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蓬萊島案”的再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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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論蓬萊島案 (鄧維桢) 對蓬萊島的案子,《發揚》周刊(二月十一日出版的)發表了我的談話。

    朋友們讀了這篇談話,提出了疑問,我相信這些問題不隻是這些朋友的,因此公開答複如下: ——有一位朋友,同情黨外,在台北地方法院做推事,他說,惡法亦法,如果不服判決,應該“依法”提出上訴,不應該變成政治事件,讓民衆以為黨外也不講法律、也講特權。

     我說,這項判決根本扯不上“惡法”、“善法”的問題。

    我們要求的是,法官能夠獨立辦案,并不要求特權。

    當法官不自愛,甘願變成政治競争的工具的時候,黨外不在政治上反擊,而斤斤墨守法律的規則,豈不是太可笑了! 現行的法律雖然都是國民黨訂的,但是他們并不遵守。

    法律對他們來講隻是統治的工具,并不用來拘束自己。

    法律能夠被遵守,背後需要有強大的力量。

    目前黨外為什麼需要遵守國民黨的法律,而國民黨可以不遵守呢?理由很簡單,因為隻有“國家”可以擁有的力量——警察、特務、軍隊——都控制在國民黨手中。

    現在我們要努力的,就是把掌握警察、特務和軍隊的權力,從國民黨手中奪回,還給人民。

    當這些力量由人民掌握的時候,國民黨可以不遵守法律嗎? ——陳少廷是我的老朋友。

    我們一起創辦《大學》雜志,他出錢出力最多。

    陳少廷很早就反抗國民黨,讀中學的時候,為了躲避國民黨的圍捕而藏在茂密的甘蔗園裡有幾個月之久。

    我說,陳水扁不上訴而從容坐牢,可以馬上成為黨外領袖。

    陳少廷給了評語,他說,我描述得太草率,應該加上一些條件。

     我在報上讀到陳水扁判刑一年而不上訴的消息的時候,我馬上想到一九二八年弗萊明(AlexanderFleming)發現抗生素(Penicillin)的故事。

    弗萊明是藥理學家,他在他的實驗室用試瓶培養了許多作為實驗用的病菌。

     有一天,他發現其中一個試瓶因為不小心被不明物體侵入,死了一些培養在裡面的病菌,弗萊明高興異常,終于研究出不明物體性質,而發展出救人無數的抗生素。

    這個故事有什麼意義呢?第一,弗萊明是難得的幸運兒,因為這個結果完全不是他操縱的或預期的,全然是意外和偶然;第二,如果弗萊明不是藥理學家,幸運之神來臨了,他也無法把握——他看不出試瓶裡面情況變化的含義;第三,他敏感地掌握了機會——如果他是墨守成規的科學家,他會把那個試瓶丢掉,換一個新的。

     我引用這個故事的目的在說明:陳水扁被不公正地判刑一年,和弗萊明的試瓶被污染一樣,看起來似乎不幸,其實是幸運之神特别照顧,測驗誰能機智地從中抓到機會,而獲得利益。

     為什麼說陳水扁不上訴而坐牢能得到巨大的政治利益呢?第一,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台灣人坐牢是自願的,而陳水扁卻能笑嘻嘻地走去坐牢,英雄形象立刻呈現出來。

    第二,刑期隻有一年,走出監牢之後,大家的印象還很深刻;二年以上的話,我就不敢鼓勵了。

    第三,陳水扁目前是黨外最受重視的少數政治明星之一,他一坐牢,他和其他競争者的距離馬上拉遠。

    看到林正傑怕他坐牢的緊張樣子,陳水扁應該能體會坐牢的好處。

    第四,陳水扁有相對好的從政條件:很好的學曆、經曆,被人稱道的品格和操守,聰明而且反應敏捷。

    有了這些條件,加上比别人多跳了這麼一大步,陳水扁不是黨外政治領袖,還能是誰呢? ——謝長廷讀了我的談話,在《民主政治》周刊上反駁我,他說,他全力幫忙陳水扁卻被我說成是蓄意打擊。

    他又說,我在離間朋友的情感。

    他希望他能生活在沒有猜忌的社會裡。

     我原來說話的句型是“善意的懷疑是……惡意的懷疑是……”,我很奇怪謝長廷為什麼那麼在意後半段的話,而忽略了前半段的意思。

    前半段,我說:“善意的懷疑是,他(謝長廷)不全然了解擴大蓬萊島案黨外可能獲得的政治利益,他不希望朋友坐牢……” 就這件事,我對謝長廷的了解是這樣(許多他親密的朋友也有這樣的感想):他是誠心誠意幫忙陳水扁,因為陳水扁沖動地說了不上訴的話,他要加以補救。

     謝長廷的問題是:第一,他不仔細考慮,他要怎樣幫忙,陳水扁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朋友表示不坐牢,他就往不坐牢的方向想,不會往相反的方向思考。

    這就是說,他隻懂得“小義”,不懂得“大義”。

    第二,陳水扁碰到的麻煩,謝長廷沒有意識到這不是私人問題,而是大家的問題(黨外的問題,或者說民主運動的問題)。

    我們批評國民黨把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