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
關燈
小
中
大
這裡我所用“亡命”二字，是從日本報上看來。
日本報紙對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敗而逃亡到其國的人，稱為“亡命客”，是政治意義的，和向來中國文字中所謂“亡命之徒”，含無賴意味，有關人格，性質略異。
二次革命後，袁政府通緝大批革命黨人。
一年餘來，與民國肇始有關的人，霎時不與同民國。
且因當局處置嚴厲之故，趨炎附勢或自圖洗刷之輩，從而邀功。
即使通緝榜上無名的人，凡與被通緝者共過事，做過朋友，亦難在本國立足謀生，不得不跟着亡命。
袁世凱借革命黨而得到政權，其對待革命黨實非常殘酷，不若革命黨之對待所推倒之清廷。
亦大不同于後來袁氏稱帝叛國，而被“護國軍”所推倒後，處置帝制餘孽之寬大。
這是事實。
護國雖不盡革命黨人所為，然革命黨人紛紛回國參加，我與膺白均在其内。
還有可記得的許多朋友與我們有關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國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陸續湧到日本。
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遠輾轉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達。
所以群趨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離中國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國；二、中國革命黨大部到過日本，或留學過日本；三、生活便宜；四、從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當時到日本不需要護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湧到，日本政府曾讨論是否容許登陸居留的問題。
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贊成容許居留者占優勢，故亡命而猶稱為“客”。
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後首先注意的日本輿論。
膺白與我相約，互相勉勵，不使同情我們的人看不起我們。
政治是一件事，成敗不盡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
在國際，人格當為國格的一部分，是我們念念不忘的事。
報端登載主張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為彼邦國民黨的犬養毅氏。
雖然二十年後他組閣，并未能稍戢少壯軍人侵略中國之勢，中國人總認他是一位開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
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
他的《木堂詩集》，不記得是其生前抑身後所印，有送給膺白的一部，我感懷前事，從頭讀過一遍，完全漢文，詩格樸古，系影印原稿。
“木堂”是其号，日本人有号，是漢學氣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張通緝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懸有賞格，且注明“不論生死，一體給賞”，這樣野蠻違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國報紙沒有見任何批評或議論。
我保存一頁影有該令的上海《字林西報》，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
其餘三人都與膺白有深交，同為辛亥在南京、上海兩處負責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為此。
