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首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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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出席閣議，回家午飯，飯後他照例要休息一小時。
此日回家時，即囑車子開回給次長用，兩名偵緝隊員随車同往。
戰時，警察廳的偵緝隊派員保護在職大吏，每家兩名，随車出入。
吾家以住宅狹小為辭，而教育部與我家相距甚近，故兩人食宿都在部内。
我非與膺白同行，向不獨用公車，教育部隻有一輛公車，膺白常讓給次長用。
這點習慣，此時給我們以極大方便。
偵緝隊員和車子都不在家，膺白飯後不睡午覺而是換裝，他換着平日騎馬裝束，外罩呢袍以當外套。
我叫自家車子開出，聲言要到東城買物。
上車時，膺白要搭車順道往北京飯店訪友，車至北京飯店将他放下，當着車夫說明俟我回家候他電話去接。
我到台基廠一家洋行，挑選羊毛禦寒之物，故意耽擱時間，估計膺白已到預定之地，找着預雇之車，然後回家。
一切經過順利，隻可惜雇車不知要走長途，屢次停車修理，膺白在半夜始到高麗營。
一望無際的露營，幸有相識衛兵陪到其中一個篷帳，馮先生已經先在，膺白已十小時以上未進飲食。
馮先生出示預拟的文告通電，膺白看後表示異議。
原稿僅将内戰罪名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對曹锟仍稱總統。
膺白說：“國民軍倘不過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了。
”馮以為然，臨時請另拟稿。
帳中無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門借座，世傳之國民軍三軍通電，實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寫，其文曰： 國家建軍原為禦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
不幸吾國自民九以還，無名之師屢起，抗争愈烈，元氣愈傷。
執政者苟稍有天良，應如何促進和平，與民休息！乃者東南釁起，延及東北，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為誰而戰？主其事者恐亦無從作答。
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并作一時。
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弭戰之主張，爰于十月廿三日決意回兵，并聯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将為國為民效用。
如有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戈以相周旋。
現在全軍已悉數抵京，首都之區，各友邦使節所在，地方秩序最關緊要，自當負責維持。
至一切政治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所謂多難興邦，或即在是。
臨電翹企，伫候教言。
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米振标、張之江、李鳴鐘、鹿鐘麟、劉郁芬、宋哲元、蔣鴻遇、孫連仲、孫良誠、嶽維崚等叩漾印。
這個漾電有兩份膺白親筆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麗營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過無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參加攝閣為外長，臨時寫以供了解國民軍宗旨，為對外解釋之用，系用王宅信箋，甚清楚，沒有勾改。
我從東城買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這一段緊要時間。
這時在城内預聞真相的人，剩我一個，而膺白之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迹。
萬一城中有備，不但事敗，且将擾民。
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勳三舅家，後園與吾家相連，隻隔一座牆，平時兩家同意，開一門以便往來。
戰事起，我提議将門取消，以資謹慎。
我的用意，實怕萬一連累。
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夢漁，繞大門來看我，他是我家園藝顧問，種什麼花樹常請教他，年紀比我輕。
他走時，我輕輕托他出去打一電話來，說膺白不回家吃飯。
他信任我，不問理由。
傭人進來報告電話，開飯我獨吃。
飯後，袁文欽君來訪，膺白的車子是他代雇，他猜測必有事故，告訴我他家在六國飯店定有一房，随時可用。
戰事緊時，凡在天津租界無家的人，都在交民巷使館區，不論醫院旅館，定房間備臨時避難。
我謝袁好意，答以無需。
我舒坦其外、緊張其裡的生活已久，此千鈞一發之際，不可虧一篑之功。
膺白已久出不歸，車子在家候訊去接，兩個偵緝隊員随時可由教育部回來，我必須層層節節造出理由來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個局面。
袁君行時已逾十時，我又托他來一電話，說膺白事畢搭朋友車歸，不必去接，請我勿候。
接電者進來報告，我關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門，于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離去，整個兩層樓隻我一人。
添衣取暖，包好應用之物一小包，準備随時可以獨自蹓出，與應付非常時的腹稿，這時我始想到自己。
如此徹夜暗坐，時時試探電燈有無，以測城内有否出事。
直至天将明時，聞遠遠軍馬聲歌聲，乃摸索至三樓屋頂，遙見穿灰色制服臂纏白布之兵士緩緩而來，知大勢定矣。
辛亥起義，各處以白布纏臂為号，國民軍之白布臂章上寫“愛國不擾民”字樣。
我假寐片刻，電話門鈴不絕。
下樓，偵緝隊員首來報告，“胡同口都站有馮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盤問而來，弟兄舉動很文明”等語，北京話“文明”是有禮之意。
教育部湯次長（中）我本未見過，問膺白不在家，定要見我。
許多與政局有關無關的人，以為馮軍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紛來探聽，不見膺白都要見我，我不能說假話，但亦避免說真話。
此事經過以後，我要用許多功夫，再回到一個主婦地位。
膺白後來還有攝閣等事，我的工作則興奮至此為止。
首都革命的經過，江問漁（恒源）先生曾在膺白去世後不久，民廿六年（一九三七）的三月，預先電約題目，到上海祁齊路吾家向我問答兩小時，甚滿意謂有新的聞知。
