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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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去世，恰巧廿年，他始終如言沒有問過本省的事。
廿年中，浙江在北洋軍閥下和國民政府下各十年。
膺白自己要留得鄉裡情緣，晚年終老，為下一代盡點社會義務，所成無幾，我在《莫幹山》章中當述及。
浙江在國民政府下，亦有幾位省主席是外籍人，本省人僅張靜江（人傑）、朱骝先（家骅）兩先生，靜江先生的建設至今猶留遺迹。
有一個時期，一位正直到近乎古怪的湖北張難先先生主浙，又有一位純軍人湖南魯滌平先生主浙，多數的浙江人不解其故。
有人嘲笑說：誰言浙江文物甚盛？如此借才異地！蔣先生曾兩次征求膺白為江蘇省主席，膺白未就，然沒有征求過他到浙江。
除開向中央保舉，膺白向不介紹人，對本省亦如此，從不插嘴人事。
從北方辭職後，幾個僚屬請政府任用，到浙江的有一人，已在他去世的一年了。
一件有趣的事，膺白在民國廿五個年頭中，首尾兩年，有朋友勸他為桑梓服務。
前章曾述民元（一九一二）有人要他回浙江，他自己不願，英士先生亦不放。
民廿四（一九三五）的秋天，我們在莫幹山，一日膺白的總角交徐青甫兄來，适膺白有北來遠客，青甫兄與我均不願與此人見面，我們到鐵路飯店午餐。
忽然他說：勸膺白為本省做點事吧！很多朋友會幫忙。
青甫兄從來不勸進，此日不知何故。
膺白和我居城市常不合時宜，在山在鄉則販夫走卒都可親。
朋友們說若民選省長，膺白當為第一個被人想到，亦最可能當選之人。
沒有試過，誰敢代言民意？我在中國時，見一輩少年熱心政治，願入某人某人之門，以依附始，言某人系某人之人，不以為駭異，曾大為勸告。
在這種機會，人與我商，不論勸人勉己，我都說若欲從政，由基礎入手，若人民真要我們，連我亦不辭。
至于膺白，早把選舉看得很重，五四運動之際，他勸青年不可忘讀書，假期回裡向衆講演投票之義，這是民主初步。
我現在要說一點民五（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做“跑街”情形。
我是一個人跑，跑馬路、跑碼頭、跑銀行、跑電報局等。
我到銀行時，長凳上一同坐着等候的都是商行裡老司務和出店們，這些經手銀錢的人當都誠實可靠。
但我是一個廿幾歲女子，受大家注意，我亦拘束。
幾次碰着廖仲恺先生，颔首微笑不作聲，他不知道我在窘，而我似乎有事可向他呼援，略為安些。
我跑海關打聽船期，到碼頭接客，不像如今一個電話，一輛汽車，頃刻了事。
到了目的地還常常受冷擱一邊，或不給切實的答複。
膺白到滬，我們住定以後，我每天替他出去接洽，走弄堂，繞馬路。
法租界尚賢堂、巡捕房、兵營一帶，要盤旋幾次。
我手裡拿的食籃書包等類，是“信箱”和“錢袋”，請人往來的憑信川資，都如此傳遞。
我的裝束總是個學生模樣。
遠客到滬要晤膺白，我總先行一步，認為無誤而膺白入見。
我訪徐忍茹的一次很窘，我心裡以為他家與幫會有關。
事先嶽軍嫂代我約定時間，地址是法租界嵩山路十二号，她補告我一句：房子很小。
我從春晖裡坐黃包車到法租界，看見嵩山路即下車，專向狹窄的地方找門牌，有幾個小女孩問我找幾号，我說十二号，她們欣然帶路，到了一家，門口确是十二号。
我上木闆踏步進屋，有一男一女在，我問徐君，主人颔首答我，我以為這是密示在内，坐而等候，久待不至。
再問，主人仍颔首支吾，倒瓶中水饷我，我不飲，他愈殷勤固請，我慌忙奪門而逃。
走出嵩山路大街，見車即坐，正拟回家，見嵩山路的另一頭，還有不少人家，而十二号門口，主人正立而待我。
原來我所遇見道旁的女孩們，是法租界安南巡捕家孩子，她們所指示者并未錯，這是安南巡捕住宅區，而主人之敬我杯水，亦未必有惡意。
在當時的我，則有點驚悸的。
我到海關問輪船進口鐘點，膺白由香港回滬，我必須自己去接，海關辦事員告我清晨八時到埠。
膺白這次回滬，我瞞着家裡的人，隻在夜間告知二妹性仁，倘有不測，我亦不歸，托以後事，事詳二妹性仁章中。
我整夜未睡，清晨七時即到大自鳴鐘碼頭等候，其實小火輪十時始靠岸。
今日思之，海關洋人在八時前不會辦公，船如何能在八時開進黃浦江？我自無知，受此播弄。
上海二三月天氣尚甚寒冷，尤其在清晨，我在碼頭或站或緩步幾乎三小時，偶爾在岸旁鐵椅小坐，有人指說，“座位專為西人而設”，視之固有其字。
有些西人在所謂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下許多可惡之事，使世界至今不安不平，惜潮流滾去，連帶許多無辜的人。
辦事的人無服務精神，不惜給人上當，這是中國人最急切需要加工勉勵的事。
我瑣瑣述這些事，當時因有重大目标，不覺其苦。
時過境遷，猶不憚煩，我有兩點願望：一為公，即上述之服務精神，亦即一個民族的人情味，這是文野之分，我們必須努力的。
洋奴、官氣害得我們久了。
