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攝政内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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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臣”的一張相片，我們亦得一份。
國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幾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迹的名義為故宮博物院理事長，膺白對古物及藝術均無素養，謝不肯當。
除決定以故宮供大衆文化用，原則以外，他沒有什麼貢獻。
不識大體之輩，群相造作，使溥儀走向極端，供人利用，無形中，都負有對不起國家的責任的。
至于道聽途說，以清帝出宮為有政治以外作用，則更是常識以外的想法了。
攝閣又曾撤銷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七月以後因政治而被通緝者的明令。
内有一條“前軍務處傳令通緝吳敬恒一案着即撤銷”之令，我不知稚晖先生幾時在北方有此事也。
段祺瑞入京，時稱“執政”，公布“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制”，事系天津軍事巨頭會議所決定。
安福系活動已久，奉張撐段之腰以抑制國民軍，緻馮玉祥到津不得不屈服。
吳佩孚之甯釋舊怨而不放新仇，馮部實用最大之力以迎擊而打通京津之線，凡此均出意料之外。
馮出京赴津，攝閣無人知。
段将入京，攝閣見報見通電而始知之。
馮在其《我的生活》書中所記“首都革命”有一節如下： 民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嶽）也都來了。
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二哥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
這時雖已收複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紮。
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
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為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之潰亡。
鄭士琦為段祺瑞皖系的人，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
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時隻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
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緻的贊成，真是“失之毫厘，謬以千裡”；哪知由于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這件事關軍事，而孫禹行所提議擁段出山之計，當時我未聽膺白說過。
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正是膺白從高麗營與馮同到北苑，他雖不問軍事，然若擁段之計已定，則不必再商去曹以後辦法，京津之間朝發而午至，徑請段入京主持可也。
段在天津所發通電說：“各方袍澤，力主和平，拒賄議員，正義亦達。
革命既百廢待興，中樞乏人，征及衰朽&hellip&hellip不得已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京執政。
”這個通電是二十二日所發。
段在十一月十八日有電給膺白曰：“北京國務院黃膺白弟台鑒：文欽來，具道都中困難情形，執事苦心孤詣，力任其難，殊深欣慰。
當茲國事未定之時，務望堅持鎮定，勉維現狀為盼，段祺瑞。
”未有一語道及執政之事。
實則都中困難之事，正無不由天津所領導發起者也。
段到京時，膺白代表攝閣迎之于車站，到他府學胡同私邸，報告他：國務院所保存的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的秘書長梁鴻志在旁應曰：“送執政上房吧！”北京的上房就是内室。
膺白回到國務院，與同人商決，這是國家之寶，有曆史意義，全部送交教育部的曆史博物館保存，這是攝閣最後辦的一件公文。
若沒有這安福系臨時出來的岔子，中國統一或不需要經過後來這場極辛苦的北伐。
國力、内政、外交形勢都要不同。
膺白原是維持暫局，并無戀棧之意，但他曾對馮說：“國民軍若隻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
”今去一直系，而擁一皖系，對國家過去之責任，此有更甚于彼者，其有何說！照中國政治道德，膺白自己不得不避嫌，勿持異議。
他後來還要為國民軍，表示與之相安，在京浮沉一年，至國民軍失敗，始不敷衍而出京。
以下章太炎先生又一封信，看得甚為清楚的。
膺白我兄同志：周參議來，得誦手書，時事搶攘，不能為澈底改革，此亦形勢制之。
前者驅遣清酋一事，差為快心，曾有快郵代電，勸以莊田還民，惠布德澤。
今聞各軍已舉合肥為臨時執政，則斯事亦不可望。
目下煥章諸君與雨亭并屯畿輔，勢成兩大，故使閑人得出而籠罩。
行政委員之選，業已中止，而吳齊又橫舟長江，以護憲軍自命，且雲尊段讨馮，則以段之背後尚有奉軍，非齊輩所敢撄，而視馮為脆弱易勝故也。
竊觀馮胡諸軍氣象新穎，而兄等四内閣又皆民黨舊人，新舊對峙，皎皎者易遭忌嫉，此亦人情所必至，願努力向前而已。
職位雖有屈伸，志行豈為變易！自今以後，北方數省恐與長江将分為二，西南本自為一區，殆如鼎峙，故鄙人早以分國為言，如欲勉強統一，非委員制無以翕聚，然今竟不能行，知天固不欲使中國混一也。
