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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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齊茲果真如他所預言的那樣病了——隻不過是小病而已。

    三天後他在自己那幢帶涼台的小平房裡卧床不起,假裝病得很重。

    隻是稍稍有點發燒,放在平時醫院裡但凡有什麼要緊事情的時候,他是根本就不會把這點小恙放在心上的。

    他躺在床上,時不時地呻吟兩聲,想着他可能會死的,不過這種想法倏忽即逝,而且也幾乎不會轉移他的注意力。

    那天是禮拜天,在東方這一直是個模棱兩可的日子,可以成為懶散懈怠的借口。

    半夢半醒之間他能聽到教堂的鐘聲,既有從官署駐地傳來的,也有從屠宰場後面兩位傳教士那兒傳來的——鐘聲不同,意圖也不同:前者堅定铿锵,因為召喚的是英印人;後者有氣無力,召喚的是芸芸衆生。

    對于前者他并無反感;對于後者他幹脆置若罔聞,因為知道它們純粹隻是徒勞。

    年老的格雷斯福德先生和年輕的索利先生隻有在饑荒中才能赢得一批皈依者,因為他們施舍食物;可是一旦年景好轉,他們自然也就再度門庭冷落、無人問津,而盡管這種情況屢次發生,每次都倍感意外和傷心,兩人卻從來也沒有因此而吃一塹長一智。

    “除了菲爾丁先生以外,沒有一個英國人理解我們,”他暗自思忖;“可我又怎麼能再度見到他呢?要是他走進這個房間,這裡面的破敗肮髒就會讓我無地自容。

    ”于是他喊着哈桑的名字,叫他把房間打掃一下,可是哈桑正在涼台的台階上敲打着錢币,測試一下他拿到的工錢是真是假。

    他覺得可以假裝沒有聽見;他充耳不聞,正像阿齊茲叫了也等于沒叫一樣。

    “這就是印度,到處都是這樣……我們全都是這副德性……無可救藥……”他再度打起了瞌睡,他的思緒在生活的各個層面當中彳亍徜徉。

     散漫的思緒漸漸停駐于特定的一點——也就是傳教士們所謂的“無底深淵”,不過在他看來也并不比一個小坑更深不可測。

    是呀,他确實很想跟幾個姑娘一起歡度良宵,輕歌曼舞,宴飲喧鬧甚或縱情聲色。

    沒錯,他确實想這麼做。

    可又怎麼能夠實現呢?如果卡倫德少校是個印度人,他就應該想起年輕人是怎麼回事,就會不問緣由地準他去加爾各答度上兩三天的假。

    可少校要麼就認為他的下屬都是冰雕雪砌、無欲無求,要麼就是認為他們沒事了就前往昌德拉布爾的坊間裡巷尋歡作樂——這兩種想法都同樣令人厭惡。

    隻有菲爾丁先生,隻有他才—— “哈桑!” 那仆人終于跑了進來。

     “看看這些蒼蠅,兄弟。

    ”他指着從天花闆上挂下來的那一團令人作嘔的東西。

    其核心是一根原本為了通電的電線。

    結果電沒有接通,一大群虱蠅卻捷足先登,密密麻麻的使電線變成了黑乎乎的一大團[1]。

     “大人,那是些蒼蠅啊。

    ” “好,好,它們是些蒼蠅,好極了,可我叫你來是為了什麼呢?” “把它們趕到别的地方,”哈桑絞盡腦汁琢磨了好一會兒才道。

     “趕到别的地方,它們還是會飛回來呀。

    ” “大人。

    ” “你得針對這些蒼蠅采取些措施;這樣你才算得上是我的用人,”阿齊茲态度溫和地道。

     哈桑可以叫那個小男孩到馬哈茂德·阿裡家把他們的梯凳借來;他可以命令廚子點起普裡默斯爐子燒一壺熱水;他可以親自提着個桶爬到梯子上,把電線的頂端浸到熱水裡。

     “好,非常好。

    現在你該怎麼做?” “把蒼蠅消滅。

    ” “很好。

    那就動手吧。

    ” 哈桑退下,這個計劃幾乎是深深刻在了他的腦海裡,開始找那個小男孩。

    那孩子沒找到,他的腳步已經慢了下來,又偷偷回到了涼台的台階上,不過并沒有繼續檢驗他那幾個盧比的真假,以免他的主人聽到叮叮當當的聲音。

    禮拜天的鐘聲仍在不斷地敲響;而東方已然經由英格蘭的城郊重新回到了東方,而且經過這段彎路,已經變得荒唐可笑了。

     阿齊茲繼續做着他的春夢。

     他的思緒雖算不上粗野,卻也強烈而直接。

    感謝他出身于其間的社會秩序,早在多年前他就已經懂得了有關他自己的身體機能的所有需要,等他開始學醫之後,他對于歐洲在有關兩性事實的分門别類上采取的那種呆闆迂腐和大驚小怪的态度非常反感。

    科學似乎是以一個錯誤的出發點來開始讨論一切事物的。

    當他在一本德國人寫的手冊中讀到對于性知識的描述時,他發現它們根本無法解釋他的親身經驗,因為一旦寫到書上去,就根本不再是他自己的經驗了。

    他發現,他父親或者母親告訴他的,或者他偶然從用人們那兒聽到的,隻有這類信息才切實有用,因此隻要有機會他也願意将這些知識傳授給别人。

     不過他決不能因為自己的某種愚蠢的越軌行為讓孩子們蒙受任何羞辱。

    想想看,要是有人在背後戳他的脊梁骨,他将何以自處!他身為醫生的專業地位也必須顧及,不管卡倫德少校怎麼想。

    阿齊茲贊成社會禮儀和行為規範,雖然他并沒有給它們戴上任何道德的光環,他跟英國人的主要不同之處就體現在這上面。

    他恪守的行為準則是社會性的。

    隻要社會沒有發現,你盡可欺騙她,因為隻有當她發現之後,你才真正傷害到了她;她并不像朋友或是上帝,隻要有不忠的行為存在,對他們就是一種傷害了。

    阿齊茲很明白這其中的道理,于是就在思索他該找個什麼樣的托詞才能到加爾各答度假去,他已經想起那兒有個可以信賴的人,請那人給他發份電報、寫封信,他拿給卡倫德少校看看,這事兒就成了。

    正在這時,院子裡響起了車輪聲。

    有人上門來探病了。

    想到竟然還有人關心他,反倒是增加了他的熱度,他發出一聲真正的呻吟,把自己緊緊地裹在了被子裡。

     “阿齊茲,我親愛的夥計,我們可擔心死了,”哈米杜拉的聲音道。

    一、二、三、四,撲通了四聲後,來訪的客人都重重地坐到了他的床上[2]。

     “如果一個醫生都病倒了,這可是件嚴重的事,”賽伊德·穆罕默德的聲音道,他是個助理工程師。

     “如果一位工程師病倒了,也同樣重要呢,”哈克的聲音道,他是位警務督察。

     “哦是呀,咱們可都重要得很哪,咱們的薪水就是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