二為私，我的小輩們以為我是不辨菽麥不識東西，而受人捧的人，我不敢的。
我不勤，但亦不懶，我是并不敢享福的人，留語小輩們。
廿年中，浙江在北洋軍閥下和國民政府下各十年。
膺白自己要留得鄉裡情緣，晚年終老，為下一代盡點社會義務，所成無幾，我在《莫幹山》章中當述及。
浙江在國民政府下，亦有幾位省主席是外籍人，本省人僅張靜江（人傑）、朱骝先（家骅）兩先生，靜江先生的建設至今猶留遺迹。
有一個時期，一位正直到近乎古怪的湖北張難先先生主浙，又有一位純軍人湖南魯滌平先生主浙，多數的浙江人不解其故。
有人嘲笑說：誰言浙江文物甚盛？如此借才異地！蔣先生曾兩次征求膺白為江蘇省主席，膺白未就，然沒有征求過他到浙江。
除開向中央保舉，膺白向不介紹人，對本省亦如此，從不插嘴人事。
從北方辭職後，幾個僚屬請政府任用，到浙江的有一人，已在他去世的一年了。
一件有趣的事，膺白在民國廿五個年頭中，首尾兩年，有朋友勸他為桑梓服務。
前章曾述民元（一九一二）有人要他回浙江，他自己不願，英士先生亦不放。
民廿四（一九三五）的秋天，我們在莫幹山，一日膺白的總角交徐青甫兄來，适膺白有北來遠客，青甫兄與我均不願與此人見面，我們到鐵路飯店午餐。
忽然他說：勸膺白為本省做點事吧！很多朋友會幫忙。
青甫兄從來不勸進，此日不知何故。
膺白和我居城市常不合時宜，在山在鄉則販夫走卒都可親。
朋友們說若民選省長，膺白當為第一個被人想到，亦最可能當選之人。
沒有試過，誰敢代言民意？我在中國時，見一輩少年熱心政治，願入某人某人之門，以依附始，言某人系某人之人，不以為駭異，曾大為勸告。
在這種機會，人與我商，不論勸人勉己，我都說若欲從政，由基礎入手，若人民真要我們，連我亦不辭。
至于膺白，早把選舉看得很重，五四運動之際，他勸青年不可忘讀書，假期回裡向衆講演投票之義，這是民主初步。
我現在要說一點民五（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做“跑街”情形。
我是一個人跑，跑馬路、跑碼頭、跑銀行、跑電報局等。
我到銀行時，長凳上一同坐着等候的都是商行裡老司務和出店們，這些經手銀錢的人當都誠實可靠。
但我是一個廿幾歲女子，受大家注意，我亦拘束。
幾次碰着廖仲恺先生，颔首微笑不作聲，他不知道我在窘，而我似乎有事可向他呼援，略為安些。
我跑海關打聽船期，到碼頭接客，不像如今一個電話，一輛汽車，頃刻了事。
到了目的地還常常受冷擱一邊，或不給切實的答複。
膺白到滬，我們住定以後，我每天替他出去接洽，走弄堂，繞馬路。
法租界尚賢堂、巡捕房、兵營一帶，要盤旋幾次。
我手裡拿的食籃書包等類，是“信箱”和“錢袋”，請人往來的憑信川資，都如此傳遞。
我的裝束總是個學生模樣。
遠客到滬要晤膺白，我總先行一步，認為無誤而膺白入見。
我訪徐忍茹的一次很窘，我心裡以為他家與幫會有關。
事先嶽軍嫂代我約定時間，地址是法租界嵩山路十二号，她補告我一句：房子很小。
我從春晖裡坐黃包車到法租界，看見嵩山路即下車，專向狹窄的地方找門牌，有幾個小女孩問我找幾号，我說十二号，她們欣然帶路，到了一家，門口确是十二号。
我上木闆踏步進屋，有一男一女在，我問徐君，主人颔首答我，我以為這是密示在内，坐而等候，久待不至。
再問，主人仍颔首支吾，倒瓶中水饷我，我不飲，他愈殷勤固請，我慌忙奪門而逃。
走出嵩山路大街，見車即坐，正拟回家，見嵩山路的另一頭，還有不少人家，而十二号門口，主人正立而待我。
原來我所遇見道旁的女孩們，是法租界安南巡捕家孩子，她們所指示者并未錯，這是安南巡捕住宅區，而主人之敬我杯水，亦未必有惡意。
在當時的我，則有點驚悸的。
我到海關問輪船進口鐘點，膺白由香港回滬，我必須自己去接，海關辦事員告我清晨八時到埠。
膺白這次回滬，我瞞着家裡的人，隻在夜間告知二妹性仁，倘有不測，我亦不歸，托以後事，事詳二妹性仁章中。
我整夜未睡，清晨七時即到大自鳴鐘碼頭等候，其實小火輪十時始靠岸。
今日思之，海關洋人在八時前不會辦公，船如何能在八時開進黃浦江？我自無知，受此播弄。
上海二三月天氣尚甚寒冷，尤其在清晨，我在碼頭或站或緩步幾乎三小時，偶爾在岸旁鐵椅小坐，有人指說，“座位專為西人而設”，視之固有其字。
有些西人在所謂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下許多可惡之事，使世界至今不安不平，惜潮流滾去，連帶許多無辜的人。
辦事的人無服務精神，不惜給人上當，這是中國人最急切需要加工勉勵的事。
我瑣瑣述這些事，當時因有重大目标，不覺其苦。
時過境遷，猶不憚煩，我有兩點願望：一為公，即上述之服務精神，亦即一個民族的人情味，這是文野之分，我們必須努力的。
洋奴、官氣害得我們久了。
二為私，我的小輩們以為我是不辨菽麥不識東西，而受人捧的人，我不敢的。
我不勤，但亦不懶，我是并不敢享福的人，留語小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