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戰後的莫幹農村
關燈
小
中
大
/a>畢業而已經任事的陳秀達應首有資格，經同仁商讨後，決定再待一年，迨其更為成熟；秀達在戰後第二年參加校董會。
我在校董會提出一項原則的改動：以前是“通過學校以提倡生産”，今後要“着重生産以維持教育”。
戰後農村凋敝，必須從生産恢複元氣，為莫幹小學本身，亦不得不以生産為基金所寄托。
币不如貨，大家已得到經驗。
我的力量非可源源不絕，亦深自感覺，這點最後有限之力，必須用在生生不已的事業上，方不落空。
此時恃租米度日，米且極吃香，然隻能作過渡之計。
收租原非心之所安，土地改革實行終有其時。
田歸耕者，專家所拟有七年辦法，我校董會亦曾草拟五年還田方法：五年内請佃戶交足租額，可能則多交一定的量，至其他生産足以維持學校，則學校不再收租，亦即不再有田。
以上這些，不僅是我心裡急切的盤算，亦屬時勢所必至和必要。
我疏忽了一件事，沒有顧到性白的辛苦。
我同性白懇談：複興必須有計劃，而首在于得人；生産事必須訪求專家，留得住專家同我們在一起。
生産事業我完全外行，将仰賴吾舅葛運成（敬中），聽其指示，此時尚在昆明未歸。
我們讨論到吸收新同事，亦提議請得力的舊同事回來，他都同意。
舊人中楊肖才、祝書霖、張競心都對工作有志趣，我們一一提到。
最後以為競心最可能亦最适當，若競心回來，則學校内部之事，可以舉重若輕。
而性白得分身為全盤之設計，修葺舊物，整備新事。
庾村每一片場、一所屋、一個人，他無不熟悉，多所經手。
競心是性白以外惟一膺白所物色的同事，在同事中最喜讀書，自他到校，同事的讀書興趣都增加，我們辦臨時中學，多半是他的力。
抗戰前一年，浙江省政府拟仿廣西鄉村政教合一辦法，委托莫幹小學校長兼莫（幹山）庾（村）區區長。
性白兼了區的事，即由競心代校内的事，當時尚系膺白主持校董會而如此決定。
競心随臨時中學到武康後，在戰事末期任浙西行政公署秘書，曾函大綱，介紹一條水路，必要時我可坐船離滬，轉往西南。
勝利後，行署接收嘉興，是我故鄉，他亦來信，知其将往福建救濟分署任事。
我與性白商定請他回庾，即由我寫信邀他，他立即答允。
競心與肖才均系莫小幹部，曾告我随時可應召而歸。
肖才的太太，離庾村時不甚愉快，故我與性白決定邀競心時，性白尚以其不受家庭影響，為容易相處一個理由。
我們初辦鄉村工作，為使家庭能常住鄉間，發生同樣興趣，且裕收入，故鼓勵家眷同做事；這個想法後來事實是失敗的。
膺白去世，戰後我亦不能常住鄉間，少調劑之力，提醒之功。
适因諸事緊縮，人事簡化，故無有困難。
以下是膺白延攬競心時的兩封信： 鏡心世仁兄如晤：昨日由杭返滬，得讀四日發手教，拜悉種切。
弟于廿九日到莫幹山麓校内過年，三日午後到杭，昨晨車返滬。
此次在杭，寓親戚家，未到西冷，臨行時本欲電約閣下一談，竟因時促事多，未能如願。
日内不他行，如能于本月十六七号來滬一叙，至深盼企，并盼賜複為幸。
耑複，順頌大安！弟郛頓首。
（廿二、一、七） 鏡心世仁兄大鑒：頃奉到廿五日發手教，拜悉。
大駕已由莫幹歸杭，學校事亦已與鄭、楊二君接洽妥當，至為快慰。
此後得兄加入工作，學校前途必更有望。
到校後，對于各項施設，如有高見，仍盼随時指示為幸。
複頌大安！弟郛頓首。
（廿二、一、廿七） 戰後庾村當地的準備工作是墾地、修屋，需性白主持。
我把這些工作配合在生産計劃，即須用哪一間屋，先修哪一間。
其他接洽之事都在上海，要我自己注意，一步不能放松，放松即永不能進行。
自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我開始設計，直至卅五年（一九四六）清明，始親自到庾村。
