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南屏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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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榜樣。
在艱難的生活中，教職員希望待遇稍好，家長希望學費不增加，這兩個問題就絕對沖突。
每遇校慶開會，各級都要獨有表現，節目安排到兩天。
我隻能在自己的班上說幾句話，我說：整體須互相随喜，庶幾“八音克諧”，若一音硬要獨出，反傷全調。
南屏短短曆史，慶祝要兩天，若幹年後校慶，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
我在講前賢往哲不同的思想見解時，勸同學對當前問題要用自己的判斷。
不但贊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對亦須如此。
若隻盲從，則成系僥幸，敗乃冤枉。
青年無不可愛，然甚易變，能有理性，則差亦不遠。
一個同學曾問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
我告她：社會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撐；支撐者愈多，則病去愈快，少碰壁矣。
我離滬前不久，這同學正由金華過滬北上，夫婦都任教職，生活不像寬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電車站送其上車，甚為高興。
從我這一輩以來，中國已經有不少青年，承受國債多于國恩。
刹那間，壯志被習俗、生活引誘，所卷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
若幹年來，利用或壓迫青年，政治勢力滲入學校，為國家民族，這點是難以苟同的。
據同人經驗，抗戰中的上海，是最無幹涉而可以專心辦學，言之傷心。
勝利後，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學子亦被幾方引誘或壓迫，漸多外骛。
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畢業式，我的緻辭超出平常範圍。
往常速記者事後都來索我原稿，這次未曾，手頭尚有草底，理出大緻如下： 南屏是在國家播遷中産生，一直在風雨飄搖戰戰兢兢中過生活。
今日首次在勝利複員中舉行畢業典禮，大家應該特别高興。
回想去年此刻的上海，敵人從西南太平洋節節敗退，美國兵在琉球登陸，在中國大陸幾百萬日軍還想作最後掙紮。
上海地方東也濠溝，西也炮位，這些設備雜放在居民住處之中，将拖中國人與同死。
我們則日日望飛機來轟炸，望美軍從海上登陸，因隻有轟炸和登陸可以解決上海，可以早結戰事，連我們自己生命可能提早結束都忘記了。
勝利如果延遲一年，上海或作戰場或成焦土，我們在座大衆，不是死亡，亦得散夥，今日之會決不可能。
想到這點，在我們個人而說，該是僥幸而當滿足的了。
個人雖如此，然對國家則一點希望沒有看見。
我們在抗戰中預作的好夢：國難後大家識得艱難困苦，困難後知道奮發圖強；中國人了解愛中國人；不再打自己、欺侮自己。
這些好夢一個未曾實現，所見卻都與之相反。
敵人在占領期間還能做一點他們所謂建設工作，而我們接收以後連管理下去的能力都沒有。
苛刻一點說，我們十足表現了“缺德”和“低能”。
我們有不少的“光明”方面，但全被“黑暗”籠罩，為“黑暗”抹殺，我們幾乎“白抗戰”“空勝利”。
想挽救這現狀，有人注意政治，說民主；因民主則治人者為人民所選舉，人民所監督，壞人不會被舉，亦不敢作壞事。
有人注意經濟，說工業化；工業化則生活水準提高，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有人注意人心風化，說教育。
事要人做，民主要好的民，工業化要好的工，人的問題應居第一。
我們在教育立場，不由不以教育為第一，首先要緊，如此要說到各位同學身上。
我常以為青年必須注意時事，了解實際，如此将來做事時，有素養的常識作底子，一切可以多明白而少錯誤。
然讀書時期，不要附從政治活動。
政治不是一件簡單問題，看似容易，做來甚難。
我講點個人經驗，我十幾歲和今天在座同學差不多年齡時，正當前清末年，内憂外患紛至疊來，我們以為妨礙我們自強者是滿清異族專制，隻要推翻滿清，光明即便到來。
我們希望、擁護，乃至參加了辛亥革命。
