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裡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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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而負重望，為一般人所知曉，天皇所信任。
元老平日住在與實際行政有若幹距離的鄉莊，身雖閑散，心以國家大事為常課，左右有各種問題的專家，他自己對國際及本國過去未來的事能密切注意。
他的門生故吏滿天下，但不利用為個人利害。
元老要做到“甯靜緻遠”，亦須保持“淡泊明志”。
國家養成了這種人，在要緊時征求其對問題的智慧和公正意見。
不是崇德報功，亦非優遊林下，更不可作土豪劣紳。
這種元老要靠本身，亦要有機會，要靠社會容許他能公正，是可遇不可求。
在最後一個元老西園寺公望以前，日本的政治一直有賴于元老的貢獻。
即使平常更換一次内閣，舊内閣向天皇遞辭呈，報上立刻見到元老奉召入京，天皇聽取他的意見後，他立刻離京回家，不再逗留。
這種家長制度&mdash&mdash重臣制度，維持日本政治的安定和維新的完成，使國家有充裕時間提高社會各方面的水準，在日本是成功的。
吾人在中國書上見到的政治修養和社會憧憬，在散漫遼闊的中國未生效力，在日本是實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秩序有大轉變，日本亦然。
日本原來的政治重心動搖，而新的重心還未誕生。
海陸軍人是日本建國柱石，靠他們，日本揚威武于世界。
日本海陸軍出自兩個藩族系統：陸軍由“長藩”，海軍由“薩藩”；雖然各由一個系統包辦，卻不像我們的割據把持，販私運土；他們有不可搖的中心信仰&mdash&mdash天皇和國家。
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故天皇與國家不可分。
日本軍人雖不結黨營私，但他們有強烈的功名心，他們的功名心亦與他們的國家觀念不可分。
原有的忠君愛國觀念，加上對政治現狀不滿而欲刷新，和個人強烈的功名心；這三件事骨子裡暗含有極右的國權主義，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因和主力。
日本國民性向來能服從，尤其軍人所受軍事教育，故其法西斯運動雖以佐官階級的少壯軍人為中心，必須推戴較高地位之領袖以号召，而執行其政策與辦法。
他們的政策&mdash&mdash初隻是空洞的“刷新政治”。
他們的辦法&mdash&mdash内則“發動政變”，外則“實行侵略”，以武力造成他們所想望的事實。
推出來的領袖不給他們滿意，立刻揮之使去，另戴他人，故日本法西斯有無數立功釀禍的人，而始終沒有堅強的領導人。
他們與德國、意大利不同，沒有希特勒或墨索裡尼；他們是從下而上的。
這些被推戴被利用的一時領袖，隻有替他們支持政局，替他們在國際圓诳，替他們将既成事實合法化，替他們将錯誤作為功勞。
佐官階級的人在很短時期都成大将。
野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平凡者不敢開罪。
内閣、政治家被刺者踵相接，莫敢誰何。
在日本從有紀律的“建國熱”到無拘束的“侵略狂”，首當其沖者是我中國。
自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是蓄意要報複的。
他們的軍備物資，準備不止一個戰場的作戰。
日本亦有不少自由思想的人，亦有比較在世界大處着想而同情中國的人，但到他們為自己立國生存，則不論朝野文武，沒有不思向外擴展，到這分際，将不惜阻礙中國的成功。
中國與日本國交，不拼個你死我活，即須在此夾縫中謀兩全。
兩國間能見到此而努力的人不很多，而陰錯陽差的事實，則往往随時随地而生。
大隈重信是自由主義的人，他辦的早稻田大學吸收過不少中國學生，然而為中日間緻命傷的“廿一條要求”出于大隈内閣。
犬養毅是中國革命黨幾十年老友，他對二次革命後紛紛亡命渡日的人，極力主張準許居留，然承認僞滿洲國卻在犬養内閣任内；距他被暴徒刺死前不久。
中國方面亦然，中山先生是最早見到且得到日本同情的人，而中國最大的排日運動出于國民黨。
本來日本在中國久已染指的是我東北，其理由為他們國防、工業和移民的主要線。
大隈重信組閣時，日本駐英大使加藤高明回國任外交大臣，向英相格雷辭行，談到日本與我東三省關系的重要，加藤提到日本在東三省投資，培植了不少樹林。
