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對黨和政的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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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白沒有進黨，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是自然的。
辛亥以前他參加革命為同盟會會員。
民國成立，以同盟會為基本成員而組織國民黨，行兩黨對峙式的議會政治。
凡同盟會會員實際都自以為是國民黨黨員。
惟當時以軍人不宜幹政，故軍人不入黨，雖不入黨，他們的精神和行動，都向着跟着國民黨的。
膺白是軍人如此，與他同樣的還有不少。
那時，國民黨、革命黨、民黨在一般人看來有同樣意義。
癸醜（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改組，參加者除宣誓還蓋手印。
有些人不贊成如此，未去參加，膺白亦然。
他重法甚于人，重自由意志甚于服從領導。
他的朋友在他身後論他：從此常持獨立見解，革命方式與前不同，亦不朝三暮四，忽友忽敵。
膺白沒有入國民黨，然亦從不屬任何其他的黨或派或系。
國民黨經過十年的困苦艱難，在國内國外俱不順手。
在國内有軍閥的敵人，亦有軍閥的同伴。
在國外，日本不願中國之成功，歐美亦報中山先生以淡漠。
而這時四出招徕者有蘇聯，中山先生遂采取了聯俄容共政策，國民黨再改組，近于蘇聯方式。
我至今不解，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左右何以中山先生會聯絡一向壓迫南方革命黨的奉張、皖段？又何以北方的國民軍在醞釀時不早點告訴南方？南北相呼，彼此都加聲勢，不必落軍閥之手，而對國際亦不必一面倒去！在膺白方面我所知道的，他埋頭醞釀，而力不在手，事無把握。
在北方，我們不敢提容共之事。
我個人隻有兩次經驗：一次在北京，不知如何同我妹妹性仁，提到我們住屋的房地契，她說：這些都将無用了。
她的屋是舉債而得，夫婦二人積年賣稿償債，成功比我的更辛苦。
她言下甚為沉重。
又說：現在還可能，多吃點雞吧，将來沒有得吃。
她的身體比我壞，需要營養，有此感覺。
我的說法不同，預料要苦，在不苦時先練習起來。
這是僅有的一次我們姊妹間為未來生活而讨論到的話。
又一次在天津，膺白已南歸，我亦将動身，膺白來信有給張敬輿先生的一頁，叫我面交，信内的話很簡單，大意有兩點：一、“洪水”有挽救可能，二、希望他在北方亦努力，使國家早統一。
敬輿先生看信後，當我面，照膺白囑，将信焚去。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冬膺白南歸後，蔣先生幾次叫他入黨，膺白不願。
蔣先生是十分好意，在國民政府下從政，必須是個國民黨員。
要發言有力，必須是個中央執行委員或監察委員，中執、中監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
又國民政府以中央政治會議為最高行政決策機關，而中央政治會議系由中央執行委員所組成。
不是黨員則不能參與這些事。
又膺白屢次言“法”和“制”和“黨的組織”，他的意思：國家要立“大法”，政府要有合理的“制度”，黨要有合理的“組織”。
這些亦須是黨員才有資格建議。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春，我們從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到上海，其時膺白離開蔣先生還不過一二天，忽然楊虎（嘯天）匆匆趕到，面交一封蔣先生的信，信内别無他事，隻是膺白的入黨志願書，上面介紹人張靜江先生和蔣先生自己都已簽了名，隻待膺白自簽。
膺白沒有簽名，原件由楊帶回。
蔣先生初到上海，一日在亞爾培路我們家裡，談到政治，又談到英士先生，歎息着說：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辦黨，蔣先生自己專心軍事，而由膺白辦政，可以合作分工。
然英士先生究竟已死，而膺白始終隻願做一客卿，無意參預黨的政治。
那日何以有這段談話我不如道，我因參加送客，在他們很閑散的神氣中，聽着上述幾句。
其時亦正是汪精衛、宋子文二先生一同到吾家來，他們二位以前沒有到過吾家，以後亦未再到這所房子，匆遽進來是尋蔣先生的。
我不大了解甯漢與左右派争執的真點，尤其人事上忽左忽右的變化經過。
大概這是在汪與陳獨秀共同宣言之際，隻記得第二日報上登出蔣先生聲明與汪合作之事。
