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重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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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不相為謀，所派的人各自坐在船上不許開行，最後一次是軍政部要用作長官辦公用。
此事我後來知道楊副官每日報告嶽軍先生。
我們獲準放行之日，乘客人人稱慶。
“民俗”此次上駛，系規定裝政府的疏散物資而售普通客票。
這次乘客比平常加倍擁擠，一個鋪位有兩個人日夜分用者，王大綱即與沈來秋君分一個鋪位。
許多平日坐頭等艙的人都坐了統艙，我和熙治仍分得一間兩個鋪位的房。
從我們到南京，以至船到蕪湖，天一直陰或雨，敵機未來。
舟抵蕪湖，奉令停船候裝兵工署之貨。
船停在江心，不能靠岸，靠過一次，散勇紛擁而上，向行李堆中藏躲，呼之不出。
沿江和沿粵漢線所見散兵，與在京杭國道上所遇小隊，情形大不相同。
如此船泊江中，日日用小駁船到蕪湖候消息，而貨并不至。
“民俗”不是一條大船，在南京已經裝了載重量三分之二的物資，隻餘三分之一容量，而乘客則已倍于平時。
在蕪湖江中幾日，天氣放晴，敵偵察機不時在空中盤旋，乘客起慌，船上執事亦出怨言。
乘客說：千餘人的生命不及未準備之物資。
執事說：如果政府辦事劃一，多少物資限多少日子裝到目的地，與船公司合作，諸事要合理快當得多。
即如“民俗”停南京江岸碼頭，與停蕪湖江心之日，多過于在長江行駛之時。
倘不硬扣而早放行，則已裝之貨早經到達，而船亦已作第二次之上駛矣。
我與伯樵、仲完商，如何将這些情形報告有關的機關，和我們所認識的朋友，請求準船早開早回，不誤公事，實際有效而怨望可平。
目标是軍政部兵工署一個方向，我們同時發函發電，都簽了名。
并聲明：發出函電将不待回音而開船；因此時政府各機關已都在移動，函電何時到達與能否到達，均不可知，故不得不如此。
從商酌、定議、起稿，以至送信人登陸，再回船，天已黎明。
四時頃，船身開動，我們始休息。
此事經過，除船上執事外無人深知，惟一夜出入上下人聲，而忽開船，人知有異。
次日我們進飯廳時，有人高聲言：代表全船難友向昨夜為大衆努力的人緻謝，我們的一桌都低頭不語。
據聞後來漢口報紙傳說其事，或謂有人出頭，或說有人發脾氣，則皆似是而非，有錯誤。
三人中起稿是我，仲完甚性急，趕出趕進。
伯樵有病，疲乏而不肯先睡，則系事實。
舟抵漢口以前，船長成君拿紀念冊要我寫幾句，他告訴我這次旅程有不少知名之士同船，我已經見過左舜生先生，和《大公報》記者範長江，他特别指出佛學大家歐陽竟無先生已經寫了很長一段文在冊上。
我先躊躇，他固請，我寫了“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他有點驚愕；連下去寫：“人人求諸己，盡諸己，與複可期，小挫勿餒”，他始點頭同意。
成君的夫人姓羅，正由京滬接父母弟妹返贛，羅家幾個姊妹都天真活潑，喜與我親近，臨别索通訊地址，我正前路茫茫，答以太平後在莫幹山。
漢口新華銀行宿舍在租界一所弄堂房子的三樓，我們一群人擁到，頗有難于安置之狀，他們分給我們大小空房各一間。
仲完處處怕我不安，在人地生疏之際，她立刻到木器店租得用具，把小房間布置得床桌椅櫃俱全，安頓我和熙治。
她自己與計、樓諸君合住大房，每人一隻床，另外隻有一張方桌。
伯樵住到志莘先生房内，大綱睡在穿堂即吃飯間，白天把帆布床寄在大房。
這兩間房不久有别處行員來住，我們客又攜客，不便久擾，心亦不安，我同仲完四出覓屋，無奈租界早已人滿，空屋被捷足先登，或已被機關指定。
我們看屋，地點愈看愈壞，租價轉身即加，大戲院隔壁、薦頭店樓上都去過。
為用款問題，我托大綱到浙江興業銀行看看葉揆初先生是不是在漢口，我在上海有點錢在興業，請在漢口給我支票開用，我務不用超過四千元。
這樣無憑無據，且我從沒有向揆初先生商量過款項的事，竟承他一口答允，如此解決了一部分的困難。
揆初先生後來在上海接洽救濟莫幹山上難民之事，戰後又參加我們的莫幹農村複興委員會，那時他已七十多歲。
大綱去訪他時，他正接到他女兒女婿合家老小逃難在錢塘江覆車不救消息，意态頹喪，而我不知其事，以此相煩，甚為不安。
李曉垣（書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電勸我下山，我都未收到。
