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重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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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日之内決定離莫幹山，離山之前，聞訊者識與不識，紛來看我。
有的想留我，請共患難，有事必先顧我。
有的要搭車同走。
我自己本有小車，可容計嫂、樓君、德容、熙治和我。
大綱坐卡車，我們的行李很簡單，遂以剩餘座位請先接洽者先坐。
蔣益之先生一家是日與我們一同到南京，說明到了南京，他們自有辦法。
說到這輛卡車，我又要想着伯樵、仲完，他們得此不易，而且車頂裝有樹葉之網，以作掩護，車上坐着兩個路警，原是膺白的衛隊。
這些安排，使我觸動舊情，不感生疏，而不得不走。
計仰先嫂為每人縫一布袋，分藏現款，挂在貼身，相約倘遇警報，各顧自己，分散而不集中。
我們黑夜行車，車行甚慢，時時停車讓兵車先過。
京杭路上所遇小隊士兵，大都身材短小，神氣鎮定，據說系廣西兵。
對這些以血肉性命捍衛國家的同胞，我們貢獻甚少而期望甚大，每次低頭默緻敬意。
進南京市，天尚未明，路上車輛縱橫，已不如平日之有秩序。
這是我最後一次到南京，以後十餘年至我出國，沒有再到其地。
我們的車直駛上海路我的妹妹性元家，性元已帶着孩子們到上海，她家裡住有過路客人甚多，伯樵、仲完亦在那裡。
乙藜讓自己卧室給我，我們五個人隻有一張床；仰先嫂辛苦又暈車，她與樓君年紀都比我大，我請她二人睡床，樓君謙讓，計嫂知我脾氣，在吾妹家，請從我意；我與熙治、德容打開鋪蓋睡地闆。
這幾日乙藜家外戶不閉，人出人進，似一家沒有賬房的飯店，這風格我很合意。
樓君本吃淨素，我們勸以前路正長，請随緣便人便己，她從言開葷。
乙藜指衣櫥書架，叫我要什麼取什麼。
我離山時棄一切如敝屣，與熙治各穿着黑哔叽棉袍，我們還都在喪中，禦寒有物，除鋪蓋外隻攜短期替換衣衫。
我看書架，取《蘇長公詩集》一部，《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一部，後者在漢口看畢留下，前者帶到上海，戰後仍還之乙藜。
仲完見櫥内有羊皮統兩件，口中念念嫌我行李單薄，取了一件，到漢口即為購料做成皮袍。
這是抗戰期中我惟一裘衣，後來常在大冷天穿到“南屏”上課。
江浙不守與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軍事實力比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
大家以為修築有年的“興登堡線”上，至少可支兩三個月，豈知這條線未曾用着。
我身逢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南京開國之盛，亦略知民國十六年（一九一七）國民政府再建都南京曲折。
民元南北和議告成，中山先生已在南京辭職，讓位袁氏，袁借口兵變不肯南來就任。
我在學校曾參加過一次辯論，題目是：“首都應在南京抑北京？”我是在主張南京的一邊。
我的理由之一：海通以來，中國與國際關系海上多于陸上，建都東南，風氣早開。
我是被“祭明陵”“昭告光複”的一股興奮空氣所影響，實際所知道的南京比北京更少。
有人說曆史上南都往往是短局，我以曆史并無重演，冀其不中。
亦有人言“九一八”沈陽之變，政府若在北方，不至于事先茫然不察，而事後猶視作邊患，不以為心腹之憂。
事後先見，言之者易。
然民國二十六年長長歲月，勇于内争，各不相讓，緻招外侮，無可諱言。
今南京又是倉皇辭廟之日，不能不令人回憶當年，傷心不已。
我沒有在南京住過家，每去都不久留，常比膺白先走，似與南京少緣。
此次京滬滬杭鐵路皆中斷，我之逃難初步，偏要到“與曆史有關，而人事無緣”的南京開始，實始料所不及，情懷至苦。
仲完和我，都是民元參加祭明陵典禮的。