四人中的三人，事先并不主張用兵，事後緘默不诮讓，見解盡管不同，革命是整個的，失敗或錯誤，共同擔當。
這點精神存有中國道德趣味，亦含有幾微民主合作風格，應該是寶之勿失的。
中國革命最初同志間，常有兄弟般友愛精神，在前輩烈士志士的信劄中，常可尋出一二。
與數十年後，得意時逢惡變本加厲，換一立場，即反唇相譏，振振有辭，人情不可同日語。
統制法則下所養成人物，有絕對性，失意時極不易保住平衡。
可惜二次革命後，有人憧憬這樣組織，欲收一時之效。
這趨勢影響未來的國運，比二次革命本身損失更多。
拟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複活。
較之未來，與極“左”極右作風很能契合。
改組亦近于極“左”極右的所謂整肅，剔掉不同的意見。
我們亡命時間，一共隻有兩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
兩年半中，彷徨心緒，寂寞異鄉，仆仆道路，感覺日子很長，占可回憶的一段。
尤其我，從此永不再見我的母親，有終天之憾。
出洋本是我們原定計劃，膺白曾以此堅勸英士先生，并願同行，如上章所述。
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線和要參觀訪問的人和事，完全取消。
見人家國民安居樂業生活，我們不勝羨慕。
見人家國民奮鬥而積之總和，累增其國之富強，我們自覺慚愧焦急。
膺白日記裡有“出國一步始識國字”的痛話，他不是第一次出國，亡命沒有國家保護，遂更識國之可愛。
我們一次閑談：什麼事可使胸懷一快？不約而同說出：跳上船回中國去。
記起杜甫“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詩句，十分了解其情味。
亡命朋友雖靜躁不問，然沒有人想象做異國公民，中國書裡把“養士為何”意義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棄的。
兩年半中，膺白和我一共到過三處地方：日本、南洋、美國。
我們由上海到長崎，乃匆促的決定，為有上述親戚家的店。
我們改名換姓，店裡經理預先得訊招待，警廳當作小東家來此，未加注意。
長崎乃日本九州一個商埠，昔與中國通商，輸入營口、牛莊出口農産品，形勢重要而繁盛。
自日本工商業突飛猛進，大阪、神戶日趨重要，橫濱成國際大港，長崎漸漸冷落。
日本在我東北，自己有經營，運輸采辦都有自己的機構，中國商人件件落後，我親戚家的店，生意十分清淡，隻勉強維持幾十年留下來的門面。
經理周君指點我們到一處溫泉山，其下靠海，地名小濱，兩處都是溫泉，有很家常式的旅館，是在東方的西洋人避暑處。
時近暑末，不甚擁擠而受歡迎，價亦便宜。
如此我們避開了警廳日日注意的一條路線。
我們雖曾在民元出北京沿平綏路&mdash&mdash當時尚名京張鐵路&mdash&mdash到過張家口，一路山區地勢甚高，坐轎騎騾遊過關和山，還沒有上過有汽車道的山。
這次在山，将幾個月來政治和戰争的煩惱暫時擱開，有機會反省一下，十分有益。
嶽軍先生和我妹性仁都同行。
秋後嶽軍先生重回士官學校，修完其辛亥未完的課。
嶽軍嫂由滬後至，她和性仁在長崎活水女學同過學。
同志多住東京，我們亦決定搬東京住。
到後知中山先生拟改組國民黨，積極再革命，謂欲組織五十人的敢死隊。
江西俞詠瞻君告訴我們，他口快，問先生在内不在内。
當時袁政府通緝黨人之令，都稱“亂黨”而不言“國民黨”。
當時北京還有個國民黨占議席多數的國會，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要從這個國會選出，以前中山先生及袁世凱，都隻是臨時參議院選出的臨時大總統。
後來國會投票選舉時頗有不屈之士，袁世凱以軍警包圍國會，始得選出。
選出後，他即解散國民黨，而又解散國會。
我不記得袁先解散國民黨，抑中山先生先動意改組？“改組”與“積極再革命”，英士先生是很熱心的。
此與後來政治和黨的掌握者，甚至内部紛争，都有關系。
讀史者曾發見中國幾次開國者是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籍貫的人，為其性格足兼南北之長。
本來我們想到中山先生，即聯想其最切近左右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恺）諸先生，皆廣東人，以後多出一派浙江人來了，此與後來民十四（一九二五）以後完成北伐，很有關系。
