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裡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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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為期。
旅順大連，乃甲午中日戰後日本已得而由俄國從中欺詐以去&mdash&mdash日俄戰後日本再從俄國手裡奪得之物；租借期隻廿五年，日本亦想做到九十九年。
加藤提出植林，表示此非朝夕之功，格雷承認日本灑過血，是默契其特權。
這個消息帶回東京，于是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此即“廿一條要求”所由起。
讀者知此時中國為何時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凱稱帝前數月也！袁氏簽此喪權辱國條件，從此遼東半島外，山東半島亦招來了日本勢力。
袁氏稱帝不成而死，繼之者在中國是段祺瑞當政，此即世所周知的“安福系”，勾結日本，借日本大外債，名為參加歐戰而實未出一兵，練兵僅為内戰征伐南方。
“廿一條”中一部分在袁世凱時所保留者，段祺瑞時又默許之，此五四運動之由來也。
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人處心積慮以準備，中國則傾心歐美，鄙視日本，而并不自求振作。
中國人傾心歐美，咎由日本自取。
然鄙視日本，影響日本大多數人心裡，使他處處要做到中國人所崇拜之歐美無可奈何他，而使中國人心服。
這點，中國人雖錯，日本人是更錯了。
北海之熊之俄國，昔為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所恐懼而誘之東向，日俄之戰日本以地利、人和幸勝。
共産蘇聯實為日本肘腋之患，國民黨聯俄容共，與日本是不相容的。
這一時期的日本，對中國欲縱又收，忽收忽縱，知中國統一運動不可遏，亦知中國倒向蘇聯于日本不利。
中國若在清黨以後，各派不相争而相合，不但中國有複興之機，對日本亦自有主動周旋餘地。
蘇聯是不喜中日棄嫌隙而合作的，共産黨更不喜。
無乃日本終無其度量，一着着做得使中國無與可親之道。
中國亦不求諸己，不歸楊則歸墨，欲利用日蘇而終為日蘇所利用，坐待癰之養大，不可收拾。
濟南慘案以後，日本派佐分利出使中國。
關于佐氏與膺白間談話，和二人對東亞的看法，我大概零星已經說過。
膺白認他為能見遠處，知道中日間亦須相忍為治之一人。
當時日本以為田中在濟南釀了大禍，使中國了解日本的人不能立足，派佐氏使華以求轉圜。
但膺白已經去位入山，中國民氣益憤慨而無可解說，日本亦并非真有覺悟。
佐氏在短短使華期中，頗得中國人之認識，向來不求了解日本的人甚喜其态度。
佐氏欲來莫幹山晤膺白，膺白再三推辭，請各到杭州靈隐參佛，如此相值，膺白亦不肯。
佐氏歸國述職，忽以自殺聞；自殺被殺無人知，但幾希之有心人又弱一個。
重光葵繼佐氏任，具體而微。
其時日本法西斯軍人已開始行動，在東三省之陸軍釀成滿洲事變，而在上海之日僑與海軍陸戰隊亦肇成淞滬之戰。
據重光氏自言，在滬經過中國排日分子道路稽遲及查問，均忍耐不使釀成問題，而淞滬開火前數小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實已接受哀的美敦全部條件，日本野心者必欲肇禍明矣。
重光葵解職回國時，曾告膺白：“日本軍備始終為兩面作戰準備，實力直在十年前之上”；他解說此乃友誼，非外交官的話，暗示我們勿低估日本實力，“十年前”即華盛頓會議。
淞滬停戰，他在醫院待簽約而後割去其傷腿，恐生事之輩橫生枝節。
我見過當時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紀錄，因這次接觸而發見對方的人情。
聽過人說起一個宴會席上重光葵的演說，他指着桌上魚翅謂：“日本出魚翅而不會烹調，經過中國廚子之手乃成美味。
”這外交辭令以示合作有道；然其時他們的外交官已經隻有“從惡”與“補苴”之二途了。
塘沽停戰後，政整會委員之一&mdash&mdash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說：“日本人除開侵略中國之外，樣樣都好，事事可佩而可學的”；此話中國人未必聽得進，亦已經太遲了。
膺白常常以“英美”“德奧”關系，想望“中日”，雖有争，各相尊重，而事适相反。
試想中日間如能結善緣，互利而利人者，今日之亞洲為如何耶？斯世人道之責任，豈不可以分擔一部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由戰敗而複興，有大轉變。