亦記得膺白看了報，覺得那日他和蔣先生談話不是如此，頗惋惜這變化。
當時汪從蘇聯歸，宋從武漢來，都尚稱為左派的。
民國十七八年之際，有一次報載河北省黨部指導委員中有膺白名字，當時不解原委。
後來聞知幾位老同志以為膺白當然是黨員，如此不必再經過入黨手續。
蔣先生如此容忍一個倔強的朋友，老同志如此要為他開方便之門，而膺白終不動心者，不是矯情。
膺白對當時黨的組織、政治作風、政治制度，均有異議。
這些異議他大概都對蔣先生陳述過。
在北伐告成之後，他覺得蔣先生已經是全國數萬萬人共戴的領袖，不必以黨自外于國民。
在黨有左右及地區派系之别，而在國隻要為國家人民做事，可心無二用。
他曾列舉一個領袖的成功，國民要多少負擔，民國以後袁世凱用國家多少錢，段祺瑞用國家多少錢，他當時說的數目好像是四五萬萬元。
袁、段二人都錯過了機會，沒有導國家上建設之路。
他勸蔣先生快準備對國民的成績。
他說之再三。
依我印象，蔣先生對這類話都很傾聽，不然膺白不會說而再三。
蔣先生是繼承中山先生的人，對中山先生有知己之感，革命黨中尚有元老很多，他必須站在現有黨的立場。
膺白則以為清黨而不改其組織，則有其短處而無其長處，失去可得之人心，錯過機會是可惜的。
膺白對于國民政府下政治制度之異議：一為委員制，一為頭重腳輕現象。
委員制人多而不負責，結果不是被不負責任者誤事，即是成就負責任者之獨斷，事無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此制度而養成的。
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組織複雜龐大，親民之官&mdash&mdash縣長&mdash&mdash愈無力亦無能。
膺白主張“多級總攬制”，分層分職，而負全權全責。
看後章他自拟的上海特别市組織章制，與他和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的談話（見《感憶錄》沈觐宜先生文）可以知之。
早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初，他和蔣先生讨論過改革制度如下電： 前在鎮江所談“改革制度”建議案，急需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會議疊次議事錄全部為參考，可否饬檢一份寄滬？如系秘件，請借用數星期，即可歸還也。
雲陽二。
電稿無月日，我記得膺白到鎮江是民十六（一九二七）春夏之際，穿夾衫而去，單哔叽衫而歸。
他一件灰色哔叽單長衫，我不小心交洗衣作去洗，縮得甚短，未曾覺察，放在小箱内。
回滬時我見他穿着不成樣子的長衫，幾乎
辛亥以前他參加革命為同盟會會員。
民國成立，以同盟會為基本成員而組織國民黨，行兩黨對峙式的議會政治。
凡同盟會會員實際都自以為是國民黨黨員。
惟當時以軍人不宜幹政，故軍人不入黨，雖不入黨，他們的精神和行動，都向着跟着國民黨的。
膺白是軍人如此，與他同樣的還有不少。
那時，國民黨、革命黨、民黨在一般人看來有同樣意義。
癸醜（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改組，參加者除宣誓還蓋手印。
有些人不贊成如此，未去參加，膺白亦然。
他重法甚于人，重自由意志甚于服從領導。
他的朋友在他身後論他：從此常持獨立見解，革命方式與前不同，亦不朝三暮四，忽友忽敵。
膺白沒有入國民黨，然亦從不屬任何其他的黨或派或系。
國民黨經過十年的困苦艱難，在國内國外俱不順手。
在國内有軍閥的敵人，亦有軍閥的同伴。
在國外，日本不願中國之成功，歐美亦報中山先生以淡漠。
而這時四出招徕者有蘇聯，中山先生遂采取了聯俄容共政策，國民黨再改組，近于蘇聯方式。
我至今不解，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左右何以中山先生會聯絡一向壓迫南方革命黨的奉張、皖段？又何以北方的國民軍在醞釀時不早點告訴南方？南北相呼，彼此都加聲勢，不必落軍閥之手，而對國際亦不必一面倒去！在膺白方面我所知道的，他埋頭醞釀，而力不在手，事無把握。
在北方，我們不敢提容共之事。
我個人隻有兩次經驗：一次在北京，不知如何同我妹妹性仁，提到我們住屋的房地契，她說：這些都将無用了。
她的屋是舉債而得，夫婦二人積年賣稿償債，成功比我的更辛苦。
她言下甚為沉重。
又說：現在還可能，多吃點雞吧，将來沒有得吃。
她的身體比我壞，需要營養，有此感覺。
我的說法不同，預料要苦，在不苦時先練習起來。
這是僅有的一次我們姊妹間為未來生活而讨論到的話。
又一次在天津，膺白已南歸，我亦将動身，膺白來信有給張敬輿先生的一頁，叫我面交，信内的話很簡單，大意有兩點：一、“洪水”有挽救可能，二、希望他在北方亦努力，使國家早統一。
