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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符合最高統治者的口味。
與這種功利主義的人才觀相應，墨家學派的思想也普遍具有功利主義色彩。
墨家在論述其各種觀點的時候，往往要從功利的角度論證其必要性。
他們認為人民的本性無常，隻對于他們有利的人、事感興趣。
《墨子·七患》雲： 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兇，則民吝且惡。
夫民何常 此之有！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既然民性随生活環境而變遷，沒有恒性，那麼，孔子所主張的道德教化政治也就無從附麗了。
墨子還明确指出，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隻能從屬于物質力量。
《七患》雲： 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
因此，他認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東西即是備、兵、城等物質基礎： 故備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此三者，國之具也。
與儒家的那種重義輕利的道德高調相比，這種現實主義的态度與戰國初期的君主對政治的認識自然一緻得多。
在墨家的政治思想中，以這種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認識為基礎，他們還提出了兩個在戰國時代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術語——“法”和“術”。
在《尚賢中》一篇，墨子指出，治理國家必須講究法術，說：“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法指的是治理國家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而術則是貫徹這種原則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本篇中，法和術實際上具體指應當任用賢才和如何使用賢才二者。
他認為若能做到這二者，統治者即可收到“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甯樂在君，憂戚在臣”的效果。
這種重法明術、尊君卑臣的政治觀點，無疑直接開啟了戰國時代法家思想的先河。
第四，墨家還具體提出了非攻、節用、節葬、非樂等政治主張，對當時統治者貪得無厭的掠奪戰争和窮奢極侈的享樂生活進行了廣泛而尖銳的批判。
這無疑喊出了處身于無休無止的戰争之中并擔負無窮無盡的租賦徭役的人們的心聲。
總而言之，從上述四個方面來看，墨家學說可以說是從戰國時代的政治形勢出發，站在普通民衆利益上提出的一套系統的政治理論。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進一步看到，由于墨家學派的成員大都是一些出身下層階級的“賤民”，他們本身并不具備多少政治經濟地位，因此，當他們通過遊說當時君主來推行自己政治主張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借助于一些超人間社會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權威地位。
由此出發，他們對上天和鬼神進行了大量宣傳，把自己的主張說成是上天、鬼神的願望。
這就使墨家學說具有濃厚的迷信色彩。
從散文藝術的角度而言，《墨子》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質樸無文著稱，這一特點極為顯著。
墨家主張尚質，反對尚文。
因此，他們著書立說所采用的是當時的口語，而不是儒家那種經過修辭的“文言”或“雅言”。
這使他們的文章有一種平易近人、娓娓道來的風格特色，但因此也給後人的閱讀和理解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我們在對《墨子》進行白話翻譯的時候，對這一種困難感觸尤深。
特别是《墨子》中《備城門》以下諸篇，有許多當時的戰略術語，古來注者向無确解，我們雖勉強為之轉譯，但恐怕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
至于《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乃是墨子及其弟子對邏輯學、數學、物理學等專門知識的研究成果的總結，文字記錄具有隐微難懂、言此意彼之特點，若強為之翻譯，隻能弄巧反拙，因此，我們隻錄了原文。
讀者若對這部分有興趣，可參考譚戒甫的《墨辨發微》與《墨經分類譯注》。
《墨子》一書，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七十一篇，現存五十三篇。
古人對此書的整理研究工作始于清代。
較為著名的成果有畢沅的《墨子注》與孫诒讓的《墨子閑诂》等。
我們即以二書為主而旁采其他諸家之說。
本書的譯注工作由多人合作完成。
