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蓬萊島案”的再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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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人應該想到。
林義雄當年在軍事法庭最後講的一句話，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我們期待的是一個美好的社會，這個社會任何善良高貴的行為，不要被冠上一個侮蔑的動機，我們盡量追求的是這樣的社會。
謝長廷兩次承認他們判斷有錯誤（一、不曉得該案會引起那麼多人的關心；二、認為被告不上訴與家屬上訴，不緻有沖突），這種态度，是很磊落、很正确的；他說李敖“提出政治鬥争的理念和規格”，說李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們做到幾分。
……這種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這種态度，也是很磊落、很正确的。
我覺得，我們這些對“蓬萊島案”讨論的好朋友，不論批評的和被批評的，關切的大前提都是在求黨外的“止于至善”，這大前提是一緻的，問題隻是出現在認定什麼是“至善”方面。
黨外的普遍缺點，是他們認定“至善”的訓練，失之薄弱，這個現象，“黨外的理論‘健将’”也有責任。
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事“生公說法”的工作二十多年，但總覺得距離“頑石點頭”的境界，還是太遠。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混蛋還是混蛋。
先知其實和先烈一樣，在有生之年，其實是某種程度的失敗者。
這種人的成功，往往是在死後。
雖然如此，先知這種“不信邪”的人，總還是能做一分便算一分。
“頑石”其實是永遠跟不上先知的，因為先知自己也不斷地在前進。
先知易蔔生在三十六歲時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
在他五十五歲時候，他留下一封信給朋友，說： 十年以後，斯铎曼的見解，社會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
但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斷在進步。
所以十年以後，他的見解仍舊比一般人超出十年。
就我個人來說，我感到我不斷在進步。
以前我每個劇本裡的主張，如今都漸漸變成一般人的主張。
但等他們跟到那一境界的時候，我早就不在那兒了，我又更進一步了。
我希望我總是朝前走了。
對我個人說來，我知道我“生公說法”中的許多“法”，不成材的黨外其實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還是誤會、反對的，但我絕不怕他們誤會、反對就不說。
——李敖之所以為李敖也，也就在此。
真正傷害黨外的，不是黨外不去為“善”，而是黨外不去為“至善”。
黨外隻以為他們做的是“善”就夠了、就是“善良高貴的行為”了，其實這是不夠的，“止于至善”才是我們的“觀念和規格”。
例如最近我批評到的林義雄問題、“蓬萊島案”問題，大家誤會、反對我，誤會反對的理由都是“止于善”而不是“止于至善”。
因為隻是“止于善”，所以邱垂貞說：“對于眼前這位心靈創傷累累的受傷者（林義雄），大家又何忍在短時間内要求他走上某條道路——坎坷又荊棘叢生的道路？”高俊明牧師說：“他（林義雄）的心中，也深深的在思考如何來疼同胞，使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這是負責任的表現。
因此，我覺得别人因他暫時的沉默而批判他，實有點遺憾！”（均見三月九日《台灣展望》第八期）……對這些立論，我認為他們隻是站在“止于善”上立論，而沒站在“止于至善”上立論。
因為隻是“止于善”，所以他們“不忍心”讓林義雄複出、所以他們“不忍心”讓林義雄發言。
但奇怪的是，這些好心人士卻忍心看林義雄做自失立場的事（從拜訪李登輝到方素敏于“立法院”放水等等），而不加以大義相責。
結果呢，我們看到的隻是一片“細人之愛”而不是“君子之愛”、隻是一片“好心腸”的“婦人之仁”而不是“硬下心腸”的“大丈夫之仁”。
于是，滑稽的是，口口聲聲愛護林義雄的人，其實就是使林義雄在打倒〔過去的〕林義雄的人！隻是他們和林義雄本人不知道或不忍知道罷了！ “蓬萊島案”也是如此。
當被告家屬們贊美她們的丈夫不上訴的“崇高意義”之時，她們的所謂“獨立上訴”，其實正使她們的丈夫在“崇高意義”上滑落。
口口聲聲愛護丈夫的人，其實就是使丈夫在打倒丈夫的人！ 鄧維桢顯然是以“大義”來期許謝長廷的，因為他認為謝長廷過分“補救”陳水扁，而忽略了“舍棄朋友的利益”、忽略了“選擇人民的利益”，以謝長廷那麼優秀的聰明人，實在應該看出這種分際來的。
