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蓬萊島案”的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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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是孩子的父親！”素敏姊當年的心境，如今我們更加感受得到。
何況，我們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獨立上訴”，雖然與我們丈夫的意思相反，但與他們追求民主、人權的立場與原則，并不相悖；我們今天的決定，不過是在行使我們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賦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權而已。
相信，我們的丈夫自會尊重我們的抉擇，同時也期盼社會各界，繼續給予密切的關注與支持。
三位被告家屬說她們“深知”她們的丈夫不上訴，“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她們根本就不“深知”。
因為她們如果“深知”，她們怎麼可以在丈夫們走上前去的崇高時刻，不緊追上前，走在丈夫身邊，反倒停下來扯後腿？這種荒唐的“獨立上訴”，是十足扯後腿的行為，怎麼巧辯都沒用、怎麼美化也沒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絕不相信的（當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絕不相信這種行為她們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絕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為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則”的）！ 三位被告家屬還引出方素敏的“好漢”與“隻是孩子的父親”對立論，更十足顯出她們的婦人之見，她們真是不識大體也不明大義的！她們這種“心境”，十足會給有“崇高意義”的丈夫一種背腹受敵的感覺——前有老K，後有“哭哭啼啼的妻子”，這種困境下，再要陳水扁他們不三心兩意，又豈可得乎？ 當然，從根性的問題與“預備”不足的問題觀點看，我們不會全怪三位被告家屬，她們還需要再教育。
鄧維桢說“甘地很幸運沒有哭哭啼啼的妻子”，這話是錯誤的。
因為在甘地抛棄律師職位、義無反顧的參與獨立革命的時候，他的妻子實在也哭哭啼啼過，要他“隻是孩子的父親”而不做他媽的“好漢”。
但甘地深識大體也深明大義，他的堅決，感化了妻子，最後他的妻子且死在獄中，成了最偉大的印度女性。
這樣看來，三位被告家屬的錯誤，其實與三位被告本身的不夠堅決有關，需要再教育的，顯然不止三位家屬了。
最不可原諒的，是“蓬萊島案”上訴不上訴的糾纏中，一些黨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話。
什麼“尊重家屬的意願”啦、什麼“尊重家屬本身的選擇”啦、什麼“家屬們上訴，實際是開辟第二戰場”啦、什麼“見仁見智”啦、什麼“拒絕固然是抗議，上訴卻也未見得是妥協，端看今後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别有居心、混蛋得氣人！鄧維桢說這是“短視和無知”，是最客氣的說法。
因為希望上訴這一事實出現，根本是完全符合國民黨利益的。
二月二日國民黨同路人《雷聲》周刊透露： 正當家屬們猶豫不決的時候，有關情治單位也感到事态的嚴重，除了海外輿論的重大壓力外，陳水扁“人權行軍”的計劃一旦付諸實施，盛況可期，難免不發生或多或少的社會秩序問題。
于是，許多情治機構紛紛派出人馬，通過各種管道，進行“溝通協調”的疏導工作，希望勸說家屬們獨立提出上訴。
這一報道，十足說明了上訴究竟符合了誰的利益。
“刑事訴訟法”明定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但上訴、上訴，上訴到頭來，得為的利益卻是國民黨的，這一上訴的不識大體與不明大義，還不清楚嗎？一些黨外人士說的那些話，豈不全是混蛋話嗎？ 寫到這裡，我要重新引喻“曾子易箦”的故事。
曾子臨死的時候，他的學生樂正子春、兒子曾元、曾申，都環繞在床邊，一個童子在牆角舉着蠟燭，忽然說：“華而！大夫之箦與！”（“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子嘛！”）樂正子春申訴他，說：“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子吃了一驚，問說什麼，童子又說：“華而！大夫之箦與！”曾子聽清楚了，說：“然！斯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能易也。
元！起易箦！”（“是大夫的席子！是魯國大夫季孫送給我的，我沒來得及換〔我不是大夫，依禮不得用大夫的席子〕。
曾元！扶起我來換席子！”）曾元說：“爸爸現在病成這樣子，不可以移動，明天再說吧。
”可是曾子不肯，曾子說：“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你們愛我，實在比不上這小孩子！君子是用大義愛人；小人卻不講大義，隻會用姑息手段愛得人去做錯事。
我現在還求什麼呢？我隻求守原則而死，就好了！”）曾子說過以後，就來換席子，剛換過去，還沒躺好，就死了！ 這個偉大的“曾子易箦”的故事，告訴了我們：“君子之愛”與“細人之愛”的分際何在。
“蓬萊島案”的前前後後，都牽涉到“君子之愛”與“細人之愛”的分際（“細人之愛”中包含“婦人之愛”），在這種分際中，大家一不小心就會從“崇高意義”上滑落，這是很令人痛心的。
唯一檢定的标準沒有别的，隻有時時把握這一分際，而繼續走上前去。