我在上海最要緊是等候兩個人：吾舅運成在昆明，吾弟君怡在重慶又在長春。
吾舅是農業專家，除教過書，他沒有做過農業以外的事，運成舅自己對農村有抱負，他的理想“家給戶足小康合作農村”與膺白和我的想象目标正同。
他在昆明寫信給我說：“我是志願農人，希望&lsquo谷與魚鼈不可勝食&rsquo。
”我回答說：“甥系家傳書癡，覺得&lsquo民無信不立&rsquo。
”舅年隻長我三歲，這是我在南屏教《孟子》《論語》時候，故引二書句會意。
庾村複興應走之途徑，應取之方法，在我，除開他沒有第二人可以請教。
有他這樣一個人而不請教，亦是錯過的。
君怡對農業和農村都無關系，為我與膺白，他在重慶時已經替我想到運成舅是惟一助我的人，他們已經談過庾村的事。
在中國社會，許多地方我不能自己跑。
老朋友家換了門房或接電話的人，我可能被擋駕或幾次電話難通，而主人并未知道；到機關裡請教事情，更非有熟人不可。
有些事大綱難以替我，央君怡代我跑，我可以不拘束不客氣。
吾舅吾弟自己都有甚忙的職務，亦不定時時在上海，隻能由我湊機會、候時間。
庾村同仁不能想到此。
運成舅和舅母胡詠絮同緻力于改良蠶種有年，複員後他擔任中國蠶絲公司總經理，是政府的事，因此他不再複業他們自有的鎮江四擺渡“明明農場”。
我請問他庾村植桑制蠶種之事，他最初似乎遲疑，我不問其理由，但問庾村土質宜否種桑，和天然絲的前途。
戰前，我們農村改進會曾勸告蠶農，棄“舊種”而用“改良種”，第一年請先試用而後付價，若成績不如舊種，則補償其所損失。
蠶農用改良種而産量大增，從此每年到學校預定，稱為“學堂裡蠶種”。
有此信用，打動我設場制種之念。
有些蠶商，不定自有桑園，購葉飼蠶，易多病害，損及蠶農。
“蠶商”指制種者，“蠶農”系養蠶制絲者；我們是制種。
庾村系山鄉，有自然隔離，我們墾地植桑，土質雖差，而病害少。
蠶與桑二項技術人手，舅之經驗甚多，有時還可以請教舅母；事遂決定。
由大綱向中蠶公司定購日本密集種桑秧。
這種桑樹幹少而葉多，需耕地較少，一年後即可采葉。
“莫幹蠶種場”即在卅五年（一九四六）成立，以藏書樓及莫幹小學一部分校舍為制種楊，請呂秀梅為技術主任，沈春富管桑園。
運成舅送其“明明農場”一部分遺留的舊用具。
卅六年（一九四七），我們的“天竹牌”蠶種已經上市。
關于蠶種場的一切，我請秀梅、春富聽運成舅指導，不必問我。
“天竹牌”蠶種，到一九五〇年我出國時，已成浙江省第二号牌子，僅次于在江浙兩省有數十年曆史之“老虎牌”。
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底的一日，運成舅及舅母同來吾家，告我“聯總”（聯合國救濟總署）将有乳牛運到中國，這是複興農業很重要的一件事，庾村應有資格申請，由我自向當局請求，則知道庾村曆史，獲準較易。
“牛”比“蠶”我更不了解，知非輕而易學。
到此時止，我還沒有向膺白的朋友作過任何請求，如何拿這件小事相煩？我躊躇不決。
其時墾地植桑之事，因性白遲疑，還未決定，我正在焦慮和茫茫。
為庾村必須有一“遠景”，以打開“窄路”，我起了得失心。
終于将乳牛的事，寫信給在重慶的張嶽軍先生。
嶽軍先生是勝利後第一個函電頻來探問我的朋友，上面《分手與身後》章中曾附錄其來信之一，他對南屏亦曾贈款。
報載蔣夫人回滬，我已八九年未見她。
膺白喪中承她幾次見訪，我搬杭州，她還來過。
抗戰後，隻通過捐屋一個電和對遊擊隊意見一次信。
我急想見她，送函請約期往晤。
陰曆正月初十我的生日，中午有幾家親友來同吃面，上海市政府送來紙條，叫我到賈爾業愛路見蔣夫人，時距約期極促，幸路不甚遠，我亦整裝可發，遂向客人告罪而行。