我們到東京時，幾個曾經遠行過，或有力遠行的人，都在想離開日本。
與日本人處，很容易談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義俠之士同情而幫忙，然是危險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險。
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熱情而又小器。
對中國政策亦矛盾，以他們義俠之氣，很要幫中國革命成功；以他們要蠶食中國，又很怕中國強盛。
這點，熟悉其情的人并不少，不得不存“敬而遠之”之心。
在東京，一日膺白去參加一個追悼會，是李協和（烈鈞）先生發起，一個日本人加藤君為中國革命而死，還是辛亥前後的事，大概協和先生始終和他的家屬有聯絡。
這日膺白回來，盛贊協和先生，說他稱加藤的母為母，而加藤的
日本報紙對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敗而逃亡到其國的人，稱為“亡命客”，是政治意義的，和向來中國文字中所謂“亡命之徒”，含無賴意味，有關人格，性質略異。
二次革命後，袁政府通緝大批革命黨人。
一年餘來，與民國肇始有關的人，霎時不與同民國。
且因當局處置嚴厲之故，趨炎附勢或自圖洗刷之輩，從而邀功。
即使通緝榜上無名的人，凡與被通緝者共過事，做過朋友，亦難在本國立足謀生，不得不跟着亡命。
袁世凱借革命黨而得到政權，其對待革命黨實非常殘酷，不若革命黨之對待所推倒之清廷。
亦大不同于後來袁氏稱帝叛國，而被“護國軍”所推倒後，處置帝制餘孽之寬大。
這是事實。
護國雖不盡革命黨人所為，然革命黨人紛紛回國參加，我與膺白均在其内。
還有可記得的許多朋友與我們有關者，稿中或亦有涉及。
民國二年自秋至冬，大批亡命客陸續湧到日本。
沿海交通方便的人先到，偏遠輾轉避地而至者，有在年底尚未到達。
所以群趨日本的原因：一、日本乃距離中國最近惟一文化很高之國；二、中國革命黨大部到過日本，或留學過日本；三、生活便宜；四、從上海到日本的船，差不多每天或隔天可有；五、當時到日本不需要護照。
忽然大批亡命客湧到，日本政府曾讨論是否容許登陸居留的問題。
日本人民很多同情亡命客，政府亦贊成容許居留者占優勢，故亡命而猶稱為“客”。
此系切身之事，是我到日本後首先注意的日本輿論。
膺白與我相約，互相勉勵，不使同情我們的人看不起我們。
政治是一件事，成敗不盡在己，人格是一件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
在國際，人格當為國格的一部分，是我們念念不忘的事。
報端登載主張接待亡命客的日本要人，為彼邦國民黨的犬養毅氏。
雖然二十年後他組閣，并未能稍戢少壯軍人侵略中國之勢，中國人總認他是一位開明政治家，寄以改善中日邦交的希望。
他亦是不幸在位被暴徒刺死的人。
他的《木堂詩集》，不記得是其生前抑身後所印，有送給膺白的一部，我感懷前事，從頭讀過一遍，完全漢文，詩格樸古，系影印原稿。
“木堂”是其号，日本人有号，是漢學氣味很深的。
膺白名在第一張通緝令上，一共四人，不但懸有賞格，且注明“不論生死，一體給賞”，這樣野蠻違乎法理人情之事，中國報紙沒有見任何批評或議論。
我保存一頁影有該令的上海《字林西報》，中西文俱全，今已不存。
其餘三人都與膺白有深交，同為辛亥在南京、上海兩處負責人物，首被注意，欲得而甘心，或者為此。
四人中的三人，事先并不主張用兵，事後緘默不诮讓，見解盡管不同，革命是整個的，失敗或錯誤，共同擔當。
這點精神存有中國道德趣味，亦含有幾微民主合作風格，應該是寶之勿失的。
中國革命最初同志間，常有兄弟般友愛精神，在前輩烈士志士的信劄中，常可尋出一二。
與數十年後，得意時逢惡變本加厲，換一立場，即反唇相譏，振振有辭，人情不可同日語。
統制法則下所養成人物，有絕對性，失意時極不易保住平衡。
可惜二次革命後，有人憧憬這樣組織，欲收一時之效。
這趨勢影響未來的國運，比二次革命本身損失更多。
拟之以往，是“民可使由之”心理的複活。
較之未來，與極“左”極右作風很能契合。
改組亦近于極“左”極右的所謂整肅，剔掉不同的意見。
我們亡命時間，一共隻有兩年半，民二（一九一三）秋至民四（一九一五）冬。
