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南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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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兄大鑒：久未會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務乞駕來一叙為盼。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二兄大鑒：渴念既殷，欲言無由，特屬嶽軍兄面達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為至禱。
敬頌大安。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以上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先生由廣東北伐，抵達長江，武漢已下，正拟東征，戎馬倥偬之際，給膺白的兩封信。
那時我們家在天津，張嶽軍先生親自送信到津後，面述蔣先生傳語，并與膺白讨論當時國民革命軍形勢。
膺白斟酌公誼私交，兩不容己，遂決定南歸。
其時京漢、津浦、滬甯諸鐵路線都在直奉軍閥勢力下，他坐船由海道到滬。
在滬觀察及準備幾件他可效力之事，即換船到漢口與蔣先生晤面。
他們之間，差不多十年不見了。
膺白這次南歸完全為國家和朋友，他一點沒有為自己。
膺白深悉中俄外交關系，以及俄國所占我們自東北以至西北廣袤千裡的土地。
前章記過上海《申報》六十年紀念征文，他自定的題目為“中俄劃界問題草議”，列表舉出失去的土地面積方裡，意在提醒下一代。
膺白南歸時北方的局勢大概如下： 一、馮玉祥的“國民軍”。
被直奉聯軍所迫，向西北總退卻。
馮下野赴蘇俄，全軍瓦解。
馮由蘇俄歸，整頓舊屬，加入國民黨，所部仍在西北。
二、張作霖的“奉軍”。
張宗昌等“魯軍”附麗之，舉足輕重。
“直軍”吳佩孚部之在京漢線者正不利，不得不向奉張屈服。
稱霸東南之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自贛省為國民革命軍所得，浙省内部不穩，内外受敵，亦向奉軍低首乞援。
沿津浦線之直隸、山東、江蘇，都入奉魯軍之手。
三、吳佩孚、孫傳芳如此，“直軍”已成強弩之末。
但不屈于國民軍，亦不屈于國民革命軍。
四、閻錫山的“晉軍”向少出境，閻曾隸同盟會，在丈夫團之内，山西還有溫靜庵（壽泉）先生亦屬丈夫團人。
五、其他隊伍。
或屬于此，或隸于彼，即段祺瑞之“皖系”，亦已不成勢力。
六、北京政府，仍為國際所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
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其來由于幾派軍人勢均力敵不相下，收漁翁之利；其去亦因幾派軍人勢力之有消長，“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
有人論他夢想以往的權力，而未悟以往的錯誤，似近确論。
北京最後一段時期，為張作霖所号稱的“安國軍”，他支配北京政府，号召反對共産。
我家在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底已搬天津，先搬兩個孩子：熙治和外孫女曉敏。
膺白和我支持到國民軍退卻，無須再為國民軍而敷衍段執政時，然後出京。
我家仍住天津意租界。
這時直隸省督軍名褚玉璞，似為張宗昌一系人物，我們與這派人無一點關系。
省政府的民政廳長柯君是《新元史》作者山東柯劭忞之子。
柯君的太太無錫薛氏，諸姊妹與我及程遠帆太太陶虞笙均同過學；程太太帶蔣夢麟先生出京，即搭乘柯太太車上包房，有護兵守門，柯太太不知其為蔣夢麟也。
此事經過前後均由程太太告我，夢麟先生到津亦曾來吾家。
我們與柯家并無往來，然因褚能用書生，因此對省政府少恐懼心。
膺白在天津有過幾年曆史，社會上人緣還好，我們都能靜得下來，深居簡出，在家讀書，這次我有自己的書桌，不再為侍坐的書僮了。
我們并不知道直隸省政府檢查信件的職員中，有一膺白辛亥時舊部徐季實（繼奭）在内，一次他查到一封由上海來的信，覺得不妥，暗送在津另一舊同事朱達齋（豪）轉到吾家，他自己避嫌不敢來。
因此我們在津與外間通信很少，重要的信都專人送。
以上蔣先生的兩封信前後日期隔一個月，想見欲言無由之深意，以及當時通信之慎重，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信箋”，居然到了天津。
南軍北伐，從來沒有到過武漢，蔣先生實是第一人。
太平天國時不過掠掃兩湖，不如這次蔣先生之整軍經武而至。
我們看到這張信箋時，一切其他的顧慮全部丢開，不勝奮發，不勝期待禱祝。
膺白所直接做的準備工作，大概如下： 一、财政。
北京政府已瀕于破産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開的關稅會議因政局而中止。
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維德）先生将組閣，曾派黃伯樵君到津，與膺白商如何完成關會，俾得實行定議，以解财政之厄。
膺白托伯樵面答：“關會所議定之二五附加稅，為中國近時期内财政惟一續命湯，宜留作建設生産，不可用以維持殘局。