我仍在轉念頭要回莫幹山，山村角角落落容身之處甚多，已經着手之事多做一天是一天。
終以德容尚在大學，熙治還隻高中，莫幹山與庾村不可能有其讀書長久之計，而他們亦決不肯讓我一人回山。
仲完告訴我，他們已拟之計劃，鐵道部名下一條江輪，他們和我各得到一間艙房，不日西行。
此事得之不易，出自張公權先生好意，公權先生時為鐵道部長。
朋友們臨難不遺我，使我感動，然增加我心上的困難。
這預定的一間艙房是兩個鋪位，顯系為我與熙治，我母女棄同行者于半途而走乎？與我相處者一向以我為可靠的人，我良心能如此？我在山時，見報載杭州省當局談話：敵人決不能來杭州，當局必與杭州共存亡。
後來敵未至而省政府倉皇撤退，船車俱受統制，老百姓欲走不能，望錢塘江而興歎。
此種不負責任之壯語，與臨難不顧人民的行為，我曾憤慨痛心。
今事未兼旬，我得到公家的方便，易地而即忘懷一切乎？我終于謝卻已得之艙位。
伯樵、仲完因我而亦留在南京不走。
許靜芝君系大綱的姊夫，第一個知道我到京。
我因不願煩有責任朋友的神，尚未通知嶽軍先生。
靜芝見他還在設法叫莫幹山的電話而接不通，代我報告已經到京之事。
戰事起後，嶽軍先生曾與我通過長途電話，叫我安居在山，候他指示。
膺白在時，我們沒有通過長途電話的。
嶽軍先生到乙藜家看我，見面彷徨，不知語從何起。
辛亥以來，我們失敗而共患難之事不止一次，這次是大大不同。
我問起蔣先生，知蔣先生時時叫人請他，到後又無話說。
談到行程，他勸我到重慶，四川是嶽軍先生家鄉。
公權先生來，我謝他好意，我知道為我留這間艙房是不容易的，我有點不受擡舉。
我決定買着一般人可以購票之船，即搭以動身。
初拟到重慶，算賬時始覺攜款不夠。
我離山時盡量留給學校，各人身上究有多少，至此方才明白。
款不足，改計到漢口，伯樵、仲完跟着我伸縮。
仲完看我算賬猶豫樣子，急急塞五百元鈔票在我手裡。
新華銀行王志莘先生是他們的朋友，我亦相識，請我們到漢口住新華銀行行員寄宿舍，于是住的問題亦暫時解決。
一天，我們買到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輪船艙位，嶽軍先生派副官楊守茂送我上船，楊副官系膺白舊人，在船上數日，候至“民俗”開行始别去。
“民俗”船泊南京江邊久不開行，為被幾處機關要扣用。
此時雖有新設之船舶管理處，并不能指揮如意
有的想留我，請共患難，有事必先顧我。
有的要搭車同走。
我自己本有小車，可容計嫂、樓君、德容、熙治和我。
大綱坐卡車，我們的行李很簡單，遂以剩餘座位請先接洽者先坐。
蔣益之先生一家是日與我們一同到南京，說明到了南京，他們自有辦法。
說到這輛卡車，我又要想着伯樵、仲完，他們得此不易，而且車頂裝有樹葉之網，以作掩護，車上坐着兩個路警，原是膺白的衛隊。
這些安排，使我觸動舊情，不感生疏，而不得不走。
計仰先嫂為每人縫一布袋，分藏現款，挂在貼身，相約倘遇警報，各顧自己，分散而不集中。
我們黑夜行車，車行甚慢，時時停車讓兵車先過。
京杭路上所遇小隊士兵，大都身材短小，神氣鎮定，據說系廣西兵。
對這些以血肉性命捍衛國家的同胞，我們貢獻甚少而期望甚大，每次低頭默緻敬意。
進南京市，天尚未明，路上車輛縱橫，已不如平日之有秩序。
這是我最後一次到南京，以後十餘年至我出國，沒有再到其地。
我們的車直駛上海路我的妹妹性元家，性元已帶着孩子們到上海，她家裡住有過路客人甚多，伯樵、仲完亦在那裡。
乙藜讓自己卧室給我，我們五個人隻有一張床；仰先嫂辛苦又暈車，她與樓君年紀都比我大，我請她二人睡床，樓君謙讓，計嫂知我脾氣，在吾妹家，請從我意；我與熙治、德容打開鋪蓋睡地闆。
這幾日乙藜家外戶不閉，人出人進，似一家沒有賬房的飯店，這風格我很合意。
樓君本吃淨素，我們勸以前路正長，請随緣便人便己，她從言開葷。
乙藜指衣櫥書架，叫我要什麼取什麼。
我離山時棄一切如敝屣，與熙治各穿着黑哔叽棉袍，我們還都在喪中，禦寒有物，除鋪蓋外隻攜短期替換衣衫。
我看書架，取《蘇長公詩集》一部，《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一部，後者在漢口看畢留下，前者帶到上海，戰後仍還之乙藜。