吳龍輝負責《親士》至《明鬼》篇，及《備城門》篇，過常寶負責《非樂》至《非儒》篇，張宗奇負責《大确至《公輸》篇，黃興濤負責《備高臨》以下諸篇。
由于我們水平所限，缺點錯誤定會不少，則有待于方家與讀者的教正了。
吳龍輝一九九二年六月
與這種功利主義的人才觀相應，墨家學派的思想也普遍具有功利主義色彩。
墨家在論述其各種觀點的時候，往往要從功利的角度論證其必要性。
他們認為人民的本性無常，隻對于他們有利的人、事感興趣。
《墨子·七患》雲： 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兇，則民吝且惡。
夫民何常 此之有！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既然民性随生活環境而變遷，沒有恒性，那麼，孔子所主張的道德教化政治也就無從附麗了。
墨子還明确指出，道德的力量是有限的，隻能從屬于物質力量。
《七患》雲： 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
因此，他認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東西即是備、兵、城等物質基礎： 故備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此三者，國之具也。
與儒家的那種重義輕利的道德高調相比，這種現實主義的态度與戰國初期的君主對政治的認識自然一緻得多。
在墨家的政治思想中，以這種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認識為基礎，他們還提出了兩個在戰國時代具有重大影響的政治術語——“法”和“術”。
在《尚賢中》一篇，墨子指出，治理國家必須講究法術，說：“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法指的是治理國家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而術則是貫徹這種原則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本篇中，法和術實際上具體指應當任用賢才和如何使用賢才二者。
他認為若能做到這二者，統治者即可收到“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甯樂在君，憂戚在臣”的效果。
這種重法明術、尊君卑臣的政治觀點，無疑直接開啟了戰國時代法家思想的先河。
第四，墨家還具體提出了非攻、節用、節葬、非樂等政治主張，對當時統治者貪得無厭的掠奪戰争和窮奢極侈的享樂生活進行了廣泛而尖銳的批判。
這無疑喊出了處身于無休無止的戰争之中并擔負無窮無盡的租賦徭役的人們的心聲。
總而言之，從上述四個方面來看，墨家學說可以說是從戰國時代的政治形勢出發，站在普通民衆利益上提出的一套系統的政治理論。
當然，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進一步看到，由于墨家學派的成員大都是一些出身下層階級的“賤民”，他們本身并不具備多少政治經濟地位，因此，當他們通過遊說當時君主來推行自己政治主張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借助于一些超人間社會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權威地位。
由此出發，他們對上天和鬼神進行了大量宣傳，把自己的主張說成是上天、鬼神的願望。
這就使墨家學說具有濃厚的迷信色彩。
從散文藝術的角度而言，《墨子》在先秦哲理散文中以質樸無文著稱，這一特點極為顯著。
墨家主張尚質，反對尚文。
因此，他們著書立說所采用的是當時的口語，而不是儒家那種經過修辭的“文言”或“雅言”。
這使他們的文章有一種平易近人、娓娓道來的風格特色，但因此也給後人的閱讀和理解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我們在對《墨子》進行白話翻譯的時候，對這一種困難感觸尤深。
特别是《墨子》中《備城門》以下諸篇，有許多當時的戰略術語，古來注者向無确解，我們雖勉強為之轉譯，但恐怕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
至于《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諸篇，乃是墨子及其弟子對邏輯學、數學、物理學等專門知識的研究成果的總結，文字記錄具有隐微難懂、言此意彼之特點，若強為之翻譯，隻能弄巧反拙，因此，我們隻錄了原文。
讀者若對這部分有興趣，可參考譚戒甫的《墨辨發微》與《墨經分類譯注》。
《墨子》一書，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七十一篇，現存五十三篇。
古人對此書的整理研究工作始于清代。
較為著名的成果有畢沅的《墨子注》與孫诒讓的《墨子閑诂》等。
我們即以二書為主而旁采其他諸家之說。
本書的譯注工作由多人合作完成。
吳龍輝負責《親士》至《明鬼》篇，及《備城門》篇，過常寶負責《非樂》至《非儒》篇，張宗奇負責《大确至《公輸》篇，黃興濤負責《備高臨》以下諸篇。
由于我們水平所限，缺點錯誤定會不少，則有待于方家與讀者的教正了。
吳龍輝一九九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