中國亦有大轉變。
今日之因，又将為他年之果，殷鑒不遠，一切看彼此及各自的努力了。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五期）
旅順大連，乃甲午中日戰後日本已得而由俄國從中欺詐以去&mdash&mdash日俄戰後日本再從俄國手裡奪得之物；租借期隻廿五年，日本亦想做到九十九年。
加藤提出植林，表示此非朝夕之功，格雷承認日本灑過血，是默契其特權。
這個消息帶回東京，于是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此即“廿一條要求”所由起。
讀者知此時中國為何時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凱稱帝前數月也！袁氏簽此喪權辱國條件，從此遼東半島外，山東半島亦招來了日本勢力。
袁氏稱帝不成而死，繼之者在中國是段祺瑞當政，此即世所周知的“安福系”，勾結日本，借日本大外債，名為參加歐戰而實未出一兵，練兵僅為内戰征伐南方。
“廿一條”中一部分在袁世凱時所保留者，段祺瑞時又默許之，此五四運動之由來也。
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人處心積慮以準備，中國則傾心歐美，鄙視日本，而并不自求振作。
中國人傾心歐美，咎由日本自取。
然鄙視日本，影響日本大多數人心裡，使他處處要做到中國人所崇拜之歐美無可奈何他，而使中國人心服。
這點，中國人雖錯，日本人是更錯了。
北海之熊之俄國，昔為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所恐懼而誘之東向，日俄之戰日本以地利、人和幸勝。
共産蘇聯實為日本肘腋之患，國民黨聯俄容共，與日本是不相容的。
這一時期的日本，對中國欲縱又收，忽收忽縱，知中國統一運動不可遏，亦知中國倒向蘇聯于日本不利。
中國若在清黨以後，各派不相争而相合，不但中國有複興之機，對日本亦自有主動周旋餘地。
蘇聯是不喜中日棄嫌隙而合作的，共産黨更不喜。
無乃日本終無其度量，一着着做得使中國無與可親之道。
中國亦不求諸己，不歸楊則歸墨，欲利用日蘇而終為日蘇所利用，坐待癰之養大，不可收拾。
濟南慘案以後，日本派佐分利出使中國。
關于佐氏與膺白間談話，和二人對東亞的看法，我大概零星已經說過。
膺白認他為能見遠處，知道中日間亦須相忍為治之一人。
當時日本以為田中在濟南釀了大禍，使中國了解日本的人不能立足，派佐氏使華以求轉圜。
但膺白已經去位入山，中國民氣益憤慨而無可解說，日本亦并非真有覺悟。
佐氏在短短使華期中，頗得中國人之認識，向來不求了解日本的人甚喜其态度。
佐氏欲來莫幹山晤膺白，膺白再三推辭，請各到杭州靈隐參佛，如此相值，膺白亦不肯。
佐氏歸國述職，忽以自殺聞；自殺被殺無人知，但幾希之有心人又弱一個。
重光葵繼佐氏任，具體而微。
其時日本法西斯軍人已開始行動，在東三省之陸軍釀成滿洲事變，而在上海之日僑與海軍陸戰隊亦肇成淞滬之戰。
據重光氏自言，在滬經過中國排日分子道路稽遲及查問，均忍耐不使釀成問題，而淞滬開火前數小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實已接受哀的美敦全部條件，日本野心者必欲肇禍明矣。
重光葵解職回國時，曾告膺白：“日本軍備始終為兩面作戰準備，實力直在十年前之上”；他解說此乃友誼，非外交官的話，暗示我們勿低估日本實力，“十年前”即華盛頓會議。
淞滬停戰，他在醫院待簽約而後割去其傷腿，恐生事之輩橫生枝節。
我見過當時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紀錄，因這次接觸而發見對方的人情。
聽過人說起一個宴會席上重光葵的演說，他指着桌上魚翅謂：“日本出魚翅而不會烹調，經過中國廚子之手乃成美味。
”這外交辭令以示合作有道；然其時他們的外交官已經隻有“從惡”與“補苴”之二途了。
塘沽停戰後，政整會委員之一&mdash&mdash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說：“日本人除開侵略中國之外，樣樣都好，事事可佩而可學的”；此話中國人未必聽得進，亦已經太遲了。
膺白常常以“英美”“德奧”關系，想望“中日”，雖有争，各相尊重，而事适相反。
試想中日間如能結善緣，互利而利人者，今日之亞洲為如何耶？斯世人道之責任，豈不可以分擔一部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由戰敗而複興，有大轉變。
中國亦有大轉變。
今日之因，又将為他年之果，殷鑒不遠，一切看彼此及各自的努力了。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