唯可變者局勢，不可變者吾同志之素心，豐城雙劍，終當會合，願勿因是灰心也。
肅複，敬頌公綏不具。
章炳麟白。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三期）
國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幾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迹的名義為故宮博物院理事長，膺白對古物及藝術均無素養，謝不肯當。
除決定以故宮供大衆文化用，原則以外，他沒有什麼貢獻。
不識大體之輩，群相造作，使溥儀走向極端，供人利用，無形中，都負有對不起國家的責任的。
至于道聽途說，以清帝出宮為有政治以外作用，則更是常識以外的想法了。
攝閣又曾撤銷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七月以後因政治而被通緝者的明令。
内有一條“前軍務處傳令通緝吳敬恒一案着即撤銷”之令，我不知稚晖先生幾時在北方有此事也。
段祺瑞入京，時稱“執政”，公布“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制”，事系天津軍事巨頭會議所決定。
安福系活動已久，奉張撐段之腰以抑制國民軍，緻馮玉祥到津不得不屈服。
吳佩孚之甯釋舊怨而不放新仇，馮部實用最大之力以迎擊而打通京津之線，凡此均出意料之外。
馮出京赴津，攝閣無人知。
段将入京，攝閣見報見通電而始知之。
馮在其《我的生活》書中所記“首都革命”有一節如下： 民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嶽）也都來了。
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二哥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
這時雖已收複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紮。
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
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為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之潰亡。
鄭士琦為段祺瑞皖系的人，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
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時隻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
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緻的贊成，真是“失之毫厘，謬以千裡”；哪知由于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這件事關軍事，而孫禹行所提議擁段出山之計，當時我未聽膺白說過。
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正是膺白從高麗營與馮同到北苑，他雖不問軍事，然若擁段之計已定，則不必再商去曹以後辦法，京津之間朝發而午至，徑請段入京主持可也。
段在天津所發通電說：“各方袍澤，力主和平，拒賄議員，正義亦達。
革命既百廢待興，中樞乏人，征及衰朽&hellip&hellip不得已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京執政。
”這個通電是二十二日所發。
段在十一月十八日有電給膺白曰：“北京國務院黃膺白弟台鑒：文欽來，具道都中困難情形，執事苦心孤詣，力任其難，殊深欣慰。
當茲國事未定之時，務望堅持鎮定，勉維現狀為盼，段祺瑞。
”未有一語道及執政之事。
實則都中困難之事，正無不由天津所領導發起者也。
段到京時，膺白代表攝閣迎之于車站，到他府學胡同私邸，報告他：國務院所保存的清室大小玉玺一共十五方，他的秘書長梁鴻志在旁應曰：“送執政上房吧！”北京的上房就是内室。
膺白回到國務院，與同人商決，這是國家之寶，有曆史意義，全部送交教育部的曆史博物館保存，這是攝閣最後辦的一件公文。
若沒有這安福系臨時出來的岔子，中國統一或不需要經過後來這場極辛苦的北伐。
國力、内政、外交形勢都要不同。
膺白原是維持暫局，并無戀棧之意，但他曾對馮說：“國民軍若隻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
”今去一直系，而擁一皖系，對國家過去之責任，此有更甚于彼者，其有何說！照中國政治道德，膺白自己不得不避嫌，勿持異議。
他後來還要為國民軍，表示與之相安，在京浮沉一年，至國民軍失敗，始不敷衍而出京。
以下章太炎先生又一封信，看得甚為清楚的。
膺白我兄同志：周參議來，得誦手書，時事搶攘，不能為澈底改革，此亦形勢制之。
前者驅遣清酋一事，差為快心，曾有快郵代電，勸以莊田還民，惠布德澤。
今聞各軍已舉合肥為臨時執政，則斯事亦不可望。
目下煥章諸君與雨亭并屯畿輔，勢成兩大，故使閑人得出而籠罩。
行政委員之選，業已中止，而吳齊又橫舟長江，以護憲軍自命，且雲尊段讨馮，則以段之背後尚有奉軍，非齊輩所敢撄，而視馮為脆弱易勝故也。
竊觀馮胡諸軍氣象新穎，而兄等四内閣又皆民黨舊人，新舊對峙，皎皎者易遭忌嫉，此亦人情所必至，願努力向前而已。
職位雖有屈伸，志行豈為變易！自今以後，北方數省恐與長江将分為二，西南本自為一區，殆如鼎峙，故鄙人早以分國為言，如欲勉強統一，非委員制無以翕聚，然今竟不能行，知天固不欲使中國混一也。
唯可變者局勢，不可變者吾同志之素心，豐城雙劍，終當會合，願勿因是灰心也。
肅複，敬頌公綏不具。
章炳麟白。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