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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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位求見的是哈米杜拉。
他正等在警務總監辦公室外頭，一看到菲爾丁，馬上恭敬地跳起身。
對于這位英國人充滿熱情的表态“這完全是個誤會”，他回答道，“啊，啊，掌握什麼證據了嗎？” “會掌握的，”菲爾丁道，握住了他的手。
“啊沒錯，菲爾丁先生；但是一旦一個印度人遭到逮捕，我們都不知道到哪一步它才能停下來了。
”他的态度非常恭順。
“您這樣在公開場合毫不避諱地跟我寒暄緻意，真是難能可貴。
我非常感激；可是菲爾丁先生，除了證據，什麼都不能讓地方法官信服。
我的名片遞進去的時候，麥克布萊德先生說過什麼嗎？您覺得我的申請讓他感到生氣嗎，會不會使他對我的朋友産生成見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情願就此告退，不再見他了。
” “他沒有生氣，即便他真的生氣了，那又有什麼關系呢？” “啊，您能這麼說真是太了不起了，可是我們還得在這個國家生活下去。
” 昌德拉布爾的這位首席律師，擁有劍橋學位的他平常是何等氣度優雅，竟也變得有些驚慌不安、手足無措起來。
他也熱愛阿齊茲，并且知道他是被惡意中傷的；但信念卻并沒有讓他義憤填膺，反而滿口“策略”、“證據”地空談，使菲爾丁不禁黯然神傷。
菲爾丁也有他自己的焦慮和擔心——他很不喜歡那架被當作物證的望遠鏡或是有關向導問題前後矛盾的說辭——不過他暫時都把它們扔在一邊不予考慮，不許它們幹擾了核心問題。
阿齊茲是無辜的，所有的行動都必須建立在這個基點之上，那些說他有罪的人都錯了，可是要說服他們也是枉費心機。
在他決定把自己的命運跟印度人綁在一起的那一刻，他也意識到将他與他們分開的那道鴻溝有多深。
他們總是幹一些讓人失望的事兒。
阿齊茲曾試圖當着警察的面逃跑，穆罕默德·拉蒂夫對于小偷小摸不聞不問。
現在又輪到了哈米杜拉！——非但不憤怒，不譴責，反而見風使舵。
印度人都是懦夫嗎？不，不過他們确實因循、猶豫，不善于馬上行動，而且時不時地自我懷疑、畏縮不前。
膽小怕事比比皆是；英國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他們這樣的心理之上的；菲爾丁本人所享受到的尊重和禮遇都是一些無意識的讨好邀寵。
他告訴哈米杜拉他要振作起來，結局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而哈米杜拉也确實振作了起來，變得好鬥而且明智了。
麥克布萊德的那句評論：“如果你離開了這條陣線，你就等于在這條陣線上留下了一個缺口”，正在得到印證。
“首當其沖的是保釋的問題……” 今天下午就必須要正式提出保釋的申請。
菲爾丁想出面擔當擔保人。
哈米杜拉覺得應該找伯哈德老爺商量一下。
“不過幹嗎要把他拉進來呢？” 把每個人都拉進來正是這位律師的目的。
他然後又建議負責此一案件的律師應該由印度人擔任[1]；這樣其做出的辯護才能造成更為廣泛的影響。
他提到了一兩位律師的名字——都是不會受到本地環境脅迫的外地律師——并且表示他更傾向于聘請阿姆裡特勞，一位加爾各答的律師來負責本案的辯護，此人在業務和人品上都享有崇高的聲譽，不過他的反英立場也是衆所周知的。
