的一部分，甚至到今天都還沒有滅絕。
狄更斯所屬的階級，至少是他所選擇的階級，在經過了一兩百年的埋沒之後突然富有起來。
這個階級主要是在大城市中成長起來的，同農業沒有接觸，在政治上是軟弱無力的。
在這個階級的經驗中，政府不是幹預他們就是迫害他們。
因此，這是一個沒有擔任公共職務的傳統的階級，沒有太多的作有用貢獻的傳統。
如今十九世紀這個新的有錢階級使我們感到特别的是，它的完全不負責任的态度；它從個人成功的角度來看待一切事物，幾乎沒有任何群體存在的意識。
在另一方面，一個泰特·巴納克爾即使荒怠職守，也會有個模糊的概念，知道自己所荒怠的職責是什麼。
狄更斯的态度決不是不負責任的，更不用說效法一心撈錢的斯邁爾斯了。
但在他的思想深處，常常有些半信半疑地認為，整個政府機構是沒有必要的。
議會無非就是庫得爾勳爵和托馬斯·杜得爾爵士，帝國無非就是巴格斯托克少校和他的印度仆人，軍隊就是喬塞上校和斯拉默醫生，公務員系統就是本布爾和&ldquo廢話處&rdquo&mdash&mdash如此等等。
他沒有看到的，或者隻斷斷續續地看到的是，庫得爾和杜得爾以及其他從十八世紀留下來的屍體在履行的職能是匹克威克或者波芬所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
當然，這種視野的狹窄在某種程度上對他極為有利，因為漫畫家看到太多是個緻命傷。
從狄更斯的觀點來看，&ldquo上等&rdquo社會簡直是一批鄉村白癡。
這是什麼樣的人物！這些人幾乎是瘋癫病人的病曆檔案。
但是同時，他與地主軍人官吏階級的疏離使他沒有能力作全面的諷刺。
對于這個階級，他隻是在把他們當作精神有缺陷的人來描寫的時候才成功。
有人在狄更斯生前攻擊他&ldquo不能描繪一個紳士&rdquo固然荒謬可笑，但是在這個意義上卻是對的：他說的不利于&ldquo紳士&rdquo階級的話很少是非常緻命的。
比如，墨爾伯裡·霍克爵士隻是要想刻畫壞心眼準男爵那一類型所作的一種可憐的嘗試。
《艱難時世》中的哈特豪斯好一些，但在特羅洛普或薩克雷那裡隻能算是一般的成就而已。
特羅洛普的思想很少越出&ldquo紳士階級&rdquo的圈子，但是薩克雷的有利條件是他腳踩兩個精神陣營。
在某些方面，他的世界觀同狄更斯的很類似。
像狄更斯一樣，他認同清教徒派有錢階級，而不是玩牌欠債的貴族階級。
在他看來，十八世紀以壞心眼的斯特恩勳爵為代表進入十九世紀。
狄更斯在《小杜麗》中隻寫了少數幾章，《名利場》則是這幾章的增補全文。
從出身和教養來說，薩克雷正好比較接近于他所諷刺的那個階級。
因此，他能夠寫出像班德尼斯少校和勞敦·克勞萊那樣比較微妙的類型。
班德尼斯少校是一個淺薄的勢利老頭子，而勞敦·克勞萊則是一個沒有頭腦的無賴，他多年來靠欺詐生意人生活，而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但是薩克雷明白，根據他們的歪理，他們都不是壞人。
例如，班德尼斯少校從來不簽空頭支票。
勞敦當然會，不過在另一方面，他不會在朋友危難時棄之不顧。
這兩個人在戰場上都會有很好的表現&mdash&mdash而這一點卻不會使狄更斯特别動心。
結果是，到了最後，你對班德尼斯感到好玩，因而寬容，而對勞敦則接近于尊敬。
然而你仍舊能夠看到這種在上層社會的邊緣上寄生拍馬生活的決然的腐朽性，這比任何長篇抨擊更加奏效。
狄更斯是完全做不到這一點的。
在他的手中，勞敦和少校都會縮為傳統的漫畫人物。
而且，總的來說，他對&ldquo上等&rdquo社會的攻擊是有些虛應故事，馬馬虎虎的。
在他的作品中，貴族階級和大資産者主要是作為一種&ldquo遠處的鬧聲&rdquo存在的，在舞台邊上的一種哈哈笑聲。
當他描繪出一張真正細緻的和緻命的肖像，如約翰·杜麗或哈羅德·斯金波爾時，一般是一個比較中間的、不重要的人物。
狄更斯有一點非常突出，特别是考慮到他所處的時代，那就是他沒有庸俗的民族主義。
所有達到民族國家階段的人民都有瞧不起外國人的傾向，而且沒有太多疑問，英語民族是其中最甚者。
你可以從他們一旦對某個外國人種有了充分意識，就給他們起個侮辱性的外号這一點看出。
Wop，Dago，Froggy，Squarehead，Kike，Sheeny，Nigger，Wog，Chink，Greaser，Yellowbelly[13]&mdash&mdash這不過是一部分例子。
在一八七〇年之前，這一名單短一些，因為當時世界地圖與現在不同，隻有三四個外國人種充分進入英國人的意識。
