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戰後的莫幹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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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後，我最切心而亦最不容緩的一件事，是庾村工作的複興。
我對莫幹小學校長鄭性白君說，複員必繼之以複興，僅僅維持現狀是不夠的。
我已經看出人民所仰望的勝利複員，轟轟烈烈一時的接收，接收後不進而退，一般國家事業均在走下坡路趨勢，心中栗栗危懼。
我們這點私人志願工作，是隻可向前，不容停滞的。
愛護我的親友為我擔憂；同情這個工作意義的，指導我支持我。
由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至卅八年（一九四九），庾村從屋破場荒，到有桑有蠶有牛，不但陸續修葺破屋，還添設六間蠶種室，一座牛舍。
若做下去，我們的生産所入已足夠維持教育，我的農村職業中學計劃當能實現。
現在不論誰做，事業若存在，心力總不白費。
我感謝支持我的親友們熱情、同仁們的努力，瑣瑣記其事。
民國卅四年的十月，莫幹小學在門窗不完的庾村老校舍中複課，昔年幹部隻剩性白一人。
校董會議決慰勞抗戰中久于其事的同仁共五人：校長鄭性白，教員李雪鈞、陳元城，事務員王紹綸，校工江騰才。
擺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因陋就簡，學校已經搬回原址，可以象征舊業，其他暫置不問；另一條是急速并加緊生産事業，為學校謀久遠之計；我取的是第二條路。
第二條略亦有兩個方式：其一以依賴當時所謂“善後救濟”為主；其二以“自力更生”為主，倚賴救濟居次；我取的是後者。
換言之，我采用積極以自力推動，由生産以複興農村，教育亦在其内的方法。
我做這個決定時，并非急遽武斷，亦非純為感情所牽。
曾籌之甚久，思之再三。
第一，我們這個工作開始時一個宗旨是“報答社會”，我還有可報答的一點憑借，故用自力為先。
但我的能力已大非當年可比，不用作生産而隻消耗，不過幾時，将欲熱心而未能。
且農村亦急待有活氣，故着手不可稍怠。
第二，戰後大衆生活愈窘，求差謀職更加集中于政府機構，隻見“攘攘”，不見“熙熙”。
我愈覺得膺白的“人才疏散”“自由職業”的宗旨是對的。
他當年以代人謀官為苦事，以助人在社會自謀生活為樂。
做農村工作亦帶點這個意思，庾村最早三個工作幹部都是小機關職員。
農村地廣，不像都市中“有”與“無”的對比甚顯，正是應該及時努力的地區。
第三，抗戰後常聽人“謀安全”，一部分人“安全”，而更多人“不安全”；這安全是不可靠的。
我常常說，隻有在前進中謀安全，無有在安全中求安全。
人心都在思動思變，不變不動隻有随着狂瀾，或被狂瀾倒。
我對政治看法如此，對庾村小範圍看法亦如此。
曾向性白解說再三，維持消極的現狀，以一二人為中心是不可能的。
他聽我言，未嘗不以為然。
我們蹉跎時間甚多，他不知外面縱有助力，一切須待我們先有其“事”。
我此時又常常想起膺白，他在，一定比我做得起主。
我曾做了一件對不起莫幹小學的大錯，沒有考慮一位校董的提醒，将學校基金換成外彙以保值。
莫幹小學的基金是公債，是膺白所定，含義甚重，我不忍改。
又國家危急之際，我正在勸人買救國公債，豈有将已買之國債悉數出脫之理？這意思曾告之性白，且自壯而壯他曰：“有國家當有莫幹小學，有我亦定有莫幹小學。
”我不是騙他，我有二件準備：其一，襲膺白原議，晚年以家用為校用，曾指愛棠路住宅說：“此屋不知誰是主？”我的意思必要時，我賣屋以供校用。
其二，學校有三百畝田，是抗戰前最後一年所買，是我一個人争持而得。