仲完見櫥内有羊皮統兩件，口中念念嫌我行李單薄，取了一件，到漢口即為購料做成皮袍。
這是抗戰期中我惟一裘衣，後來常在大冷天穿到“南屏”上課。
江浙不守與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軍事實力比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
大家以為修築有年的“興登堡線”上，至少可支兩三個月，豈知這條線未曾用着。
我身逢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南京開國之盛，亦略知民國十六年（一九一七）國民政府再建都南京曲折。
民元南北和議告成，中山先生已在南京辭職，讓位袁氏，袁借口兵變不肯南來就任。
我在學校曾參加過一次辯論，題目是：“首都應在南京抑北京？”我是在主張南京的一邊。
我的理由之一：海通以來，中國與國際關系海上多于陸上，建都東南，風氣早開。
我是被“祭明陵”“昭告光複”的一股興奮空氣所影響，實際所知道的南京比北京更少。
有人說曆史上南都往往是短局，我以曆史并無重演，冀其不中。
亦有人言“九一八”沈陽之變，政府若在北方，不至于事先茫然不察，而事後猶視作邊患，不以為心腹之憂。
事後先見，言之者易。
然民國二十六年長長歲月，勇于内争，各不相讓，緻招外侮，無可諱言。
今南京又是倉皇辭廟之日，不能不令人回憶當年，傷心不已。
我沒有在南京住過家，每去都不久留，常比膺白先走，似與南京少緣。
此次京滬滬杭鐵路皆中斷，我之逃難初步，偏要到“與曆史有關，而人事無緣”的南京開始，實始料所不及，情懷至苦。
仲完和我，都是民元參加祭明陵典禮的。
我仍在轉念頭要回莫幹山，山村角角落落容身之處甚多，已經着手之事多做一天是一天。
終以德容尚在大學，熙治還隻高中，莫幹山與庾村不可能有其讀書長久之計，而他們亦決不肯讓我一人回山。
仲完告訴我，他們已拟之計劃，鐵道部名下一條江輪，他們和我各得到一間艙房，不日西行。
此事得之不易，出自張公權先生好意，公權先生時為鐵道部長。
朋友們臨難不遺我，使我感動，然增加我心上的困難。
這預定的一間艙房是兩個鋪位，顯系為我與熙治，我母女棄同行者于半途而走乎？與我相處者一向以我為可靠的人，我良心能如此？我在山時，見報載杭州省當局談話：敵人決不能來杭州，當局必與杭州共存亡。
後來敵未至而省政府倉皇撤退，船車俱受統制，老百姓欲走不能，望錢塘江而興歎。
此種不負責任之壯語，與臨難不顧人民的行為，我曾憤慨痛心。
今事未兼旬，我得到公家的方便，易地而即忘懷一切乎？我終于謝卻已得之艙位。
伯樵、仲完因我而亦留在南京不走。
許靜芝君系大綱的姊夫，第一個知道我到京。
我因不願煩有責任朋友的神，尚未通知嶽軍先生。
靜芝見他還在設法叫莫幹山的電話而接不通，代我報告已經到京之事。
戰事起後，嶽軍先生曾與我通過長途電話，叫我安居在山，候他指示。
膺白在時，我們沒有通過長途電話的。
嶽軍先生到乙藜家看我，見面彷徨，不知語從何起。
辛亥以來，我們失敗而共患難之事不止一次，這次是大大不同。
我問起蔣先生，知蔣先生時時叫人請他，到後又無話說。
談到行程，他勸我到重慶，四川是嶽軍先生家鄉。
公權先生來，我謝他好意，我知道為我留這間艙房是不容易的，我有點不受擡舉。
我決定買着一般人可以購票之船，即搭以動身。
初拟到重慶，算賬時始覺攜款不夠。
我離山時盡量留給學校，各人身上究有多少，至此方才明白。
款不足，改計到漢口，伯樵、仲完跟着我伸縮。
仲完看我算賬猶豫樣子，急急塞五百元鈔票在我手裡。
新華銀行王志莘先生是他們的朋友，我亦相識，請我們到漢口住新華銀行行員寄宿舍，于是住的問題亦暫時解決。
一天，我們買到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輪船艙位，嶽軍先生派副官楊守茂送我上船，楊副官系膺白舊人，在船上數日，候至“民俗”開行始别去。
“民俗”船泊南京江邊久不開行，為被幾處機關要扣用。
此時雖有新設之船舶管理處，并不能指揮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