”馨老首肯其意；當時膺白寫交伯樵的二頁便條尚存，複影于後： 一、關會事務乃全政治之一部分。
國家必須有根本一貫的大政方針，庶幾一氣呵成，厘可以裁，債可以理，而财政基礎即于是乎定。
否則厘不果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二兄大鑒：渴念既殷，欲言無由，特屬嶽軍兄面達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于成，是為至禱。
敬頌大安。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以上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先生由廣東北伐，抵達長江，武漢已下，正拟東征，戎馬倥偬之際，給膺白的兩封信。
那時我們家在天津，張嶽軍先生親自送信到津後，面述蔣先生傳語，并與膺白讨論當時國民革命軍形勢。
膺白斟酌公誼私交，兩不容己，遂決定南歸。
其時京漢、津浦、滬甯諸鐵路線都在直奉軍閥勢力下，他坐船由海道到滬。
在滬觀察及準備幾件他可效力之事，即換船到漢口與蔣先生晤面。
他們之間，差不多十年不見了。
膺白這次南歸完全為國家和朋友，他一點沒有為自己。
膺白深悉中俄外交關系，以及俄國所占我們自東北以至西北廣袤千裡的土地。
前章記過上海《申報》六十年紀念征文，他自定的題目為“中俄劃界問題草議”，列表舉出失去的土地面積方裡，意在提醒下一代。
膺白南歸時北方的局勢大概如下： 一、馮玉祥的“國民軍”。
被直奉聯軍所迫，向西北總退卻。
馮下野赴蘇俄，全軍瓦解。
馮由蘇俄歸，整頓舊屬，加入國民黨，所部仍在西北。
二、張作霖的“奉軍”。
張宗昌等“魯軍”附麗之，舉足輕重。
“直軍”吳佩孚部之在京漢線者正不利，不得不向奉張屈服。
稱霸東南之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自贛省為國民革命軍所得，浙省内部不穩，内外受敵，亦向奉軍低首乞援。
沿津浦線之直隸、山東、江蘇，都入奉魯軍之手。
三、吳佩孚、孫傳芳如此，“直軍”已成強弩之末。
但不屈于國民軍，亦不屈于國民革命軍。
四、閻錫山的“晉軍”向少出境，閻曾隸同盟會，在丈夫團之内，山西還有溫靜庵（壽泉）先生亦屬丈夫團人。
五、其他隊伍。
或屬于此，或隸于彼，即段祺瑞之“皖系”，亦已不成勢力。
六、北京政府，仍為國際所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
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其來由于幾派軍人勢均力敵不相下，收漁翁之利；其去亦因幾派軍人勢力之有消長，“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
有人論他夢想以往的權力，而未悟以往的錯誤，似近确論。
北京最後一段時期，為張作霖所号稱的“安國軍”，他支配北京政府，号召反對共産。
我家在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底已搬天津，先搬兩個孩子：熙治和外孫女曉敏。
膺白和我支持到國民軍退卻，無須再為國民軍而敷衍段執政時，然後出京。
我家仍住天津意租界。
這時直隸省督軍名褚玉璞，似為張宗昌一系人物，我們與這派人無一點關系。
省政府的民政廳長柯君是《新元史》作者山東柯劭忞之子。
柯君的太太無錫薛氏，諸姊妹與我及程遠帆太太陶虞笙均同過學；程太太帶蔣夢麟先生出京，即搭乘柯太太車上包房，有護兵守門，柯太太不知其為蔣夢麟也。
此事經過前後均由程太太告我，夢麟先生到津亦曾來吾家。
我們與柯家并無往來，然因褚能用書生，因此對省政府少恐懼心。
膺白在天津有過幾年曆史，社會上人緣還好，我們都能靜得下來，深居簡出，在家讀書，這次我有自己的書桌，不再為侍坐的書僮了。
我們并不知道直隸省政府檢查信件的職員中，有一膺白辛亥時舊部徐季實（繼奭）在内，一次他查到一封由上海來的信，覺得不妥，暗送在津另一舊同事朱達齋（豪）轉到吾家，他自己避嫌不敢來。
因此我們在津與外間通信很少，重要的信都專人送。
以上蔣先生的兩封信前後日期隔一個月，想見欲言無由之深意，以及當時通信之慎重，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信箋”，居然到了天津。
南軍北伐，從來沒有到過武漢，蔣先生實是第一人。
太平天國時不過掠掃兩湖，不如這次蔣先生之整軍經武而至。
我們看到這張信箋時，一切其他的顧慮全部丢開，不勝奮發，不勝期待禱祝。
膺白所直接做的準備工作，大概如下： 一、财政。
北京政府已瀕于破産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開的關稅會議因政局而中止。
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維德）先生将組閣，曾派黃伯樵君到津，與膺白商如何完成關會，俾得實行定議，以解财政之厄。
膺白托伯樵面答：“關會所議定之二五附加稅，為中國近時期内财政惟一續命湯，宜留作建設生産，不可用以維持殘局。
”馨老首肯其意；當時膺白寫交伯樵的二頁便條尚存，複影于後： 一、關會事務乃全政治之一部分。
國家必須有根本一貫的大政方針，庶幾一氣呵成，厘可以裁，債可以理，而财政基礎即于是乎定。
否則厘不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