我們從北方回到山中，常常提到兩個題目：一件是戰事如不可免，我與膺白将做些什麼？上章已述及。
另一件是如何維持庾村事業？這時庾村工作已到第四個年頭，除學校有足夠基金，公共倉庫有一筆押米本錢，生産之事都未有出息。
我們顧慮這點工作，更顧慮同人的生活。
膺白曾想到為同人儲蓄，那時我們都未見到社會保險制度，他所想者有類于此。
何所依據？目的若幹？我不詳知。
不久他病，此事未曾實現。
當我們讨論戰事及同仁生活時，我心中比膺白實更多一層隐憂，我看到他的健康一天一天在下去；他死，我還沒有把握如何活下去，萬一我亦顧不到同仁時則如何？我忽然想到買“學田”。
黃家的祖先雖曾富有田産，膺白手裡沒有一畝田，原則上我們都反對買田收租。
我提議買“學田”，膺白不贊成；自有庾村工作以來，他誡不與鄉民争利，我們的宗旨想造福，如何先奪人有用之物？可笑之至，我們要辦農場，而所購盡荒山瘠地。
這點，性白很同情膺白的主張。
我在膺白自己寫的書裡看到了：戰事一起，交通阻、物資缺、币值跌的情形。
亦親眼見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重貨不重币狀況。
我說：吃得飽然後站得起，三百畝田不算大地主，而十幾個同仁以米計薪，可不憂凍餒。
就地有糧，減我們後顧之憂，教育鄉人下一代，即是為他們，而不是争利。
議既定，由性白零星收購，皆入莫幹小學戶。
最後一筆田價，膺白已病重，我在醫院開支票，袁文欽先生适至，說：“一個小學的開銷如此！”我告知他這個就裡。
我随時準備膺白死而我亦不能活，盡可能的安排。
開始一件事，而不謀“繼後”之計，是膺白所最警誡的事。
這件将功抵過之事，在抗戰中維持莫幹小學五六個年頭。
手邊還有關于此事的信底，我緻性白信曰：“學校倘實在困難，隻好再緊縮，量入為出，數年來弟與雲均問心不愧矣。
弟尚憶當年膺公病前病中，雲萬憂百忙，必欲促成買田之事否？蓋早料基金不能用，彙兌不能通，雲力不逮之萬一也。
（卅二、六、二）”性白來信曰：“基金債券尚存原行至慰，惟全部券值已不敷一年開支矣。
買田事為弟在校中對人樂道者，豈能忘懷？若非吾姊用心久遠，則弟雖欲守此不去亦不可得。
（卅二、六、十七）” 八年之戰，性白在山上維持莫幹小學到七年半，白雲山館作了校舍。
最後有軍隊上山，他停課離去，學校積存米谷，我個人留山衣箱，被劫一空。
我的私物，當時比較值錢者，有一箱皮貨，一箱老式緞匹在北京舊貨攤所買，曾幾次請他賣去以充校用，而他不肯做。
他在桐廬得訊甚懊惱，我請大綱去函慰他，他回信說：“在桐接肖才兄轉來大劄，承雲公囑勿懊惱，但七年來僅存什物，今見其盡入人手，且若秋收前不得返山，則本年及去年所存米谷損失，豈能無動于衷耶？雲公能忍痛相慰，感也何如！惟弟不知何以慰雲公也。
紹綸來時，謂兄寄山一函，告雲公有返山意，肖才兄處環境尚幽美，有來此小住意否？内子頗思來滬相迎也。
（卅四、七、十二）”此距美軍在廣島投原子彈，日本全面投降，不過月餘，虧一篑之功，他更為懊喪。
此非他責任所能及，在浙西自由區前線一個山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長期努力的了。
他的太太雪鈞之勇敢，助成其毅力，尤不可及。
我欲返山，非為避地，想接他力，支持此工作。
我個人，尤其感激他夫婿一件大功德，保存我的文件。
這文件後來又經一次不得已之淘汰，由仲完帶至香港。
當我匆匆整理，每棄去一份，念念對不起性白夫婦。
我今寫稿所憑一點信證，都是他姊弟夫婦之力。
民五（一九一六）黃克強先生一封信，則戰後我與熙治第一次到山，她收拾殘書，我在地下破堆中發見此信，真劫剩也。
莫幹小學校董會本為庾村工作的發動機與負責中心，戰時，性白在山，我在滬，校董會實際隻我和他二人。
他為前站，我作後台，他的助手是他太太李雪鈞，我這邊幫着奔走調度者是王大綱。
有在戰時病故的幾個校董缺額須補，我即請大綱、雪鈞加入。
