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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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自修尺度。
膺白在這時已認識太虛和尚，但他們不談出世而談人生。
中國人有一種觀念，不在新文化運動标題之列，而必須掃淨的“封建觀念”，我們覺其習氣難除，影響至大，二人都十分努力，迹近怪僻。
我們解釋封建觀念，為勢力之空間擴張，與時間延長，私心因此不能已，權利更放不下。
五四運動的爆發，由于北京大學生攻擊政治，火燒趙家樓某總長住宅，集矢于安福時代交好于日本的人，帶頭開口的實是比我們前輩的汪伯棠（大燮）先生。
幾年來，伯老每次由京到津，必通知膺白，膺白必到日租界秋山街其家相晤，每晤必談數小時不已。
歎息安福系坐失機會，不乘歐戰圖自強，而反專事内争；不乘金賤銀貴之時以興工商業，而反借折合大虧之日本外債；不乘勢脫去帝國主義者所加我之枷鎖，而反陷溺于野心勃勃之日本。
他曾促伯老注意：英日法間有默契容日本在東方之坐大，指出其所見到的蛛絲馬迹。
蓋自在新加坡見到日本海軍的陣容，知日本将以日英同盟故，代英國維持其在遠東勢力，知日本必在未來之和會索其代價，而中國不自振作，必為犧牲。
我還見過膺白給伯老的信。
在《戰後之世界》書中所提緻某當局書，即是伯老。
伯老是這時期内閣中，膺白惟一見面之人，見面均在天津。
一次兩人談到焦急無法，伯老頓足言：“老段跟又铮真是前世一劫。
”這是杭州人最懊惱時一句怨話。
老段即段祺瑞，又铮是段最信任之秘書長徐樹铮，與膺白在振武學校同班同學。
當時安福系當政新練參戰軍邊防軍将領，亦大半是留日同學，然都未相見，膺白與徐又铮僅民五（一九一六）歸國後初到北京見過一次。
九年後段任臨時執政，事先一再表示不再重用安福系舊人，然安福系大半一一出現。
最顯著未出仕之一人為徐又铮，在段任臨時執政初期，他周遊海外，是公家所派抑私費旅行我未得知。
他歸京後，一日到糖房胡同我家，與膺白談數小時甚歡，事後膺白批評他不複如從前驕氣，甚進步，甚有條理，這是他在廊房被刺前一日。
冤哉！怨乎？這種冤怨相報，我們一向反對，俟其失勢而後報之，更為可鄙。
唐少蓮先生時為膺白秘書，是同學中最忠厚之人，報告聞有長途電話到京取上将禮服入殓，膺白為之嗒然若喪久之，與少蓮先生唏噓歎息不已。
膺白識汪伯老是在日本讀書時，伯老為駐日公使，一次膺白得到有關軍事的重要書籍，恐為警察注意，乘雨披雨衣挾書徑入使館，請見伯老，陳原委。
伯老曰：“此國家之事，請放心，必負責。
”不但代為保存，且代為内運，由此相知。
同學中後有知其事者，許膺白之機警，不知成就其事者實為伯老。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四運動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巴黎和會，我國代表不知中國政府曾與日本有密約，允其在山東築路，迨日本代表宣稱其事，始來電問。
伯老時為外交委員會主席，接電問有無其事，座中某總長垂首認其事，伯老憤極，謂必須通告國人，喚起覺悟。
據此，前輩的愛國熱誠與膽量，豈少于吾輩？伯老寫的字與嚴範老一樣工整拘謹，民國後一入仕一不入仕，其提攜後進無界限，甚相似。
膺白一生親到船埠設祭，視靈柩登陸，隻伯老歸葬杭州的一次。
民十四（一九二五），吾家在北京香山，伯老曾幾度來做客，每住旬日，膺白在廊下散步，他端椅坐在一旁與談。
膺白出門則與我談，談過幾點對曆史的懷疑，老人見解之新，使人折服。
伯老亦是一個居家持身極嚴肅之人，夫人早故，未續弦，家僅一子一媳。
在我家他很快活，出入一小僮相随，吃素，廚子有時未備全素之菜，他欣然随意吃肉邊菜，不讓我起來張羅，一面說：“好的！好的！”碗飯從容而盡。
他的相貌與日本的犬養毅氏相像，日使芳澤謙吉的夫人是犬養毅氏之女，一次托人來照他一張相去。
不記是哪一年〔似為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黎黃陂要伯老組閣，伯老要膺白長财政，黃陂另已有人，膺白自動向伯老請退。
過了幾時，一日伯老遣價送來一包字畫，附函曰：“家藏浙省先賢遺墨轉以相贈。
”字畫共十種，我隻記得一幅奚鐵生的花卉立軸。