我告訴蔣夫人已吃過飯，她如未吃，願陪坐多談一會。
在一頓飯工夫，我陳述所拟的庾村複興計劃。
我希望兩
我在校董會提出一項原則的改動：以前是“通過學校以提倡生産”，今後要“着重生産以維持教育”。
戰後農村凋敝，必須從生産恢複元氣，為莫幹小學本身，亦不得不以生産為基金所寄托。
币不如貨，大家已得到經驗。
我的力量非可源源不絕，亦深自感覺，這點最後有限之力，必須用在生生不已的事業上，方不落空。
此時恃租米度日，米且極吃香，然隻能作過渡之計。
收租原非心之所安，土地改革實行終有其時。
田歸耕者，專家所拟有七年辦法，我校董會亦曾草拟五年還田方法：五年内請佃戶交足租額，可能則多交一定的量，至其他生産足以維持學校，則學校不再收租，亦即不再有田。
以上這些，不僅是我心裡急切的盤算，亦屬時勢所必至和必要。
我疏忽了一件事，沒有顧到性白的辛苦。
我同性白懇談：複興必須有計劃，而首在于得人；生産事必須訪求專家，留得住專家同我們在一起。
生産事業我完全外行，将仰賴吾舅葛運成（敬中），聽其指示，此時尚在昆明未歸。
我們讨論到吸收新同事，亦提議請得力的舊同事回來，他都同意。
舊人中楊肖才、祝書霖、張競心都對工作有志趣，我們一一提到。
最後以為競心最可能亦最适當，若競心回來，則學校内部之事，可以舉重若輕。
而性白得分身為全盤之設計，修葺舊物，整備新事。
庾村每一片場、一所屋、一個人，他無不熟悉，多所經手。
競心是性白以外惟一膺白所物色的同事，在同事中最喜讀書，自他到校，同事的讀書興趣都增加，我們辦臨時中學，多半是他的力。
抗戰前一年，浙江省政府拟仿廣西鄉村政教合一辦法，委托莫幹小學校長兼莫（幹山）庾（村）區區長。
性白兼了區的事，即由競心代校内的事，當時尚系膺白主持校董會而如此決定。
競心随臨時中學到武康後，在戰事末期任浙西行政公署秘書，曾函大綱，介紹一條水路，必要時我可坐船離滬，轉往西南。
勝利後，行署接收嘉興，是我故鄉，他亦來信，知其将往福建救濟分署任事。
我與性白商定請他回庾，即由我寫信邀他，他立即答允。
競心與肖才均系莫小幹部，曾告我随時可應召而歸。
肖才的太太，離庾村時不甚愉快，故我與性白決定邀競心時，性白尚以其不受家庭影響，為容易相處一個理由。
我們初辦鄉村工作，為使家庭能常住鄉間，發生同樣興趣，且裕收入，故鼓勵家眷同做事；這個想法後來事實是失敗的。
膺白去世，戰後我亦不能常住鄉間，少調劑之力，提醒之功。
适因諸事緊縮，人事簡化，故無有困難。
以下是膺白延攬競心時的兩封信： 鏡心世仁兄如晤：昨日由杭返滬，得讀四日發手教，拜悉種切。
弟于廿九日到莫幹山麓校内過年，三日午後到杭，昨晨車返滬。
此次在杭，寓親戚家，未到西冷，臨行時本欲電約閣下一談，竟因時促事多，未能如願。
日内不他行，如能于本月十六七号來滬一叙，至深盼企，并盼賜複為幸。
耑複，順頌大安！弟郛頓首。
（廿二、一、七） 鏡心世仁兄大鑒：頃奉到廿五日發手教，拜悉。
大駕已由莫幹歸杭，學校事亦已與鄭、楊二君接洽妥當，至為快慰。
此後得兄加入工作，學校前途必更有望。
到校後，對于各項施設，如有高見，仍盼随時指示為幸。
複頌大安！弟郛頓首。
（廿二、一、廿七） 戰後庾村當地的準備工作是墾地、修屋，需性白主持。
我把這些工作配合在生産計劃，即須用哪一間屋，先修哪一間。
其他接洽之事都在上海，要我自己注意，一步不能放松，放松即永不能進行。
自卅四年（一九四五）九月，我開始設計，直至卅五年（一九四六）清明，始親自到庾村。
我在上海最要緊是等候兩個人：吾舅運成在昆明，吾弟君怡在重慶又在長春。
吾舅是農業專家，除教過書，他沒有做過農業以外的事，運成舅自己對農村有抱負，他的理想“家給戶足小康合作農村”與膺白和我的想象目标正同。