膺白始終要本地的人參加本地的事，他請過三位村長，一位本村讀書人為校董，四人都已去世。
我亦欲漸漸将事業交給本地年輕一代的人，第一步延攬校友參加校董會，使校友參加所喜歡的工作。
第一個在大學<
我對莫幹小學校長鄭性白君說，複員必繼之以複興，僅僅維持現狀是不夠的。
我已經看出人民所仰望的勝利複員，轟轟烈烈一時的接收，接收後不進而退，一般國家事業均在走下坡路趨勢，心中栗栗危懼。
我們這點私人志願工作，是隻可向前，不容停滞的。
愛護我的親友為我擔憂；同情這個工作意義的，指導我支持我。
由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至卅八年（一九四九），庾村從屋破場荒，到有桑有蠶有牛，不但陸續修葺破屋，還添設六間蠶種室，一座牛舍。
若做下去，我們的生産所入已足夠維持教育，我的農村職業中學計劃當能實現。
現在不論誰做，事業若存在，心力總不白費。
我感謝支持我的親友們熱情、同仁們的努力，瑣瑣記其事。
民國卅四年的十月，莫幹小學在門窗不完的庾村老校舍中複課，昔年幹部隻剩性白一人。
校董會議決慰勞抗戰中久于其事的同仁共五人：校長鄭性白，教員李雪鈞、陳元城，事務員王紹綸，校工江騰才。
擺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因陋就簡，學校已經搬回原址，可以象征舊業，其他暫置不問；另一條是急速并加緊生産事業，為學校謀久遠之計；我取的是第二條路。
第二條略亦有兩個方式：其一以依賴當時所謂“善後救濟”為主；其二以“自力更生”為主，倚賴救濟居次；我取的是後者。
換言之，我采用積極以自力推動，由生産以複興農村，教育亦在其内的方法。
我做這個決定時，并非急遽武斷，亦非純為感情所牽。
曾籌之甚久，思之再三。
第一，我們這個工作開始時一個宗旨是“報答社會”，我還有可報答的一點憑借，故用自力為先。
但我的能力已大非當年可比，不用作生産而隻消耗，不過幾時，将欲熱心而未能。
且農村亦急待有活氣，故着手不可稍怠。
第二，戰後大衆生活愈窘，求差謀職更加集中于政府機構，隻見“攘攘”，不見“熙熙”。
我愈覺得膺白的“人才疏散”“自由職業”的宗旨是對的。
他當年以代人謀官為苦事，以助人在社會自謀生活為樂。
做農村工作亦帶點這個意思，庾村最早三個工作幹部都是小機關職員。
農村地廣，不像都市中“有”與“無”的對比甚顯，正是應該及時努力的地區。
第三，抗戰後常聽人“謀安全”，一部分人“安全”，而更多人“不安全”；這安全是不可靠的。
我常常說，隻有在前進中謀安全，無有在安全中求安全。
人心都在思動思變，不變不動隻有随着狂瀾，或被狂瀾倒。
我對政治看法如此，對庾村小範圍看法亦如此。
曾向性白解說再三，維持消極的現狀，以一二人為中心是不可能的。
他聽我言，未嘗不以為然。
我們蹉跎時間甚多，他不知外面縱有助力，一切須待我們先有其“事”。
我此時又常常想起膺白，他在，一定比我做得起主。
我曾做了一件對不起莫幹小學的大錯，沒有考慮一位校董的提醒，将學校基金換成外彙以保值。
莫幹小學的基金是公債，是膺白所定，含義甚重，我不忍改。
又國家危急之際，我正在勸人買救國公債，豈有将已買之國債悉數出脫之理？這意思曾告之性白，且自壯而壯他曰：“有國家當有莫幹小學，有我亦定有莫幹小學。
”我不是騙他，我有二件準備：其一，襲膺白原議，晚年以家用為校用，曾指愛棠路住宅說：“此屋不知誰是主？”我的意思必要時，我賣屋以供校用。
其二，學校有三百畝田，是抗戰前最後一年所買，是我一個人争持而得。
我們從北方回到山中，常常提到兩個題目：一件是戰事如不可免，我與膺白将做些什麼？上章已述及。
另一件是如何維持庾村事業？這時庾村工作已到第四個年頭，除學校有足夠基金，公共倉庫有一筆押米本錢，生産之事都未有出息。
我們顧慮這點工作，更顧慮同人的生活。
膺白曾想到為同人儲蓄，那時我們都未見到社會保險制度，他所想者有類于此。