兩年半中，彷徨心緒，寂寞異鄉，仆仆道路，感覺日子很長，占可回憶的一段。
尤其我，從此永不再見我的母親，有終天之憾。
出洋本是我們原定計劃，膺白曾以此堅勸英士先生，并願同行，如上章所述。
然亡命滋味不同，原定路線和要參觀訪問的人和事，完全取消。
見人家國民安居樂業生活，我們不勝羨慕。
見人家國民奮鬥而積之總和，累增其國之富強，我們自覺慚愧焦急。
膺白日記裡有“出國一步始識國字”的痛話，他不是第一次出國，亡命沒有國家保護，遂更識國之可愛。
我們一次閑談：什麼事可使胸懷一快？不約而同說出：跳上船回中國去。
記起杜甫“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詩句，十分了解其情味。
亡命朋友雖靜躁不問，然沒有人想象做異國公民，中國書裡把“養士為何”意義看得很重，父母之邦是不可棄的。
兩年半中，膺白和我一共到過三處地方：日本、南洋、美國。
我們由上海到長崎，乃匆促的決定，為有上述親戚家的店。
我們改名換姓，店裡經理預先得訊招待，警廳當作小東家來此，未加注意。
長崎乃日本九州一個商埠，昔與中國通商，輸入營口、牛莊出口農産品，形勢重要而繁盛。
自日本工商業突飛猛進，大阪、神戶日趨重要，橫濱成國際大港，長崎漸漸冷落。
日本在我東北，自己有經營，運輸采辦都有自己的機構，中國商人件件落後，我親戚家的店，生意十分清淡，隻勉強維持幾十年留下來的門面。
經理周君指點我們到一處溫泉山，其下靠海，地名小濱，兩處都是溫泉，有很家常式的旅館，是在東方的西洋人避暑處。
時近暑末，不甚擁擠而受歡迎，價亦便宜。
如此我們避開了警廳日日注意的一條路線。
我們雖曾在民元出北京沿平綏路&mdash&mdash當時尚名京張鐵路&mdash&mdash到過張家口，一路山區地勢甚高，坐轎騎騾遊過關和山，還沒有上過有汽車道的山。
這次在山，将幾個月來政治和戰争的煩惱暫時擱開，有機會反省一下，十分有益。
嶽軍先生和我妹性仁都同行。
秋後嶽軍先生重回士官學校，修完其辛亥未完的課。
嶽軍嫂由滬後至，她和性仁在長崎活水女學同過學。
同志多住東京，我們亦決定搬東京住。
到後知中山先生拟改組國民黨，積極再革命，謂欲組織五十人的敢死隊。
江西俞詠瞻君告訴我們，他口快，問先生在内不在内。
當時袁政府通緝黨人之令，都稱“亂黨”而不言“國民黨”。
當時北京還有個國民黨占議席多數的國會，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要從這個國會選出，以前中山先生及袁世凱，都隻是臨時參議院選出的臨時大總統。
後來國會投票選舉時頗有不屈之士，袁世凱以軍警包圍國會，始得選出。
選出後，他即解散國民黨，而又解散國會。
我不記得袁先解散國民黨，抑中山先生先動意改組？“改組”與“積極再革命”，英士先生是很熱心的。
此與後來政治和黨的掌握者，甚至内部紛争，都有關系。
讀史者曾發見中國幾次開國者是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籍貫的人，為其性格足兼南北之長。
本來我們想到中山先生，即聯想其最切近左右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恺）諸先生，皆廣東人，以後多出一派浙江人來了，此與後來民十四（一九二五）以後完成北伐，很有關系。
我們到東京時，幾個曾經遠行過，或有力遠行的人，都在想離開日本。
與日本人處，很容易談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義俠之士同情而幫忙，然是危險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險。
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熱情而又小器。
對中國政策亦矛盾，以他們義俠之氣，很要幫中國革命成功；以他們要蠶食中國，又很怕中國強盛。
這點，熟悉其情的人并不少，不得不存“敬而遠之”之心。
在東京，一日膺白去參加一個追悼會，是李協和（烈鈞）先生發起，一個日本人加藤君為中國革命而死，還是辛亥前後的事，大概協和先生始終和他的家屬有聯絡。
這日膺白回來，盛贊協和先生，說他稱加藤的母為母，而加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