在前進的過程中，人難免迷失、難免動搖、難免犯錯，但是知過能改，也就可以成為後事之師。
強辯、曲解與遮蓋，都是不好的、要不得的。
黨外人士勉乎哉！（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午）
何況，我們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獨立上訴”，雖然與我們丈夫的意思相反，但與他們追求民主、人權的立場與原則，并不相悖；我們今天的決定，不過是在行使我們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賦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權而已。
相信，我們的丈夫自會尊重我們的抉擇，同時也期盼社會各界，繼續給予密切的關注與支持。
三位被告家屬說她們“深知”她們的丈夫不上訴，“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她們根本就不“深知”。
因為她們如果“深知”，她們怎麼可以在丈夫們走上前去的崇高時刻，不緊追上前，走在丈夫身邊，反倒停下來扯後腿？這種荒唐的“獨立上訴”，是十足扯後腿的行為，怎麼巧辯都沒用、怎麼美化也沒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絕不相信的（當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絕不相信這種行為她們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絕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為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内部的民主原則”的）！ 三位被告家屬還引出方素敏的“好漢”與“隻是孩子的父親”對立論，更十足顯出她們的婦人之見，她們真是不識大體也不明大義的！她們這種“心境”，十足會給有“崇高意義”的丈夫一種背腹受敵的感覺——前有老K，後有“哭哭啼啼的妻子”，這種困境下，再要陳水扁他們不三心兩意，又豈可得乎？ 當然，從根性的問題與“預備”不足的問題觀點看，我們不會全怪三位被告家屬，她們還需要再教育。
鄧維桢說“甘地很幸運沒有哭哭啼啼的妻子”，這話是錯誤的。
因為在甘地抛棄律師職位、義無反顧的參與獨立革命的時候，他的妻子實在也哭哭啼啼過，要他“隻是孩子的父親”而不做他媽的“好漢”。
但甘地深識大體也深明大義，他的堅決，感化了妻子，最後他的妻子且死在獄中，成了最偉大的印度女性。
這樣看來，三位被告家屬的錯誤，其實與三位被告本身的不夠堅決有關，需要再教育的，顯然不止三位家屬了。
最不可原諒的，是“蓬萊島案”上訴不上訴的糾纏中，一些黨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話。
什麼“尊重家屬的意願”啦、什麼“尊重家屬本身的選擇”啦、什麼“家屬們上訴，實際是開辟第二戰場”啦、什麼“見仁見智”啦、什麼“拒絕固然是抗議，上訴卻也未見得是妥協，端看今後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别有居心、混蛋得氣人！鄧維桢說這是“短視和無知”，是最客氣的說法。
因為希望上訴這一事實出現，根本是完全符合國民黨利益的。
二月二日國民黨同路人《雷聲》周刊透露： 正當家屬們猶豫不決的時候，有關情治單位也感到事态的嚴重，除了海外輿論的重大壓力外，陳水扁“人權行軍”的計劃一旦付諸實施，盛況可期，難免不發生或多或少的社會秩序問題。
于是，許多情治機構紛紛派出人馬，通過各種管道，進行“溝通協調”的疏導工作，希望勸說家屬們獨立提出上訴。
這一報道，十足說明了上訴究竟符合了誰的利益。
“刑事訴訟法”明定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但上訴、上訴，上訴到頭來，得為的利益卻是國民黨的，這一上訴的不識大體與不明大義，還不清楚嗎？一些黨外人士說的那些話，豈不全是混蛋話嗎？ 寫到這裡，我要重新引喻“曾子易箦”的故事。
曾子臨死的時候，他的學生樂正子春、兒子曾元、曾申，都環繞在床邊，一個童子在牆角舉着蠟燭，忽然說：“華而！大夫之箦與！”（“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子嘛！”）樂正子春申訴他，說：“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子吃了一驚，問說什麼，童子又說：“華而！大夫之箦與！”曾子聽清楚了，說：“然！斯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能易也。
元！起易箦！”（“是大夫的席子！是魯國大夫季孫送給我的，我沒來得及換〔我不是大夫，依禮不得用大夫的席子〕。
曾元！扶起我來換席子！”）曾元說：“爸爸現在病成這樣子，不可以移動，明天再說吧。
”可是曾子不肯，曾子說：“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你們愛我，實在比不上這小孩子！君子是用大義愛人；小人卻不講大義，隻會用姑息手段愛得人去做錯事。
我現在還求什麼呢？我隻求守原則而死，就好了！”）曾子說過以後，就來換席子，剛換過去，還沒躺好，就死了！ 這個偉大的“曾子易箦”的故事，告訴了我們：“君子之愛”與“細人之愛”的分際何在。
“蓬萊島案”的前前後後，都牽涉到“君子之愛”與“細人之愛”的分際（“細人之愛”中包含“婦人之愛”），在這種分際中，大家一不小心就會從“崇高意義”上滑落，這是很令人痛心的。
唯一檢定的标準沒有别的，隻有時時把握這一分際，而繼續走上前去。
在前進的過程中，人難免迷失、難免動搖、難免犯錯，但是知過能改，也就可以成為後事之師。
強辯、曲解與遮蓋，都是不好的、要不得的。
黨外人士勉乎哉！（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