這些，都在抗戰時與其他朋友相贈，我一并獻之國庫了。
我們在天津的幾年是一生最快樂時期，有時兩人同埋頭鬥室，有時分道努力。
膺白對學生運動是贊成而又反對。
上面述過他請蔡孑民先生勸學生回到讀書之路，他自己被請到學生聯合會講演，或學生到我家訪他，都如此說。
後來我們知道，開會和講演，政府都派有人旁聽，他們說膺白是當時被認為簇新之人，許多話若出于别人之口，要給青年們噓下來的。
吾妹性元參加遊行講演，她還在女師預科，我問她講些什麼，她告我同學們均就地取材，見十字路口崗警，對汽車伸臂導行，對黃包車則喝聲“打住”，即責以欺貧媚富等等。
我問膺白如何貢獻青年們，她說，他勸他們要積極向國人解說國事，民主國的民要争一張選舉票，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選的權在吾民，有了選舉權而後，千萬要認清事和人，不可盲投，投下去國家性命攸關。
然若對國事沒有真個認識，即有選舉權，亦将不知如何投票而不錯，故增加學問、知識、修養，是愛國必經之路，豈有不用功讀書而能得之者！故愛國要緊，讀書也要緊。
他的話大概是這一類。
我調停過一次女師的大風潮。
一個國恥紀念日，學生要停課請名人講演，校長說，愈是國恥愈要多讀書。
學生自由不上課，校長到宿舍一一催喚，此來而彼去，講堂裡終空無人，校長牌示開除全體學生，限期出校。
性元歸來，我知其事。
校長的話本不錯，而這舉動有點冒失，女學生本地沒有家的将如何？我請膺白往訪教育廳長王叔鈞，婉諷齊校長璧亭轉圜。
我是家長又是校友，我們集合在津校友出面調停，請校長收回成命，學生立刻回校上課，表示悔過。
争執的一點是校長要學生先寫悔過書，後來由校友會請求先回校上課，而後補悔過書。
事實上，雙方氣都平後，悔過雲雲即不再提起。
為這點，我幾乎和一個十分要好的朋友陳蓮峰發生誤會。
蓮峰其時任女師舍監，她看得同學們不要讀書，鬧得太不像樣，而我則自己是鬧風潮打抱不平過來人，雖然鬧得不同，不免同情少年。
師生要每日面對，授受學識道理，非如法官問罪，白紙黑字寫悔過書，何以為情？這是我堅持後補的用意，實系消弭于無形的方法。
教育廳已很了解，校長不至于過分，别人沒有知道，我則胸中已有數。
卅年後我在上海，遇到其中的一人，我不認識她而她記得我，見面還提此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一期）
膺白在這時已認識太虛和尚，但他們不談出世而談人生。
中國人有一種觀念，不在新文化運動标題之列，而必須掃淨的“封建觀念”，我們覺其習氣難除，影響至大，二人都十分努力，迹近怪僻。
我們解釋封建觀念，為勢力之空間擴張，與時間延長，私心因此不能已，權利更放不下。
五四運動的爆發，由于北京大學生攻擊政治，火燒趙家樓某總長住宅，集矢于安福時代交好于日本的人，帶頭開口的實是比我們前輩的汪伯棠（大燮）先生。
幾年來，伯老每次由京到津，必通知膺白，膺白必到日租界秋山街其家相晤，每晤必談數小時不已。
歎息安福系坐失機會，不乘歐戰圖自強，而反專事内争；不乘金賤銀貴之時以興工商業，而反借折合大虧之日本外債；不乘勢脫去帝國主義者所加我之枷鎖，而反陷溺于野心勃勃之日本。
他曾促伯老注意：英日法間有默契容日本在東方之坐大，指出其所見到的蛛絲馬迹。
蓋自在新加坡見到日本海軍的陣容，知日本将以日英同盟故，代英國維持其在遠東勢力，知日本必在未來之和會索其代價，而中國不自振作，必為犧牲。
我還見過膺白給伯老的信。
在《戰後之世界》書中所提緻某當局書，即是伯老。
伯老是這時期内閣中，膺白惟一見面之人，見面均在天津。
一次兩人談到焦急無法，伯老頓足言：“老段跟又铮真是前世一劫。
”這是杭州人最懊惱時一句怨話。
老段即段祺瑞，又铮是段最信任之秘書長徐樹铮，與膺白在振武學校同班同學。
當時安福系當政新練參戰軍邊防軍将領，亦大半是留日同學，然都未相見，膺白與徐又铮僅民五（一九一六）歸國後初到北京見過一次。
九年後段任臨時執政，事先一再表示不再重用安福系舊人，然安福系大半一一出現。
最顯著未出仕之一人為徐又铮，在段任臨時執政初期，他周遊海外，是公家所派抑私費旅行我未得知。
他歸京後，一日到糖房胡同我家，與膺白談數小時甚歡，事後膺白批評他不複如從前驕氣，甚進步，甚有條理，這是他在廊房被刺前一日。
冤哉！怨乎？這種冤怨相報，我們一向反對，俟其失勢而後報之，更為可鄙。