格雷答以“日本不但植林，還澆過血”；一言喪邦，格雷此語實啟日本從此積極侵略中國之主因。
日本原來所希望者旅順大連租借之展期，各國在中國租界地大都是九十
元老平日住在與實際行政有若幹距離的鄉莊，身雖閑散，心以國家大事為常課，左右有各種問題的專家，他自己對國際及本國過去未來的事能密切注意。
他的門生故吏滿天下，但不利用為個人利害。
元老要做到“甯靜緻遠”，亦須保持“淡泊明志”。
國家養成了這種人，在要緊時征求其對問題的智慧和公正意見。
不是崇德報功，亦非優遊林下，更不可作土豪劣紳。
這種元老要靠本身，亦要有機會，要靠社會容許他能公正，是可遇不可求。
在最後一個元老西園寺公望以前，日本的政治一直有賴于元老的貢獻。
即使平常更換一次内閣，舊内閣向天皇遞辭呈，報上立刻見到元老奉召入京，天皇聽取他的意見後，他立刻離京回家，不再逗留。
這種家長制度&mdash&mdash重臣制度，維持日本政治的安定和維新的完成，使國家有充裕時間提高社會各方面的水準，在日本是成功的。
吾人在中國書上見到的政治修養和社會憧憬，在散漫遼闊的中國未生效力，在日本是實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秩序有大轉變，日本亦然。
日本原來的政治重心動搖，而新的重心還未誕生。
海陸軍人是日本建國柱石，靠他們，日本揚威武于世界。
日本海陸軍出自兩個藩族系統：陸軍由“長藩”，海軍由“薩藩”；雖然各由一個系統包辦，卻不像我們的割據把持，販私運土；他們有不可搖的中心信仰&mdash&mdash天皇和國家。
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故天皇與國家不可分。
日本軍人雖不結黨營私，但他們有強烈的功名心，他們的功名心亦與他們的國家觀念不可分。
原有的忠君愛國觀念，加上對政治現狀不滿而欲刷新，和個人強烈的功名心；這三件事骨子裡暗含有極右的國權主義，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因和主力。
日本國民性向來能服從，尤其軍人所受軍事教育，故其法西斯運動雖以佐官階級的少壯軍人為中心，必須推戴較高地位之領袖以号召，而執行其政策與辦法。
他們的政策&mdash&mdash初隻是空洞的“刷新政治”。
他們的辦法&mdash&mdash内則“發動政變”，外則“實行侵略”，以武力造成他們所想望的事實。
推出來的領袖不給他們滿意，立刻揮之使去，另戴他人，故日本法西斯有無數立功釀禍的人，而始終沒有堅強的領導人。
他們與德國、意大利不同，沒有希特勒或墨索裡尼；他們是從下而上的。
這些被推戴被利用的一時領袖，隻有替他們支持政局，替他們在國際圓诳，替他們将既成事實合法化，替他們将錯誤作為功勞。
佐官階級的人在很短時期都成大将。
野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平凡者不敢開罪。
内閣、政治家被刺者踵相接，莫敢誰何。
在日本從有紀律的“建國熱”到無拘束的“侵略狂”，首當其沖者是我中國。
自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是蓄意要報複的。
他們的軍備物資，準備不止一個戰場的作戰。
日本亦有不少自由思想的人，亦有比較在世界大處着想而同情中國的人，但到他們為自己立國生存，則不論朝野文武，沒有不思向外擴展，到這分際，将不惜阻礙中國的成功。
中國與日本國交，不拼個你死我活，即須在此夾縫中謀兩全。
兩國間能見到此而努力的人不很多，而陰錯陽差的事實，則往往随時随地而生。
大隈重信是自由主義的人，他辦的早稻田大學吸收過不少中國學生，然而為中日間緻命傷的“廿一條要求”出于大隈内閣。
犬養毅是中國革命黨幾十年老友，他對二次革命後紛紛亡命渡日的人，極力主張準許居留，然承認僞滿洲國卻在犬養内閣任内；距他被暴徒刺死前不久。
中國方面亦然，中山先生是最早見到且得到日本同情的人，而中國最大的排日運動出于國民黨。
本來日本在中國久已染指的是我東北，其理由為他們國防、工業和移民的主要線。
大隈重信組閣時，日本駐英大使加藤高明回國任外交大臣，向英相格雷辭行，談到日本與我東三省關系的重要，加藤提到日本在東三省投資，培植了不少樹林。
格雷答以“日本不但植林，還澆過血”；一言喪邦，格雷此語實啟日本從此積極侵略中國之主因。
日本原來所希望者旅順大連租借之展期，各國在中國租界地大都是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