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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之以令。
”主張直接從農夫與工商小民中選賢任職，并舉例雲： 故古者堯舉舜于服澤之一陽一，授之政，天下平。
禹舉益于一陰一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
文王舉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故當是時，雖在于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
舜、益、伊尹、闳夭、泰颠等人本來都是從事各種卑賤職業的體力勞動者，但卻被堯、禹、湯、文王等最高統治者分别拔舉到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的地位。
這就是墨子所理解的尚賢。
與孔子那種學而優則仕的舉賢思想相比，墨子這種從勞力者中選拔勞心者的觀點無疑更為受到普通民衆的歡迎。
其次，墨家學派明确提出了尚同和如何成為天子的問題，把孔子“為東周”的夢想提到了改朝換代的高度，為建立一個取代周王朝的新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提一供了輿論基矗 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周王朝雖然已經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但周天子在名義上仍然是諸侯們所承認的天下共主。
在激烈的争霸鬥争中，尊王一直是霸主們争取霸主地位的手段。
為了讓其他諸侯國承認自己的霸主地位，霸主們總要做出一些維護周王朝和周天子之體面的行動。
所以，孔子雖然認識到應當創立一套超越周代貴族文化的地主官僚文化，但卻還沒有形成建立新王朝的明确的革命思想。
他在周遊列國的時候，還沒有和諸侯們讨論如何為王、為天子的問題。
到墨子時，随着周王朝地位的日趨下降，實力雄厚的諸候已不再滿足于做諸侯之長，而是希望取代周天子而成為諸候之王。
争奪霸主地位也不再成為他們的目标。
以此為背景，墨家學派便提出了王、天子這樣一些孔子尚未提出的時代主題。
例如：《墨子·親士》雲： 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
是故一江一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
從王道的高度來研究政治，是《墨子》一書的特點。
又如《墨子·尚賢中》雲：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将何以哉？其說将必挾震威強。
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挾震威強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
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
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
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如此明目張膽地用王天下、正諸侯來遊說當世王公大人，恐怕是春秋時代的孔子所不敢做的。
從《墨子》全書來看，墨家學派所提出的王天下、正諸侯的途徑主要包括兼愛、尚賢、非攻、尚同等等。
這基本都是從廣大被統治者的利益着眼的。
對當時的君主來說，這種理想主義的政治顯然是無法付之實踐的。
但是，對當時這些紛紛自稱為王的君主們來說，墨家的這種王天下、正諸侯的說法無疑比儒家的尊王、複禮之論悅耳動聽得多。
第三，墨家學派明确提出一種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這比儒家的道德政治更為符合統治者選拔人才的心理和任用人才的原則。
例如，《墨子·親士》篇雲：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是故不勝其任處而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
墨子說國君不會喜歡無功之臣，慈父不會喜歡無益之子，其目的固然在于攻擊貴族集一團一的一屍一位素餐，但與此同時，他在這裡實際上提出了一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才思想。
如前所述，在周代貴族社會，貴族階級步入仕途依靠的是自己的出身地位。
孔子為了為平民階級的入仕創造理論條件，便提出了以道德為标準來選擇人才的思想。
這在當時無疑有着巨大的曆史意義。
到墨子的時代，新一代的君主已基本接受從各階層中選拔人才的觀念，但是，在當時激烈的競争鬥争中，君主們所需要的并不是孔子所推崇的道德君子，而是能為國家建功立業的謀臣策士。
因此，墨子以功代替孔子的德來評價人才，自然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之以令。
”主張直接從農夫與工商小民中選賢任職，并舉例雲： 故古者堯舉舜于服澤之一陽一，授之政，天下平。
禹舉益于一陰一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湯舉伊尹于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
文王舉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故當是時，雖在于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
舜、益、伊尹、闳夭、泰颠等人本來都是從事各種卑賤職業的體力勞動者，但卻被堯、禹、湯、文王等最高統治者分别拔舉到國家最高行政長官的地位。
這就是墨子所理解的尚賢。
與孔子那種學而優則仕的舉賢思想相比，墨子這種從勞力者中選拔勞心者的觀點無疑更為受到普通民衆的歡迎。
其次，墨家學派明确提出了尚同和如何成為天子的問題，把孔子“為東周”的夢想提到了改朝換代的高度，為建立一個取代周王朝的新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提一供了輿論基矗 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周王朝雖然已經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但周天子在名義上仍然是諸侯們所承認的天下共主。
在激烈的争霸鬥争中，尊王一直是霸主們争取霸主地位的手段。
為了讓其他諸侯國承認自己的霸主地位，霸主們總要做出一些維護周王朝和周天子之體面的行動。
所以，孔子雖然認識到應當創立一套超越周代貴族文化的地主官僚文化，但卻還沒有形成建立新王朝的明确的革命思想。
他在周遊列國的時候，還沒有和諸侯們讨論如何為王、為天子的問題。
到墨子時，随着周王朝地位的日趨下降，實力雄厚的諸候已不再滿足于做諸侯之長，而是希望取代周天子而成為諸候之王。
争奪霸主地位也不再成為他們的目标。
以此為背景，墨家學派便提出了王、天子這樣一些孔子尚未提出的時代主題。
例如：《墨子·親士》雲： 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
是故一江一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
從王道的高度來研究政治，是《墨子》一書的特點。
又如《墨子·尚賢中》雲： 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将何以哉？其說将必挾震威強。
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挾震威強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
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
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
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如此明目張膽地用王天下、正諸侯來遊說當世王公大人，恐怕是春秋時代的孔子所不敢做的。
從《墨子》全書來看，墨家學派所提出的王天下、正諸侯的途徑主要包括兼愛、尚賢、非攻、尚同等等。
這基本都是從廣大被統治者的利益着眼的。
對當時的君主來說，這種理想主義的政治顯然是無法付之實踐的。
但是，對當時這些紛紛自稱為王的君主們來說，墨家的這種王天下、正諸侯的說法無疑比儒家的尊王、複禮之論悅耳動聽得多。
第三，墨家學派明确提出一種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這比儒家的道德政治更為符合統治者選拔人才的心理和任用人才的原則。
例如，《墨子·親士》篇雲：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是故不勝其任處而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
墨子說國君不會喜歡無功之臣，慈父不會喜歡無益之子，其目的固然在于攻擊貴族集一團一的一屍一位素餐，但與此同時，他在這裡實際上提出了一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才思想。
如前所述，在周代貴族社會，貴族階級步入仕途依靠的是自己的出身地位。
孔子為了為平民階級的入仕創造理論條件，便提出了以道德為标準來選擇人才的思想。
這在當時無疑有着巨大的曆史意義。
到墨子的時代，新一代的君主已基本接受從各階層中選拔人才的觀念，但是，在當時激烈的競争鬥争中，君主們所需要的并不是孔子所推崇的道德君子，而是能為國家建功立業的謀臣策士。
因此，墨子以功代替孔子的德來評價人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