菲爾丁表示反對；在他看來這不啻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阿齊茲莫須有的罪名必須得到澄清，但也要盡可能地将種族仇恨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阿姆裡特勞在俱樂部裡可說是備受憎惡。
如果聘請他出任辯護律師，将被視為一種政治性的挑釁。
“哦不，我們必須全力以赴予以回擊。
就在剛才，當我看到一個肮髒的警察将我朋友的私人文件整個端進去的時候，我就對自己說，‘隻有阿姆裡特勞才能将這個冤案徹底澄清。
’” 一陣如喪考妣的沉默。
寺廟的鐘聲繼續刺耳地敲着。
這似乎沒完沒了的災難性的一天才剛剛挨過正午。
英聯邦自治領統治的車輪繼續在轉動，現在驅使一位信使騎着一匹馬攜帶一份正式的逮捕報告從警務總監的辦公室馳向地方法官的辦公室。
“别把事情複雜化，順其自然吧，”菲爾丁懇求道，眼看着那位信使一騎絕塵而去。
“我們肯定能打赢官司，除此之外我們什麼都不要做。
她絕對無法證實自己的指控。
” 這話使哈米杜拉大感安慰，他一片至誠地道：“在危急關頭，英國人的沉穩大氣真是無與倫比。
” “那麼再見了，我親愛的哈米杜拉（現在我們一定得去掉‘先生’這個稱呼了）。
見到阿齊茲的時候請轉達我對他的問候，告訴他要保持鎮靜，鎮靜，鎮靜。
我現在得回學校去了。
如果需要我，就給我打個電話；如果沒什麼急事，就先别打，因為我肯定會忙得焦頭爛額。
” “再見，我親愛的菲爾丁，你當真站在我們一邊反對你自己的同胞了？” “是的。
一點沒錯。
” 他為不得不選邊站隊感到遺憾。
他原本打算悄然度過他在印度的任期，絕不想為自己貼上任何标簽的。
而這麼一來，他今後就要被人稱為“反英分子”、“煽惑分子”了——這樣的稱号不僅讓他感到厭煩，而且會削弱他所能起到的作用。
他預見到眼前不但會有一場悲劇發生，而且還會引起一片混亂；他已經看到了好幾處令人厭煩的小小的死結，而且每次他的目光轉向它們
他正等在警務總監辦公室外頭，一看到菲爾丁，馬上恭敬地跳起身。
對于這位英國人充滿熱情的表态“這完全是個誤會”，他回答道，“啊，啊，掌握什麼證據了嗎？” “會掌握的，”菲爾丁道，握住了他的手。
“啊沒錯，菲爾丁先生；但是一旦一個印度人遭到逮捕，我們都不知道到哪一步它才能停下來了。
”他的态度非常恭順。
“您這樣在公開場合毫不避諱地跟我寒暄緻意，真是難能可貴。
我非常感激；可是菲爾丁先生，除了證據，什麼都不能讓地方法官信服。
我的名片遞進去的時候，麥克布萊德先生說過什麼嗎？您覺得我的申請讓他感到生氣嗎，會不會使他對我的朋友産生成見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情願就此告退，不再見他了。
” “他沒有生氣，即便他真的生氣了，那又有什麼關系呢？” “啊，您能這麼說真是太了不起了，可是我們還得在這個國家生活下去。
” 昌德拉布爾的這位首席律師，擁有劍橋學位的他平常是何等氣度優雅，竟也變得有些驚慌不安、手足無措起來。
他也熱愛阿齊茲，并且知道他是被惡意中傷的；但信念卻并沒有讓他義憤填膺，反而滿口“策略”、“證據”地空談，使菲爾丁不禁黯然神傷。
菲爾丁也有他自己的焦慮和擔心——他很不喜歡那架被當作物證的望遠鏡或是有關向導問題前後矛盾的說辭——不過他暫時都把它們扔在一邊不予考慮，不許它們幹擾了核心問題。
阿齊茲是無辜的，所有的行動都必須建立在這個基點之上，那些說他有罪的人都錯了，可是要說服他們也是枉費心機。
在他決定把自己的命運跟印度人綁在一起的那一刻，他也意識到将他與他們分開的那道鴻溝有多深。
他們總是幹一些讓人失望的事兒。
