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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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由日本政府保證,不須美國特别防範,故日本人到美國,不如中國人受盤問之嚴。

     我們同船到美國的,在頭等艙有十幾個留學生。

    留學生坐頭等艙位,大概隻有到美國,其不得不坐頭等艙之故,即為入境不緻發生問題。

    許多人到歐洲,坐二等三等艙,勤工儉學有坐四等艙或甲闆的。

    蔡孑民先生夫婦到歐洲,坐經濟二等,實即三等較好地位。

    以蔡先生的學問,一再出去看而學,以蔡先生的地位,坐經濟二等,是堪作楷模的,後者尤很少人知道。

    蔡夫人周怒淩曾與我同學,故知道他們生活的樸素。

     我們這次坐的船名“南京”,載重一萬一千噸,在太平洋航路中算是小的。

    五年前我坐同一僑商公司的“中國”号回國,我堅持坐那條船,這次是膺白特意決定仍坐中國船。

    實際這船公司不全屬于僑商,而且将近停業。

    但回想五年前,中國人抵制日貨拒乘日船,美國船排斥華工以至停航,居然有僑商臨時集資購買舊船開航,中國人在無可如何時,會努力以适應需要,亦居然持續了這幾年。

    這條“南京”船身狹長,故颠簸得非常利害,連膺白不暈船的人有兩天不能起床。

    同船的幾個青年,和我們同樣精神坐這條船,一二十天功夫大家相處很熟。

    将到舊金山時,有幾個人似乎有點憂形于面。

    舊金山是當時的美國大門,不像現在以檀香山為入境處。

    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海關要查所攜款項,至少為美金五百元。

    有些自費學生化了很大頭等艙旅費,以圖入境方便,或者身邊帶有教授的介紹信,希望到美後可以找得工作,不免冒着點險。

    膺白知道了這些情況,願意借給所需的數目。

    同船最年輕一個王君隻十八歲,是攜款最足的一個,拿出他的彙票願為别人擔保。

    嚴格而受歧視,使同國人生共濟心,宴安鸩毒是抖擻不起精神的。

    到埠之日,海關已得中國使館接洽,我們可以先下船,膺白要等候每個學生依次檢查無事通過而後登陸。

    在舊金山旅館,有一學生來訪,在船上時,我曾見他表鍊上挂一翡翠,贊其顔色好,這日他拿一小匣,有同樣的幾塊,定要我留一塊。

    我告訴他異鄉讀書,前程遠大,有不時之需,請留着自用,而不敢受。

    當時由清華出來的官費生似不難,然這官費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規定用途而退還,仍是中國老百姓的負擔。

    自費者如此苦,官費者是懲罰拳匪的賠款,這賠款使中國經濟半世紀不得擡頭。

    許多人學問以外,帶着美國的物質生活和高人一等的自視方式,回獻國人,對今日局勢是有一部分責任的。

     我們上次在美國,住在西岸的蔔忌利,未到東部。

    這次不在西岸耽擱,到芝加哥小停即往紐約。

    在芝加哥下車即被新聞記者包圍,我暈車尚未清醒,對開麥拉的光很不慣。

    到旅館甫進房門,招待我們參觀的電話由櫃上轉進來不斷,即刻排定了參觀日程,有些地方我和膺白不能不分途參觀以節時間。

    招待我們“看”的人,沒有注意我們“吃”的時間,上午陪到一點鐘的人剛走,陪下午的人已在一點前到達。

    在美國,一切力量在民間,社會的活動遠勝政府,美國人活潑直爽,精力充沛,非人所及。

    我們參觀西北大學時,陪者是一歐戰回來的少将,大約以膺白是軍人之故。

    送我們上車時,知道我們還要到歐洲,高叫:“不要忘記你們的望遠鏡。

    ”美國人已經在巴黎和會有了經驗,知道情形不簡單。

     孟和妹丈給我們介紹袁守和(同禮)先生,我們到紐約他适離埠,由他的哥哥希淵(複禮)先生招待。

    我們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一個家常式旅館。

    每次出去參觀,仍回紐約,天氣漸漸熱起來。

    我們本定秋後到首都華盛頓,從華盛頓出來就上船到英國,華盛頓是出名熱的地方。

    紐約華昌貿易公司李國欽先生新在紐約的長島買了屋,長島其時還地廣人稀,天氣要比紐約市内涼快,代我們在他附近租得一屋,是一郵局職員的住宅,出租一季。

    我國駐華盛頓公使施植之(肇基)的小女兒,由一英國女傭人帶領,在李家做客避暑,施公使亦常從華府來長島住幾天。

    華昌公司在當時紐約最高摩天樓的四十九層,李君是當時稀有讀書留學的僑商而大成功者。

    我們到歐洲的船票由他代定,他定的最貴最舒适艙位,膺白覺得過分而躊躇,他說一共隻一個星期行程,言下所費不過如此,就此定下。

     因李君而我們另外常見的一家中國人:馬素先生和他太太及女兒。

    馬先生其時系中山先生派在美國的代表,他告訴我們所做各種宣傳工作。

    當時在美國華僑最普遍生意是洗衣作,他說在洗衣賬單的後面寫了宣傳标語,可以多方達到。

    我問他是否考慮在外國人前醜诋本國,他說無可如何,這是最能普遍的方法。

    我們到過他家裡,他書房裡的書是四壁達頂的,我沒有見什麼中國書。

    一次他告訴我:“陳光遠要反過來從先生了。

    ”陳光遠是北洋系,當時的江西督軍,先生就是中山先生。

    我對西南情形不熟,大緻的印象,這時是陸榮廷一派舊軍人不合作之後。

    我對馬君說:“陳光遠有何可貴?沒有宗旨的人,得之何用?即使來從,将來亦是陸榮廷耳,甯不取。

    ”事體後來如何,在海外離國愈遠,不甚知道,當時年少言輕,但這個看法我始終難變。

    為政權,遠交近攻,不容有宗旨而見解不同的人,但不惜重用投機而無宗旨之人,國家要吃虧。

     忽然六月間美國報上載出召開華盛頓會議消息。

    會議的題目為:一、限制軍備,二、太平洋問題,三、遠東問題。

    邀請參加的國家為:英、日、法、意與美國共五國;遠東問題加邀我中華民國。

    開會的日期為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的次日。

    膺白于七月中草一文曰《華盛頓會議發起之内容及将來之趨勢》,寄上海刊載于九月五日至七日新聞報。

    會議主要目的為限制軍備,實即海軍軍縮,尤其是停止英、日、美三強的海軍競争。

    美國召集,為美國沒有參加當時的國際聯盟。

    邀中國參加,為中國不承認日本乘歐戰而協迫中國所得的權利,拒簽巴黎和約。

    中日問題不決,即太平洋問題不決,太平洋問題不決,則軍備無從限制。

    中國雖屬附從被邀參加會議之一部分,然而是主要關鍵。

     政府來電聘膺白為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要他緩期赴歐。

    我們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