革命以後，出現了軍閥，年年内戰，我們又把一切不好的責任加在軍閥身上，以為打倒軍閥便諸事解決。
結果軍閥雖倒，内争還是不已。
後來我們又把一切責任加在帝國主義侵略者身上，現在我們一個最大的侵略者已經被打倒，雖然時間不到一年，但一切趨勢并不向好的方向走。
變來變去如此，是不是人的問題？我們要造新的中國，必須要從新的中國人開始！ 同學們！專攻擊黑暗是消極的，自己不負責任的。
社會盡管有不平，然光明之點還是很多。
我們欣賞光明，擁護光明，則自己亦不得不光明，這是積極的，自己亦負責的。
對将要離開我們的同學們，我再說一遍：不要荒廢寶貴的讀書時間，随便參加政治活動！利用青年做政治活動，是反教育而不是教育！ 這些話，我頗大膽而說，由衷心而言，然空洞無益。
此時不但青年，即非青年亦懷疑，都覺一片漆黑，以為我的話還是偏袒黑暗。
我同季肅曾互勉，以五十歲後歲月貢獻于後輩，此時家庭兒女責任已盡，我們不但不為利，亦不為名，在學校隻為教育而教育。
我除開嚴守分際，不問學校行政之事，此事季肅先責我而後了解，其他心無不盡。
這合作情形是可感念的，個人亦快樂的。
若幹年中，同學們遇進修、行止乃至成家問題不決時，常承家長之囑：“去與曾先生、沈先生商量商量。
”有時她們先就我與季肅商量，而後告家長；這段國難中得同輩和後輩的信任，我永遠引以為榮。
我到美國，第一班同學馮德璋、王定揚夫婦曾接去做客，孩子稱我“外婆”，鄰居以為德璋的母親到了。
每年元旦，必來長途電話，德璋說過後必曰：“定揚亦要和沈先生講幾句。
”德璋是勝利後首屆考取的自費留美學生，南屏在美惟一的同學。
吾弟君怡戰後初次到滬，返渝之日，天大風雨，我正有課不能送他。
将出門，熙治在旁說：“舅舅！幾年來媽咪都如此，勸之不聽。
”君怡說：“媽咪是對的。
”在緊張時期，我坐黃包車赴校，大綱騎腳踏車送我。
這許多校内校外的朋友鼓勵我，成此志願，都是難得的。
地角天涯，遙祝健康，并告不忘。
我在南屏雖僅短短的十年，南屏是萬萬歲的。
〔補記〕我後來由美返台，遇見南屏學生孫淞月，從淞月聽到另一同學沈嬰齊。
又回到我自序裡所提到的陳仁慧的父親陳紹虞先生，來打聽我有否他女兒的消息。
再來美國，又遇到吳冠芳，她同丈夫徐拔和及兒子們來看我，她一家同孩子們都務說中國話，頂大的孩子能讀中國書報，在此是不容易的事，冠芳嗫嚅着說：為引孩子興趣許看武俠小說，孩子們以為媽媽的老師是個老先生，發見我是一老太太。
冠芳就是在學校時有事先來和老師商量，而我和季肅要她先報告母親的人。
國難時在講堂裡的夥伴，她們的一代，比我們的一代更艱難，而都能努力适應。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四期）
在艱難的生活中，教職員希望待遇稍好，家長希望學費不增加，這兩個問題就絕對沖突。
每遇校慶開會，各級都要獨有表現，節目安排到兩天。
我隻能在自己的班上說幾句話，我說：整體須互相随喜，庶幾“八音克諧”，若一音硬要獨出，反傷全調。
南屏短短曆史，慶祝要兩天，若幹年後校慶，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
我在講前賢往哲不同的思想見解時，勸同學對當前問題要用自己的判斷。
不但贊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對亦須如此。
若隻盲從，則成系僥幸，敗乃冤枉。
青年無不可愛，然甚易變，能有理性，則差亦不遠。
一個同學曾問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
我告她：社會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撐；支撐者愈多，則病去愈快，少碰壁矣。
我離滬前不久，這同學正由金華過滬北上，夫婦都任教職，生活不像寬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電車站送其上車，甚為高興。
從我這一輩以來，中國已經有不少青年，承受國債多于國恩。
刹那間，壯志被習俗、生活引誘，所卷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
若幹年來，利用或壓迫青年，政治勢力滲入學校，為國家民族，這點是難以苟同的。
據同人經驗，抗戰中的上海，是最無幹涉而可以專心辦學，言之傷心。
勝利後，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學子亦被幾方引誘或壓迫，漸多外骛。
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畢業式，我的緻辭超出平常範圍。