何所依據？目的若幹？我不詳知。
不久他病，此事未曾實現。
當我們讨論戰事及同仁生活時，我心中比膺白實更多一層隐憂，我看到他的健康一天一天在下去；他死，我還沒有把握如何活下去，萬一我亦顧不到同仁時則如何？我忽然想到買“學田”。
黃家的祖先雖曾富有田産，膺白手裡沒有一畝田，原則上我們都反對買田收租。
我提議買“學田”，膺白不贊成；自有庾村工作以來，他誡不與鄉民争利，我們的宗旨想造福，如何先奪人有用之物？可笑之至，我們要辦農場，而所購盡荒山瘠地。
這點，性白很同情膺白的主張。
我在膺白自己寫的書裡看到了：戰事一起，交通阻、物資缺、币值跌的情形。
亦親眼見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重貨不重币狀況。
我說：吃得飽然後站得起，三百畝田不算大地主，而十幾個同仁以米計薪，可不憂凍餒。
就地有糧，減我們後顧之憂，教育鄉人下一代，即是為他們，而不是争利。
議既定，由性白零星收購，皆入莫幹小學戶。
最後一筆田價，膺白已病重，我在醫院開支票，袁文欽先生适至，說：“一個小學的開銷如此！”我告知他這個就裡。
我随時準備膺白死而我亦不能活，盡可能的安排。
開始一件事，而不謀“繼後”之計，是膺白所最警誡的事。
這件将功抵過之事，在抗戰中維持莫幹小學五六個年頭。
手邊還有關于此事的信底，我緻性白信曰：“學校倘實在困難，隻好再緊縮，量入為出，數年來弟與雲均問心不愧矣。
弟尚憶當年膺公病前病中，雲萬憂百忙，必欲促成買田之事否？蓋早料基金不能用，彙兌不能通，雲力不逮之萬一也。
（卅二、六、二）”性白來信曰：“基金債券尚存原行至慰，惟全部券值已不敷一年開支矣。
買田事為弟在校中對人樂道者，豈能忘懷？若非吾姊用心久遠，則弟雖欲守此不去亦不可得。
（卅二、六、十七）” 八年之戰，性白在山上維持莫幹小學到七年半，白雲山館作了校舍。
最後有軍隊上山，他停課離去，學校積存米谷，我個人留山衣箱，被劫一空。
我的私物，當時比較值錢者，有一箱皮貨，一箱老式緞匹在北京舊貨攤所買，曾幾次請他賣去以充校用，而他不肯做。
他在桐廬得訊甚懊惱，我請大綱去函慰他，他回信說：“在桐接肖才兄轉來大劄，承雲公囑勿懊惱，但七年來僅存什物，今見其盡入人手，且若秋收前不得返山，則本年及去年所存米谷損失，豈能無動于衷耶？雲公能忍痛相慰，感也何如！惟弟不知何以慰雲公也。
紹綸來時，謂兄寄山一函，告雲公有返山意，肖才兄處環境尚幽美，有來此小住意否？内子頗思來滬相迎也。
（卅四、七、十二）”此距美軍在廣島投原子彈，日本全面投降，不過月餘，虧一篑之功，他更為懊喪。
此非他責任所能及，在浙西自由區前線一個山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長期努力的了。
他的太太雪鈞之勇敢，助成其毅力，尤不可及。
我欲返山，非為避地，想接他力，支持此工作。
我個人，尤其感激他夫婿一件大功德，保存我的文件。
這文件後來又經一次不得已之淘汰，由仲完帶至香港。
當我匆匆整理，每棄去一份，念念對不起性白夫婦。
我今寫稿所憑一點信證，都是他姊弟夫婦之力。
民五（一九一六）黃克強先生一封信，則戰後我與熙治第一次到山，她收拾殘書，我在地下破堆中發見此信，真劫剩也。
莫幹小學校董會本為庾村工作的發動機與負責中心，戰時，性白在山，我在滬，校董會實際隻我和他二人。
他為前站，我作後台，他的助手是他太太李雪鈞，我這邊幫着奔走調度者是王大綱。
有在戰時病故的幾個校董缺額須補，我即請大綱、雪鈞加入。
膺白始終要本地的人參加本地的事，他請過三位村長，一位本村讀書人為校董，四人都已去世。
我亦欲漸漸将事業交給本地年輕一代的人，第一步延攬校友參加校董會，使校友參加所喜歡的工作。
第一個在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