敬輿先生看信後，當我面，照膺白囑，将信焚去。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冬膺白南歸後，蔣先生幾次叫他入黨，膺白不願。
蔣先生是十分好意，在國民政府下從政，必須是個國民黨員。
要發言有力，必須是個中央執行委員或監察委員，中執、中監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
又國民政府以中央政治會議為最高行政決策機關，而中央政治會議系由中央執行委員所組成。
不是黨員則不能參與這些事。
又膺白屢次言“法”和“制”和“黨的組織”，他的意思：國家要立“大法”，政府要有合理的“制度”，黨要有合理的“組織”。
這些亦須是黨員才有資格建議。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春，我們從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到上海，其時膺白離開蔣先生還不過一二天，忽然楊虎（嘯天）匆匆趕到，面交一封蔣先生的信，信内别無他事，隻是膺白的入黨志願書，上面介紹人張靜江先生和蔣先生自己都已簽了名，隻待膺白自簽。
膺白沒有簽名，原件由楊帶回。
蔣先生初到上海，一日在亞爾培路我們家裡，談到政治，又談到英士先生，歎息着說：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辦黨，蔣先生自己專心軍事，而由膺白辦政，可以合作分工。
然英士先生究竟已死，而膺白始終隻願做一客卿，無意參預黨的政治。
那日何以有這段談話我不如道，我因參加送客，在他們很閑散的神氣中，聽着上述幾句。
其時亦正是汪精衛、宋子文二先生一同到吾家來，他們二位以前沒有到過吾家，以後亦未再到這所房子，匆遽進來是尋蔣先生的。
我不大了解甯漢與左右派争執的真點，尤其人事上忽左忽右的變化經過。
大概這是在汪與陳獨秀共同宣言之際，隻記得第二日報上登出蔣先生聲明與汪合作之事。
亦記得膺白看了報，覺得那日他和蔣先生談話不是如此，頗惋惜這變化。
當時汪從蘇聯歸，宋從武漢來，都尚稱為左派的。
民國十七八年之際，有一次報載河北省黨部指導委員中有膺白名字，當時不解原委。
後來聞知幾位老同志以為膺白當然是黨員，如此不必再經過入黨手續。
蔣先生如此容忍一個倔強的朋友，老同志如此要為他開方便之門，而膺白終不動心者，不是矯情。
膺白對當時黨的組織、政治作風、政治制度，均有異議。
這些異議他大概都對蔣先生陳述過。
在北伐告成之後，他覺得蔣先生已經是全國數萬萬人共戴的領袖，不必以黨自外于國民。
在黨有左右及地區派系之别，而在國隻要為國家人民做事，可心無二用。
他曾列舉一個領袖的成功，國民要多少負擔，民國以後袁世凱用國家多少錢，段祺瑞用國家多少錢，他當時說的數目好像是四五萬萬元。
袁、段二人都錯過了機會，沒有導國家上建設之路。
他勸蔣先生快準備對國民的成績。
他說之再三。
依我印象，蔣先生對這類話都很傾聽，不然膺白不會說而再三。
蔣先生是繼承中山先生的人，對中山先生有知己之感，革命黨中尚有元老很多，他必須站在現有黨的立場。
膺白則以為清黨而不改其組織，則有其短處而無其長處，失去可得之人心，錯過機會是可惜的。
膺白對于國民政府下政治制度之異議：一為委員制，一為頭重腳輕現象。
委員制人多而不負責，結果不是被不負責任者誤事，即是成就負責任者之獨斷，事無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此制度而養成的。
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組織複雜龐大，親民之官&mdash&mdash縣長&mdash&mdash愈無力亦無能。
膺白主張“多級總攬制”，分層分職，而負全權全責。
看後章他自拟的上海特别市組織章制，與他和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的談話（見《感憶錄》沈觐宜先生文）可以知之。
早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初，他和蔣先生讨論過改革制度如下電： 前在鎮江所談“改革制度”建議案，急需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會議疊次議事錄全部為參考，可否饬檢一份寄滬？如系秘件，請借用數星期，即可歸還也。
雲陽二。
電稿無月日，我記得膺白到鎮江是民十六（一九二七）春夏之際，穿夾衫而去，單哔叽衫而歸。
他一件灰色哔叽單長衫，我不小心交洗衣作去洗，縮得甚短，未曾覺察，放在小箱内。
回滬時我見他穿着不成樣子的長衫，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