往常速記者事後都來索我原稿，這次未曾，手頭尚有草底，理出大緻如下： 南屏是在國家播遷中産生，一直在風雨飄搖戰戰兢兢中過生活。
今日首次在勝利複員中舉行畢業典禮，大家應該特别高興。
回想去年此刻的上海，敵人從西南太平洋節節敗退，美國兵在琉球登陸，在中國大陸幾百萬日軍還想作最後掙紮。
上海地方東也濠溝，西也炮位，這些設備雜放在居民住處之中，将拖中國人與同死。
我們則日日望飛機來轟炸，望美軍從海上登陸，因隻有轟炸和登陸可以解決上海，可以早結戰事，連我們自己生命可能提早結束都忘記了。
勝利如果延遲一年，上海或作戰場或成焦土，我們在座大衆，不是死亡，亦得散夥，今日之會決不可能。
想到這點，在我們個人而說，該是僥幸而當滿足的了。
個人雖如此，然對國家則一點希望沒有看見。
我們在抗戰中預作的好夢：國難後大家識得艱難困苦，困難後知道奮發圖強；中國人了解愛中國人；不再打自己、欺侮自己。
這些好夢一個未曾實現，所見卻都與之相反。
敵人在占領期間還能做一點他們所謂建設工作，而我們接收以後連管理下去的能力都沒有。
苛刻一點說，我們十足表現了“缺德”和“低能”。
我們有不少的“光明”方面，但全被“黑暗”籠罩，為“黑暗”抹殺，我們幾乎“白抗戰”“空勝利”。
想挽救這現狀，有人注意政治，說民主；因民主則治人者為人民所選舉，人民所監督，壞人不會被舉，亦不敢作壞事。
有人注意經濟，說工業化；工業化則生活水準提高，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有人注意人心風化，說教育。
事要人做，民主要好的民，工業化要好的工，人的問題應居第一。
我們在教育立場，不由不以教育為第一，首先要緊，如此要說到各位同學身上。
我常以為青年必須注意時事，了解實際，如此将來做事時，有素養的常識作底子，一切可以多明白而少錯誤。
然讀書時期，不要附從政治活動。
政治不是一件簡單問題，看似容易，做來甚難。
我講點個人經驗，我十幾歲和今天在座同學差不多年齡時，正當前清末年，内憂外患紛至疊來，我們以為妨礙我們自強者是滿清異族專制，隻要推翻滿清，光明即便到來。
我們希望、擁護，乃至參加了辛亥革命。
革命以後，出現了軍閥，年年内戰，我們又把一切不好的責任加在軍閥身上，以為打倒軍閥便諸事解決。
結果軍閥雖倒，内争還是不已。
後來我們又把一切責任加在帝國主義侵略者身上，現在我們一個最大的侵略者已經被打倒，雖然時間不到一年，但一切趨勢并不向好的方向走。
變來變去如此，是不是人的問題？我們要造新的中國，必須要從新的中國人開始！ 同學們！專攻擊黑暗是消極的，自己不負責任的。
社會盡管有不平，然光明之點還是很多。
我們欣賞光明，擁護光明，則自己亦不得不光明，這是積極的，自己亦負責的。
對将要離開我們的同學們，我再說一遍：不要荒廢寶貴的讀書時間，随便參加政治活動！利用青年做政治活動，是反教育而不是教育！ 這些話，我頗大膽而說，由衷心而言，然空洞無益。
此時不但青年，即非青年亦懷疑，都覺一片漆黑，以為我的話還是偏袒黑暗。
我同季肅曾互勉，以五十歲後歲月貢獻于後輩，此時家庭兒女責任已盡，我們不但不為利，亦不為名，在學校隻為教育而教育。
我除開嚴守分際，不問學校行政之事，此事季肅先責我而後了解，其他心無不盡。
這合作情形是可感念的，個人亦快樂的。
若幹年中，同學們遇進修、行止乃至成家問題不決時，常承家長之囑：“去與曾先生、沈先生商量商量。
”有時她們先就我與季肅商量，而後告家長；這段國難中得同輩和後輩的信任，我永遠引以為榮。
我到美國，第一班同學馮德璋、王定揚夫婦曾接去做客，孩子稱我“外婆”，鄰居以為德璋的母親到了。
每年元旦，必來長途電話，德璋說過後必曰：“定揚亦要和沈先生講幾句。
”德璋是勝利後首屆考取的自費留美學生，南屏在美惟一的同學。
吾弟君怡戰後初次到滬，返渝之日，天大風雨，我正有課不能送他。
将出門，熙治在旁說：“舅舅！幾年來媽咪都如此，勸之不聽。
”君怡說：“媽咪是對的。
”在緊張時期，我坐黃包車赴校，大綱騎腳踏車送我。
這許多校内校外的朋友鼓勵我，成此志願，都是難得的。
地角天涯，遙祝健康，并告不忘。
我在南屏雖僅短短的十年，南屏是萬萬歲的。
〔補記〕我後來由美返台，遇見南屏學生孫淞月，從淞月聽到另一同學沈嬰齊。
又回到我自序裡所提到的陳仁慧的父親陳紹虞先生，來打聽我有否他女兒的消息。
再來美國，又遇到吳冠芳，她同丈夫徐拔和及兒子們來看我，她一家同孩子們都務說中國話，頂大的孩子能讀中國書報，在此是不容易的事，冠芳嗫嚅着說：為引孩子興趣許看武俠小說，孩子們以為媽媽的老師是個老先生，發見我是一老太太。
冠芳就是在學校時有事先來和老師商量，而我和季肅要她先報告母親的人。
國難時在講堂裡的夥伴，她們的一代，比我們的一代更艱難，而都能努力适應。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