惜其時我将遷居杭州，文件已裝箱，未能取證，曾請其如發表乞先示稿，亦允諾。
不久抗日戰起，遂不再提。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二期）
此日回家時，即囑車子開回給次長用，兩名偵緝隊員随車同往。
戰時，警察廳的偵緝隊派員保護在職大吏，每家兩名，随車出入。
吾家以住宅狹小為辭，而教育部與我家相距甚近，故兩人食宿都在部内。
我非與膺白同行，向不獨用公車，教育部隻有一輛公車，膺白常讓給次長用。
這點習慣，此時給我們以極大方便。
偵緝隊員和車子都不在家，膺白飯後不睡午覺而是換裝，他換着平日騎馬裝束，外罩呢袍以當外套。
我叫自家車子開出，聲言要到東城買物。
上車時，膺白要搭車順道往北京飯店訪友，車至北京飯店将他放下，當着車夫說明俟我回家候他電話去接。
我到台基廠一家洋行，挑選羊毛禦寒之物，故意耽擱時間，估計膺白已到預定之地，找着預雇之車，然後回家。
一切經過順利，隻可惜雇車不知要走長途，屢次停車修理，膺白在半夜始到高麗營。
一望無際的露營，幸有相識衛兵陪到其中一個篷帳，馮先生已經先在，膺白已十小時以上未進飲食。
馮先生出示預拟的文告通電，膺白看後表示異議。
原稿僅将内戰罪名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對曹锟仍稱總統。
膺白說：“國民軍倘不過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了。
”馮以為然，臨時請另拟稿。
帳中無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門借座，世傳之國民軍三軍通電，實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寫，其文曰： 國家建軍原為禦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
不幸吾國自民九以還，無名之師屢起，抗争愈烈，元氣愈傷。
執政者苟稍有天良，應如何促進和平，與民休息！乃者東南釁起，延及東北，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為誰而戰？主其事者恐亦無從作答。
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并作一時。
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弭戰之主張，爰于十月廿三日決意回兵，并聯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将為國為民效用。
如有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戈以相周旋。
現在全軍已悉數抵京，首都之區，各友邦使節所在，地方秩序最關緊要，自當負責維持。
至一切政治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所謂多難興邦，或即在是。
臨電翹企，伫候教言。
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米振标、張之江、李鳴鐘、鹿鐘麟、劉郁芬、宋哲元、蔣鴻遇、孫連仲、孫良誠、嶽維崚等叩漾印。
這個漾電有兩份膺白親筆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麗營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過無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參加攝閣為外長，臨時寫以供了解國民軍宗旨，為對外解釋之用，系用王宅信箋，甚清楚，沒有勾改。
我從東城買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這一段緊要時間。
這時在城内預聞真相的人，剩我一個，而膺白之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迹。
萬一城中有備，不但事敗，且将擾民。
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勳三舅家，後園與吾家相連，隻隔一座牆，平時兩家同意，開一門以便往來。
戰事起，我提議将門取消，以資謹慎。
我的用意，實怕萬一連累。
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夢漁，繞大門來看我，他是我家園藝顧問，種什麼花樹常請教他，年紀比我輕。
他走時，我輕輕托他出去打一電話來，說膺白不回家吃飯。
他信任我，不問理由。
傭人進來報告電話，開飯我獨吃。
飯後，袁文欽君來訪，膺白的車子是他代雇，他猜測必有事故，告訴我他家在六國飯店定有一房，随時可用。
戰事緊時，凡在天津租界無家的人，都在交民巷使館區，不論醫院旅館，定房間備臨時避難。
我謝袁好意，答以無需。
我舒坦其外、緊張其裡的生活已久，此千鈞一發之際，不可虧一篑之功。
膺白已久出不歸，車子在家候訊去接，兩個偵緝隊員随時可由教育部回來，我必須層層節節造出理由來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個局面。
袁君行時已逾十時，我又托他來一電話，說膺白事畢搭朋友車歸，不必去接，請我勿候。
接電者進來報告，我關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門，于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離去，整個兩層樓隻我一人。
添衣取暖，包好應用之物一小包，準備随時可以獨自蹓出，與應付非常時的腹稿，這時我始想到自己。
如此徹夜暗坐，時時試探電燈有無，以測城内有否出事。
直至天将明時，聞遠遠軍馬聲歌聲，乃摸索至三樓屋頂，遙見穿灰色制服臂纏白布之兵士緩緩而來，知大勢定矣。
辛亥起義，各處以白布纏臂為号，國民軍之白布臂章上寫“愛國不擾民”字樣。
我假寐片刻，電話門鈴不絕。
下樓，偵緝隊員首來報告，“胡同口都站有馮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盤問而來，弟兄舉動很文明”等語，北京話“文明”是有禮之意。
教育部湯次長（中）我本未見過，問膺白不在家，定要見我。
許多與政局有關無關的人，以為馮軍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紛來探聽，不見膺白都要見我，我不能說假話，但亦避免說真話。
此事經過以後，我要用許多功夫，再回到一個主婦地位。
膺白後來還有攝閣等事，我的工作則興奮至此為止。
首都革命的經過，江問漁（恒源）先生曾在膺白去世後不久，民廿六年（一九三七）的三月，預先電約題目，到上海祁齊路吾家向我問答兩小時，甚滿意謂有新的聞知。
惜其時我将遷居杭州，文件已裝箱，未能取證，曾請其如發表乞先示稿，亦允諾。
不久抗日戰起，遂不再提。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