可是謝長廷卻為了“小義”而忽略了“大義”，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混淆“小義”與“大義”，是黨外普遍的錯誤。
這種錯誤，有賴于卓越的領袖人物謝長廷更上層樓、更上層樓，帶頭來矯正。
我相信，謝長廷的帶頭，必然會提升黨外的“大義”。
謝長廷就此開始吧！（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夜）
林義雄當年在軍事法庭最後講的一句話，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我們期待的是一個美好的社會，這個社會任何善良高貴的行為，不要被冠上一個侮蔑的動機，我們盡量追求的是這樣的社會。
謝長廷兩次承認他們判斷有錯誤（一、不曉得該案會引起那麼多人的關心；二、認為被告不上訴與家屬上訴，不緻有沖突），這種态度，是很磊落、很正确的；他說李敖“提出政治鬥争的理念和規格”，說李敖“弄出一百分的方向，看我們做到幾分。
……這種程度的批判可以接受”，這種态度，也是很磊落、很正确的。
我覺得，我們這些對“蓬萊島案”讨論的好朋友，不論批評的和被批評的，關切的大前提都是在求黨外的“止于至善”，這大前提是一緻的，問題隻是出現在認定什麼是“至善”方面。
黨外的普遍缺點，是他們認定“至善”的訓練，失之薄弱，這個現象，“黨外的理論‘健将’”也有責任。
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事“生公說法”的工作二十多年，但總覺得距離“頑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混蛋還是混蛋。
先知其實和先烈一樣，在有生之年，其實是某種程度的失敗者。
這種人的成功，往往是在死後。
雖然如此，先知這種“不信邪”的人，總還是能做一分便算一分。
“頑石”其實是永遠跟不上先知的，因為先知自己也不斷地在前進。
先知易蔔生在三十六歲時自我流放，直到晚年，才得到自己同胞和全世界的肯定。
在他五十五歲時候，他留下一封信給朋友，說： 十年以後，斯铎曼的見解，社會上一般人大概也跟上了。
但這十年中，斯铎曼自己也不斷在進步。
所以十年以後，他的見解仍舊比一般人超出十年。
就我個人來說，我感到我不斷在進步。
以前我每個劇本裡的主張，如今都漸漸變成一般人的主張。
但等他們跟到那一境界的時候，我早就不在那兒了，我又更進一步了。
我希望我總是朝前走了。
對我個人說來，我知道我“生公說法”中的許多“法”，不成材的黨外其實是跟不上的，不但跟不上，甚至還是誤會、反對的，但我絕不怕他們誤會、反對就不說。
——李敖之所以為李敖也，也就在此。
真正傷害黨外的，不是黨外不去為“善”，而是黨外不去為“至善”。
黨外隻以為他們做的是“善”就夠了、就是“善良高貴的行為”了，其實這是不夠的，“止于至善”才是我們的“觀念和規格”。
例如最近我批評到的林義雄問題、“蓬萊島案”問題，大家誤會、反對我，誤會反對的理由都是“止于善”而不是“止于至善”。
因為隻是“止于善”，所以邱垂貞說：“對于眼前這位心靈創傷累累的受傷者（林義雄），大家又何忍在短時間内要求他走上某條道路——坎坷又荊棘叢生的道路？”高俊明牧師說：“他（林義雄）的心中，也深深的在思考如何來疼同胞，使我們的社會更和諧。
這是負責任的表現。
因此，我覺得别人因他暫時的沉默而批判他，實有點遺憾！”（均見三月九日《台灣展望》第八期）……對這些立論，我認為他們隻是站在“止于善”上立論，而沒站在“止于至善”上立論。
因為隻是“止于善”，所以他們“不忍心”讓林義雄複出、所以他們“不忍心”讓林義雄發言。
但奇怪的是，這些好心人士卻忍心看林義雄做自失立場的事（從拜訪李登輝到方素敏于“立法院”放水等等），而不加以大義相責。
結果呢，我們看到的隻是一片“細人之愛”而不是“君子之愛”、隻是一片“好心腸”的“婦人之仁”而不是“硬下心腸”的“大丈夫之仁”。
于是，滑稽的是，口口聲聲愛護林義雄的人，其實就是使林義雄在打倒〔過去的〕林義雄的人！隻是他們和林義雄本人不知道或不忍知道罷了！ “蓬萊島案”也是如此。
當被告家屬們贊美她們的丈夫不上訴的“崇高意義”之時，她們的所謂“獨立上訴”，其實正使她們的丈夫在“崇高意義”上滑落。
口口聲聲愛護丈夫的人，其實就是使丈夫在打倒丈夫的人！ 鄧維桢顯然是以“大義”來期許謝長廷的，因為他認為謝長廷過分“補救”陳水扁，而忽略了“舍棄朋友的利益”、忽略了“選擇人民的利益”，以謝長廷那麼優秀的聰明人，實在應該看出這種分際來的。
可是謝長廷卻為了“小義”而忽略了“大義”，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混淆“小義”與“大義”，是黨外普遍的錯誤。
這種錯誤，有賴于卓越的領袖人物謝長廷更上層樓、更上層樓，帶頭來矯正。
我相信，謝長廷的帶頭，必然會提升黨外的“大義”。
謝長廷就此開始吧！（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