他在昆明寫信給我說：“我是志願農人，希望&lsquo谷與魚鼈不可勝食&rsquo。
”我回答說：“甥系家傳書癡，覺得&lsquo民無信不立&rsquo。
”舅年隻長我三歲，這是我在南屏教《孟子》《論語》時候，故引二書句會意。
庾村複興應走之途徑，應取之方法，在我，除開他沒有第二人可以請教。
有他這樣一個人而不請教，亦是錯過的。
君怡對農業和農村都無關系，為我與膺白，他在重慶時已經替我想到運成舅是惟一助我的人，他們已經談過庾村的事。
在中國社會，許多地方我不能自己跑。
老朋友家換了門房或接電話的人，我可能被擋駕或幾次電話難通，而主人并未知道；到機關裡請教事情，更非有熟人不可。
有些事大綱難以替我，央君怡代我跑，我可以不拘束不客氣。
吾舅吾弟自己都有甚忙的職務，亦不定時時在上海，隻能由我湊機會、候時間。
庾村同仁不能想到此。
運成舅和舅母胡詠絮同緻力于改良蠶種有年，複員後他擔任中國蠶絲公司總經理，是政府的事，因此他不再複業他們自有的鎮江四擺渡“明明農場”。
我請問他庾村植桑制蠶種之事，他最初似乎遲疑，我不問其理由，但問庾村土質宜否種桑，和天然絲的前途。
戰前，我們農村改進會曾勸告蠶農，棄“舊種”而用“改良種”，第一年請先試用而後付價，若成績不如舊種，則補償其所損失。
蠶農用改良種而産量大增，從此每年到學校預定，稱為“學堂裡蠶種”。
有此信用，打動我設場制種之念。
有些蠶商，不定自有桑園，購葉飼蠶，易多病害，損及蠶農。
“蠶商”指制種者，“蠶農”系養蠶制絲者；我們是制種。
庾村系山鄉，有自然隔離，我們墾地植桑，土質雖差，而病害少。
蠶與桑二項技術人手，舅之經驗甚多，有時還可以請教舅母；事遂決定。
由大綱向中蠶公司定購日本密集種桑秧。
這種桑樹幹少而葉多，需耕地較少，一年後即可采葉。
“莫幹蠶種場”即在卅五年（一九四六）成立，以藏書樓及莫幹小學一部分校舍為制種楊，請呂秀梅為技術主任，沈春富管桑園。
運成舅送其“明明農場”一部分遺留的舊用具。
卅六年（一九四七），我們的“天竹牌”蠶種已經上市。
關于蠶種場的一切，我請秀梅、春富聽運成舅指導，不必問我。
“天竹牌”蠶種，到一九五〇年我出國時，已成浙江省第二号牌子，僅次于在江浙兩省有數十年曆史之“老虎牌”。
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底的一日，運成舅及舅母同來吾家，告我“聯總”（聯合國救濟總署）将有乳牛運到中國，這是複興農業很重要的一件事，庾村應有資格申請，由我自向當局請求，則知道庾村曆史，獲準較易。
“牛”比“蠶”我更不了解，知非輕而易學。
到此時止，我還沒有向膺白的朋友作過任何請求，如何拿這件小事相煩？我躊躇不決。
其時墾地植桑之事，因性白遲疑，還未決定，我正在焦慮和茫茫。
為庾村必須有一“遠景”，以打開“窄路”，我起了得失心。
終于将乳牛的事，寫信給在重慶的張嶽軍先生。
嶽軍先生是勝利後第一個函電頻來探問我的朋友，上面《分手與身後》章中曾附錄其來信之一，他對南屏亦曾贈款。
報載蔣夫人回滬，我已八九年未見她。
膺白喪中承她幾次見訪，我搬杭州，她還來過。
抗戰後，隻通過捐屋一個電和對遊擊隊意見一次信。
我急想見她，送函請約期往晤。
陰曆正月初十我的生日，中午有幾家親友來同吃面，上海市政府送來紙條，叫我到賈爾業愛路見蔣夫人，時距約期極促，幸路不甚遠，我亦整裝可發，遂向客人告罪而行。
我告訴蔣夫人已吃過飯，她如未吃，願陪坐多談一會。
在一頓飯工夫，我陳述所拟的庾村複興計劃。
我希望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