唐少蓮先生時為膺白秘書，是同學中最忠厚之人，報告聞有長途電話到京取上将禮服入殓，膺白為之嗒然若喪久之，與少蓮先生唏噓歎息不已。
膺白識汪伯老是在日本讀書時，伯老為駐日公使，一次膺白得到有關軍事的重要書籍，恐為警察注意，乘雨披雨衣挾書徑入使館，請見伯老，陳原委。
伯老曰：“此國家之事，請放心，必負責。
”不但代為保存，且代為内運，由此相知。
同學中後有知其事者，許膺白之機警，不知成就其事者實為伯老。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四運動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巴黎和會，我國代表不知中國政府曾與日本有密約，允其在山東築路，迨日本代表宣稱其事，始來電問。
伯老時為外交委員會主席，接電問有無其事，座中某總長垂首認其事，伯老憤極，謂必須通告國人，喚起覺悟。
據此，前輩的愛國熱誠與膽量，豈少于吾輩？伯老寫的字與嚴範老一樣工整拘謹，民國後一入仕一不入仕，其提攜後進無界限，甚相似。
膺白一生親到船埠設祭，視靈柩登陸，隻伯老歸葬杭州的一次。
民十四（一九二五），吾家在北京香山，伯老曾幾度來做客，每住旬日，膺白在廊下散步，他端椅坐在一旁與談。
膺白出門則與我談，談過幾點對曆史的懷疑，老人見解之新，使人折服。
伯老亦是一個居家持身極嚴肅之人，夫人早故，未續弦，家僅一子一媳。
在我家他很快活，出入一小僮相随，吃素，廚子有時未備全素之菜，他欣然随意吃肉邊菜，不讓我起來張羅，一面說：“好的！好的！”碗飯從容而盡。
他的相貌與日本的犬養毅氏相像，日使芳澤謙吉的夫人是犬養毅氏之女，一次托人來照他一張相去。
不記是哪一年〔似為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黎黃陂要伯老組閣，伯老要膺白長财政，黃陂另已有人，膺白自動向伯老請退。
過了幾時，一日伯老遣價送來一包字畫，附函曰：“家藏浙省先賢遺墨轉以相贈。
”字畫共十種，我隻記得一幅奚鐵生的花卉立軸。
這些，都在抗戰時與其他朋友相贈，我一并獻之國庫了。
我們在天津的幾年是一生最快樂時期，有時兩人同埋頭鬥室，有時分道努力。
膺白對學生運動是贊成而又反對。
上面述過他請蔡孑民先生勸學生回到讀書之路，他自己被請到學生聯合會講演，或學生到我家訪他，都如此說。
後來我們知道，開會和講演，政府都派有人旁聽，他們說膺白是當時被認為簇新之人，許多話若出于别人之口，要給青年們噓下來的。
吾妹性元參加遊行講演，她還在女師預科，我問她講些什麼，她告我同學們均就地取材，見十字路口崗警，對汽車伸臂導行，對黃包車則喝聲“打住”，即責以欺貧媚富等等。
我問膺白如何貢獻青年們，她說，他勸他們要積極向國人解說國事，民主國的民要争一張選舉票，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選的權在吾民，有了選舉權而後，千萬要認清事和人，不可盲投，投下去國家性命攸關。
然若對國事沒有真個認識，即有選舉權，亦将不知如何投票而不錯，故增加學問、知識、修養，是愛國必經之路，豈有不用功讀書而能得之者！故愛國要緊，讀書也要緊。
他的話大概是這一類。
我調停過一次女師的大風潮。
一個國恥紀念日，學生要停課請名人講演，校長說，愈是國恥愈要多讀書。
學生自由不上課，校長到宿舍一一催喚，此來而彼去，講堂裡終空無人，校長牌示開除全體學生，限期出校。
性元歸來，我知其事。
校長的話本不錯，而這舉動有點冒失，女學生本地沒有家的将如何？我請膺白往訪教育廳長王叔鈞，婉諷齊校長璧亭轉圜。
我是家長又是校友，我們集合在津校友出面調停，請校長收回成命，學生立刻回校上課，表示悔過。
争執的一點是校長要學生先寫悔過書，後來由校友會請求先回校上課，而後補悔過書。
事實上，雙方氣都平後，悔過雲雲即不再提起。
為這點，我幾乎和一個十分要好的朋友陳蓮峰發生誤會。
蓮峰其時任女師舍監，她看得同學們不要讀書，鬧得太不像樣，而我則自己是鬧風潮打抱不平過來人，雖然鬧得不同，不免同情少年。
師生要每日面對，授受學識道理，非如法官問罪，白紙黑字寫悔過書，何以為情？這是我堅持後補的用意，實系消弭于無形的方法。
教育廳已很了解，校長不至于過分，别人沒有知道，我則胸中已有數。
卅年後我在上海，遇到其中的一人，我不認識她而她記得我，見面還提此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