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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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光，傅沅叔先生與外祖父殷勤問答，看見一旁侍立的我，甚為注意，問起我的程度，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據實以告。
沅叔先生立即帶我到桌邊，提筆給我，叫我寫履曆報名；寫到年紀時，我曾仰頭自語：“填十七歲好不好？”再多實在不可能了。
他懂我意思說：“不用虛報，填真實的年齡好了。
”寫名字時，我為曾被同學譏諷“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輩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譜名“景清”，便臨時自名曰“景英”；這個名字實很俗氣，大不如父親所給的原名。
到我在女師畢業時，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書的對聯，題款知我還沒有号，他用景慕沈雲英之意，給我取“亦雲”二字。
抗戰時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寫詳細的三代履曆，我雖然沒有準備，而且是第一次寫履曆，我記得我父親所寫格式。
父親以我嗣祖父母為父母，而稱祖父母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曆裡亦寫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項，一切我照着所見過的規矩。
沅叔先生看了我的報名單，叫我準備同船到天津，他說在天津還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說，考得好将不拘年紀，否則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個叫高等學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費。
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衆登程，來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電報給我母親預備行李；我的行李三件&mdash&mdash一隻箱子，一隻網籃，一個鋪蓋&mdash&mdash是由戴生昌輪船送出。
動身之前，同學見我穿着長衫，笑問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長衫剪去半截，過膝短褂，勉強符合當時的女學生裝。
我們浩浩蕩蕩員生四十餘人，在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濟兩輪先後出發。
所住俱是房艙，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兩層闆床，各用自帶鋪蓋。
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層，我睡上層，二人都暈船嘔吐不已。
在上層甚不便，我搬睡地闆，鋪一席已無隙地，旁置面盆一備吐，茶壺一供止渴。
開着艙門，略通空氣，姨母時刻叫小心茶壺面盆，怕我倒翻。
我素有暈船暈轎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艙頗不潔淨，更為不慣。
離家時一股勇氣，中途已想起家來，暗自流淚，惟不肯告人示弱。
舟抵煙台，始能起身，小販上來兜售水果，均價廉物美，蘋果、葡萄、梨，鮮美為家鄉所少有。
出門至此，已是北地風光，傳說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産之佳，氣為之振。
江浙同學均不能國語，僅周道如曾客他鄉，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說官話，大家恃為護符；官話即普通國語。
當時我們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馬桶，用鋪蓋索結住桶柄，向海一抛；這工作在風浪搖擺中，姨母和别的年長同學合作，怕我失足，不讓我做。
若幹年後，始知船上有大餐間設備最好，還有官艙亦比房艙為潔淨，當時隻知有統艙，比我們還要不如。
我們雖有若幹不便，但全艙盡是同學，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個性都已熟識。
後來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覺第一期同學間感情特厚。
我們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碼頭登陸，天隻小雨，霎時大雨傾盆，抵校水已沒膝，候行李下午始到。
自晨過午，大家忍着濕，天津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
天津本一濱海衛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趨繁盛，其繁盛僅次于上海。
與上海有不同點，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麗，天津則與租界抗衡。
租界刺激了社會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項城袁世凱權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時興教育、辦實業，為全國各地之冠。
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
吾人于曆史對項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這段在北洋總督任内所辦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
其間有一位熱心而“為而不有”的嚴範孫（修）先生&mdash&mdash那時我還不知其事&mdash&mdash是與這些新政的舉辦大有關系。
他是項城所敬重的一個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後來人們紀念他，稱他所住的街為嚴翰林胡同。
他的嚴氏家塾即後來的南開大學，他與别處提倡地方事業的人不同，隻鼓勵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們的女師亦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區，是中國人自營的新住宅區，馬路電燈自來水俱全。
路以經緯分，用《千字文》句依次為名，女師所在的第一條橫馬路即名天緯路。
這
沅叔先生立即帶我到桌邊，提筆給我，叫我寫履曆報名；寫到年紀時，我曾仰頭自語：“填十七歲好不好？”再多實在不可能了。
他懂我意思說：“不用虛報，填真實的年齡好了。
”寫名字時，我為曾被同學譏諷“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輩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譜名“景清”，便臨時自名曰“景英”；這個名字實很俗氣，大不如父親所給的原名。
到我在女師畢業時，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書的對聯，題款知我還沒有号，他用景慕沈雲英之意，給我取“亦雲”二字。
抗戰時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寫詳細的三代履曆，我雖然沒有準備，而且是第一次寫履曆，我記得我父親所寫格式。
父親以我嗣祖父母為父母，而稱祖父母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曆裡亦寫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項，一切我照着所見過的規矩。
沅叔先生看了我的報名單，叫我準備同船到天津，他說在天津還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說，考得好将不拘年紀，否則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個叫高等學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費。
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衆登程，來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電報給我母親預備行李；我的行李三件&mdash&mdash一隻箱子，一隻網籃，一個鋪蓋&mdash&mdash是由戴生昌輪船送出。
動身之前，同學見我穿着長衫，笑問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長衫剪去半截，過膝短褂，勉強符合當時的女學生裝。
我們浩浩蕩蕩員生四十餘人，在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濟兩輪先後出發。
所住俱是房艙，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兩層闆床，各用自帶鋪蓋。
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層，我睡上層，二人都暈船嘔吐不已。
在上層甚不便，我搬睡地闆，鋪一席已無隙地，旁置面盆一備吐，茶壺一供止渴。
開着艙門，略通空氣，姨母時刻叫小心茶壺面盆，怕我倒翻。
我素有暈船暈轎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艙頗不潔淨，更為不慣。
離家時一股勇氣，中途已想起家來，暗自流淚，惟不肯告人示弱。
舟抵煙台，始能起身，小販上來兜售水果，均價廉物美，蘋果、葡萄、梨，鮮美為家鄉所少有。
出門至此，已是北地風光，傳說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産之佳，氣為之振。
江浙同學均不能國語，僅周道如曾客他鄉，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說官話，大家恃為護符；官話即普通國語。
當時我們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馬桶，用鋪蓋索結住桶柄，向海一抛；這工作在風浪搖擺中，姨母和别的年長同學合作，怕我失足，不讓我做。
若幹年後，始知船上有大餐間設備最好，還有官艙亦比房艙為潔淨，當時隻知有統艙，比我們還要不如。
我們雖有若幹不便，但全艙盡是同學，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個性都已熟識。
後來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覺第一期同學間感情特厚。
我們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碼頭登陸，天隻小雨，霎時大雨傾盆，抵校水已沒膝，候行李下午始到。
自晨過午，大家忍着濕，天津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
天津本一濱海衛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趨繁盛，其繁盛僅次于上海。
與上海有不同點，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麗，天津則與租界抗衡。
租界刺激了社會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項城袁世凱權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時興教育、辦實業，為全國各地之冠。
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
吾人于曆史對項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這段在北洋總督任内所辦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
其間有一位熱心而“為而不有”的嚴範孫（修）先生&mdash&mdash那時我還不知其事&mdash&mdash是與這些新政的舉辦大有關系。
他是項城所敬重的一個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後來人們紀念他，稱他所住的街為嚴翰林胡同。
他的嚴氏家塾即後來的南開大學，他與别處提倡地方事業的人不同，隻鼓勵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
我們的女師亦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校址在天津河北區，是中國人自營的新住宅區，馬路電燈自來水俱全。
路以經緯分，用《千字文》句依次為名，女師所在的第一條橫馬路即名天緯路。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