但對這些外國人種，特别是對最接近而又最痛恨的國家法國，英國人的自大态度極其令人不能容忍，英國人的&ldquo自大&rdquo和&ldquo排外&rdquo的名聲至今仍流傳着。
當然，即使在現在，這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直到最近，英國兒童還都受到瞧不起南歐人種的教育，在學校教的曆史主要是英國打赢的戰役的清單。
但是你得一讀三十年代的《季度評論》才能體會到什麼叫做吹牛。
在那個時候英國人把他們自己鼓吹為&ldquo堅定的島民&rdquo，&ldquo堅如橡木&rdquo，而且把一個英國人抵得上三個外國人當作有科學根據的事實。
在十九世紀的小說和連環畫報刊上都有傳統的&ldquoFroggy&rdquo（法國佬）這個人物&mdash&mdash一個矮小可笑的人，留一撮小胡須，戴高禮帽，總是在指手畫腳，好做手勢，虛榮輕浮，喜歡吹噓自己的軍功，但是一旦真正危險出現就溜之大吉。
而其對立面則是約翰牛，&ldquo堅定的英國自耕農&rdquo，或者在公學中比較流行的版本，像查爾斯·金斯萊、托姆·休斯等人那樣的&ldquo堅強沉默的英國人&rdquo。
例如，薩克雷的這種觀點就十分強烈，雖然他有時也看透了這一點，并且加以嘲笑。
在他的心中，有一個曆史事實牢牢地植了根，那就是英國人打赢了滑鐵盧戰役。
你讀他的書，翻開不久就會遇到提到這件事的話。
在他的心目中，英國人是不可戰勝的，因為他們有強健的體格，而這主要是他們吃牛肉所緻。
像他的時代的大多數英國人那樣，他有一種奇怪的錯覺，以為英國人比别的人高大（薩克雷正巧比大多數人都高大），因此，他會寫出這樣的一段話： 我對你說，你比法國人強。
我甚至敢用錢打賭。
凡是讀此文的人，身高都在五英尺七英寸以上，體重十一石[14]；而法國人身高隻有五英尺四英寸，體重不超過九石。
法國人喝完湯後吃的是一盤蔬菜，而你是一盤肉。
你是一種不同的優秀的動物&mdash&mdash打敗法國人的動物（幾百年的曆史證明你是這樣），如此等等。
薩克雷的作品中到處都散見類似的段落。
狄更斯絕不會犯同樣的這種錯誤。
說他從來不取笑外國人不免過甚其詞，當然他幾乎如所有十九世紀的英國人一樣，沒有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
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作這種典型的英國式吹噓，作這種自稱&ldquo島國人種&rdquo、&ldquo純種鬥牛狗&rdquo、&ldquo地小志大的小島&rdquo這樣的談話。
在《雙城記》的全書中，你找不出一行文字可以說有這樣的意思。
&ldquo瞧，這些壞心眼的法國人怎麼這樣行為！&rdquo他似乎表現了一種對外國人的正常憎惡的惟一地方是在《馬丁·朱茲爾維特》的有關美國的章節中。
但是，這完全是對唱老調作出的寬容的反應而已。
如果狄更斯活到現在，他會到蘇俄一遊，回來寫一本像紀德的《蘇聯歸來》一樣的書。
但是他沒有把民族看成是個人的那種愚蠢之見。
他甚至很少在國籍上開玩笑。
他并沒有利用滑稽的愛爾蘭人形象或威爾士人形象，這不是因為他反對公式化的人物和現成的笑話，顯然他并不反對。
也許更有意思的是，他對猶太人沒有表現出有什麼偏見。
不錯，他視為當然地（在《奧立佛·退斯特》和《遠大前程》中）把收贓的寫成是個猶太人，這在當時可能是有根據的。
但是直到希特勒崛起以前英國文學中泛濫成災的&ldquo猶太笑話&rdquo并沒有在他的作品中出現，而且在《我們的共同朋友》中，他作了虔誠的但是并不十分令人信服的努力，為猶太人辯護。
狄更斯沒有庸俗的民族主義情緒，一部分是他的思想真正寬容的标志，一部分也是由于他的否定的、可以說是不問政治的态度所緻。
他是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但他自己并沒覺察到這一點，可以肯定地說，身為英國人的念頭并不令他興奮。
他沒有帝國主義者的情緒，對于對外政治并沒有明确的看法，并且不受軍事傳統的感染。
從氣質上說，他非常接近非國教派的小生意人，他們瞧不起穿紅呢軍服的人，并且認為戰争是壞事&mdash&mdash這是一種用一隻眼睛看事物的觀點，但是，畢竟，戰争的确是壞事。
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很少寫到戰争，甚至連譴責都沒有。
他盡管有着傑出的描寫能力，描寫他從來沒有看到過的東西的能力，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