他已經為我借到武漢大學教授耿季钊之屋，離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钊是膺白同學，我亦相識。
曉垣夫婦請我們到武昌吃飯，我見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齊。
朋友之為我謀可謂至矣。
我要求到黃鶴樓參拜克強先生銅像而歸。
此時曉垣先生已覺武漢未必能久守，不勸我住此。
公權先生來，我與商前途去處，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幹山，勸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
我即作旅行計劃，拟覓同伴，商之曉垣夫婦，太太因小孩不能遠走，先生可以同行。
一日黃任之、江問漁等四五位先生同來訪，都是新中國建設學會教育組同人，我說到戰事勢必持久，許多地方将淪陷，必須有人做一種精神工作，團結一般人的愛國心。
他們都贊成這意見，但言我們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當此，勸我同往重慶。
這時政府還沒有遷重慶之說。
我于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輕，膺白在時我躲在背後時多，我不緻被注意。
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顧我，我如何不顧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将漫遊？伯樵有糖尿症，飲食特别，針藥不可離。
他夫婦本極簡單，為了我日日變計，無所适從。
我正拟取消旅行之計，适逢有英國代使赴香港專車，可以附挂客車一節，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
于是在匆促幾小時中決定了搭粵漢車南行，仰先嫂、樓君比我遲一班車走。
到香港又經一番覓屋程序；高貴之區不敢去問，便宜之處亦已人滿。
逃難尚隻幾星期，經驗增加不少，把錢看得重起來。
大家已注意到币值，這時港币與國币還是同價，伯樵、仲完有聞必告，一日叫我把國币全拿出來換成港币。
他們在旅館的房間從大搬小，從有浴室搬無浴室，電車必坐
此事我後來知道楊副官每日報告嶽軍先生。
我們獲準放行之日，乘客人人稱慶。
“民俗”此次上駛，系規定裝政府的疏散物資而售普通客票。
這次乘客比平常加倍擁擠，一個鋪位有兩個人日夜分用者，王大綱即與沈來秋君分一個鋪位。
許多平日坐頭等艙的人都坐了統艙，我和熙治仍分得一間兩個鋪位的房。
從我們到南京，以至船到蕪湖，天一直陰或雨，敵機未來。
舟抵蕪湖，奉令停船候裝兵工署之貨。
船停在江心，不能靠岸，靠過一次，散勇紛擁而上，向行李堆中藏躲，呼之不出。
沿江和沿粵漢線所見散兵，與在京杭國道上所遇小隊，情形大不相同。
如此船泊江中，日日用小駁船到蕪湖候消息，而貨并不至。
“民俗”不是一條大船，在南京已經裝了載重量三分之二的物資，隻餘三分之一容量，而乘客則已倍于平時。
在蕪湖江中幾日，天氣放晴，敵偵察機不時在空中盤旋，乘客起慌，船上執事亦出怨言。
乘客說：千餘人的生命不及未準備之物資。
執事說：如果政府辦事劃一，多少物資限多少日子裝到目的地，與船公司合作，諸事要合理快當得多。
即如“民俗”停南京江岸碼頭，與停蕪湖江心之日，多過于在長江行駛之時。
倘不硬扣而早放行，則已裝之貨早經到達，而船亦已作第二次之上駛矣。
我與伯樵、仲完商，如何将這些情形報告有關的機關，和我們所認識的朋友，請求準船早開早回，不誤公事，實際有效而怨望可平。
目标是軍政部兵工署一個方向，我們同時發函發電，都簽了名。
并聲明：發出函電将不待回音而開船；因此時政府各機關已都在移動，函電何時到達與能否到達，均不可知，故不得不如此。
從商酌、定議、起稿，以至送信人登陸，再回船，天已黎明。
四時頃，船身開動，我們始休息。
此事經過，除船上執事外無人深知，惟一夜出入上下人聲，而忽開船，人知有異。
次日我們進飯廳時，有人高聲言：代表全船難友向昨夜為大衆努力的人緻謝，我們的一桌都低頭不語。
據聞後來漢口報紙傳說其事，或謂有人出頭，或說有人發脾氣，則皆似是而非，有錯誤。
三人中起稿是我，仲完甚性急，趕出趕進。
伯樵有病，疲乏而不肯先睡，則系事實。