阿齊茲曾試圖當着警察的面逃跑，穆罕默德·拉蒂夫對于小偷小摸不聞不問。
現在又輪到了哈米杜拉！——非但不憤怒，不譴責，反而見風使舵。
印度人都是懦夫嗎？不，不過他們确實因循、猶豫，不善于馬上行動，而且時不時地自我懷疑、畏縮不前。
膽小怕事比比皆是；英國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他們這樣的心理之上的；菲爾丁本人所享受到的尊重和禮遇都是一些無意識的讨好邀寵。
他告訴哈米杜拉他要振作起來，結局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而哈米杜拉也确實振作了起來，變得好鬥而且明智了。
麥克布萊德的那句評論：“如果你離開了這條陣線，你就等于在這條陣線上留下了一個缺口”，正在得到印證。
“首當其沖的是保釋的問題……” 今天下午就必須要正式提出保釋的申請。
菲爾丁想出面擔當擔保人。
哈米杜拉覺得應該找伯哈德老爺商量一下。
“不過幹嗎要把他拉進來呢？” 把每個人都拉進來正是這位律師的目的。
他然後又建議負責此一案件的律師應該由印度人擔任[1]；這樣其做出的辯護才能造成更為廣泛的影響。
他提到了一兩位律師的名字——都是不會受到本地環境脅迫的外地律師——并且表示他更傾向于聘請阿姆裡特勞，一位加爾各答的律師來負責本案的辯護，此人在業務和人品上都享有崇高的聲譽，不過他的反英立場也是衆所周知的。
菲爾丁表示反對；在他看來這不啻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阿齊茲莫須有的罪名必須得到澄清，但也要盡可能地将種族仇恨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阿姆裡特勞在俱樂部裡可說是備受憎惡。
如果聘請他出任辯護律師，将被視為一種政治性的挑釁。
“哦不，我們必須全力以赴予以回擊。
就在剛才，當我看到一個肮髒的警察将我朋友的私人文件整個端進去的時候，我就對自己說，‘隻有阿姆裡特勞才能将這個冤案徹底澄清。
’” 一陣如喪考妣的沉默。
寺廟的鐘聲繼續刺耳地敲着。
這似乎沒完沒了的災難性的一天才剛剛挨過正午。
英聯邦自治領統治的車輪繼續在轉動，現在驅使一位信使騎着一匹馬攜帶一份正式的逮捕報告從警務總監的辦公室馳向地方法官的辦公室。
“别把事情複雜化，順其自然吧，”菲爾丁懇求道，眼看着那位信使一騎絕塵而去。
“我們肯定能打赢官司，除此之外我們什麼都不要做。
她絕對無法證實自己的指控。
” 這話使哈米杜拉大感安慰，他一片至誠地道：“在危急關頭，英國人的沉穩大氣真是無與倫比。
” “那麼再見了，我親愛的哈米杜拉（現在我們一定得去掉‘先生’這個稱呼了）。
見到阿齊茲的時候請轉達我對他的問候，告訴他要保持鎮靜，鎮靜，鎮靜。
我現在得回學校去了。
如果需要我，就給我打個電話；如果沒什麼急事，就先别打，因為我肯定會忙得焦頭爛額。
” “再見，我親愛的菲爾丁，你當真站在我們一邊反對你自己的同胞了？” “是的。
一點沒錯。
” 他為不得不選邊站隊感到遺憾。
他原本打算悄然度過他在印度的任期，絕不想為自己貼上任何标簽的。
而這麼一來，他今後就要被人稱為“反英分子”、“煽惑分子”了——這樣的稱号不僅讓他感到厭煩，而且會削弱他所能起到的作用。
他預見到眼前不但會有一場悲劇發生，而且還會引起一片混亂；他已經看到了好幾處令人厭煩的小小的死結，而且每次他的目光轉向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