舟抵漢口以前，船長成君拿紀念冊要我寫幾句，他告訴我這次旅程有不少知名之士同船，我已經見過左舜生先生，和《大公報》記者範長江，他特别指出佛學大家歐陽竟無先生已經寫了很長一段文在冊上。
我先躊躇，他固請，我寫了“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他有點驚愕；連下去寫：“人人求諸己，盡諸己，與複可期，小挫勿餒”，他始點頭同意。
成君的夫人姓羅，正由京滬接父母弟妹返贛，羅家幾個姊妹都天真活潑，喜與我親近，臨别索通訊地址，我正前路茫茫，答以太平後在莫幹山。
漢口新華銀行宿舍在租界一所弄堂房子的三樓，我們一群人擁到，頗有難于安置之狀，他們分給我們大小空房各一間。
仲完處處怕我不安，在人地生疏之際，她立刻到木器店租得用具，把小房間布置得床桌椅櫃俱全，安頓我和熙治。
她自己與計、樓諸君合住大房，每人一隻床，另外隻有一張方桌。
伯樵住到志莘先生房内，大綱睡在穿堂即吃飯間，白天把帆布床寄在大房。
這兩間房不久有别處行員來住，我們客又攜客，不便久擾，心亦不安，我同仲完四出覓屋，無奈租界早已人滿，空屋被捷足先登，或已被機關指定。
我們看屋，地點愈看愈壞，租價轉身即加，大戲院隔壁、薦頭店樓上都去過。
為用款問題，我托大綱到浙江興業銀行看看葉揆初先生是不是在漢口，我在上海有點錢在興業，請在漢口給我支票開用，我務不用超過四千元。
這樣無憑無據，且我從沒有向揆初先生商量過款項的事，竟承他一口答允，如此解決了一部分的困難。
揆初先生後來在上海接洽救濟莫幹山上難民之事，戰後又參加我們的莫幹農村複興委員會，那時他已七十多歲。
大綱去訪他時，他正接到他女兒女婿合家老小逃難在錢塘江覆車不救消息，意态頹喪，而我不知其事，以此相煩，甚為不安。
李曉垣（書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電勸我下山，我都未收到。
他已經為我借到武漢大學教授耿季钊之屋，離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钊是膺白同學，我亦相識。
曉垣夫婦請我們到武昌吃飯，我見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齊。
朋友之為我謀可謂至矣。
我要求到黃鶴樓參拜克強先生銅像而歸。
此時曉垣先生已覺武漢未必能久守，不勸我住此。
公權先生來，我與商前途去處，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幹山，勸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
我即作旅行計劃，拟覓同伴，商之曉垣夫婦，太太因小孩不能遠走，先生可以同行。
一日黃任之、江問漁等四五位先生同來訪，都是新中國建設學會教育組同人，我說到戰事勢必持久，許多地方将淪陷，必須有人做一種精神工作，團結一般人的愛國心。
他們都贊成這意見，但言我們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當此，勸我同往重慶。
這時政府還沒有遷重慶之說。
我于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輕，膺白在時我躲在背後時多，我不緻被注意。
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顧我，我如何不顧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将漫遊？伯樵有糖尿症，飲食特别，針藥不可離。
他夫婦本極簡單，為了我日日變計，無所适從。
我正拟取消旅行之計，适逢有英國代使赴香港專車，可以附挂客車一節，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
于是在匆促幾小時中決定了搭粵漢車南行，仰先嫂、樓君比我遲一班車走。
到香港又經一番覓屋程序；高貴之區不敢去問，便宜之處亦已人滿。
逃難尚隻幾星期，經驗增加不少，把錢看得重起來。
大家已注意到币值，這時港币與國币還是同價，伯樵、仲完有聞必告，一日叫我把國币全拿出來換成港币。
他們在旅館的房間從大搬小，從有浴室搬無浴室，電車必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