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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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公司更改挪後了赴歐船期，在會期以前到華盛頓。
膺白與袁守和先生商，請他作私人秘書，袁君答允挪遲讀書一季，同到華府。
我們的小公寓裡，有一間袁君經常的辦公室。
半年中我除開照例酬應，就是在家當廚子。
膺白喜歡吃魚，而且要吃淡水魚，我熟悉了華盛頓的魚市，買得着近乎淡水的魚。
那時美國在禁酒時代，燒魚不能無酒，我用五加皮及蚝油代替，五加皮可當藥品進口，一瓶要價美金五元。
袁君對時勢及華會情形均極了解，我不須再當書記。
膺白在國外，非常注意本國留學生，并不是想将來放在夾袋中，而是如何不糟蹋下一輩，使下一輩能盡量貢獻于國家。
我和膺白有同樣感覺，盡管在國内，對國立大學這幾年罷課鬧學覺得有點過分，但在國外，國立學校出身的人顯然不同。
我們都有點偏愛國立學校，懔然于基礎的國民教育，和本國文化涵養之必要。
膺白與華會，除他事先一篇文章，在他身後的《故舊感憶錄》内有袁守和先生的《對于膺白先生參加華盛頓會議之回憶》，及王芃生先生的《我對于膺白先生的幾點追憶》兩篇文章。
王先生是始終研究日本問題的，他的文中說：“近年來日本對外的一切舉動，也可以說是對華盛頓會議的一大反動。
在華會閉幕以後的十年當中，中國若是急起直追，本有過很好的複興機會，不幸不曾好好利用&hellip&hellip國力轉遭着過大的消耗，坐視着旁人的強大，因此造成了近年來最嚴重的國難。
”又說：“在特别關稅會議中，日本代表在原則上首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聽說是膺白先生的側面策動和遊說，感動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過不淺的因果。
後來日本雖然變卦，而終不敢公然反齒。
”佐分利是華盛頓會議日本代表團的專門委員。
關于這點，我在後文有關民十四（一九二五）關稅會議，和民十六（一九二七）北伐時，尚有述及。
袁先生是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學圖書館的最早一輩，圖書館屬目錄學，在曆史系，他熟悉中日間山東問題。
他的文中最後所列山東條約第七點，有淄川、坊子、金嶺鎮等礦區地名，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濟南慘案，日本猶據為僑民利益，而作出兵山東理由之一。
我看見濟案時前方報告及後方通知的電報中，有此項地名。
在華盛頓會議前，北洋軍閥為欲征服南方，一次一次地達成對日外交禍因。
膺白在其言論和文字中，大聲疾呼“萬惡之内争”，促國人警醒，而向世界大局看。
不料這些惡因的後果，事隔十年，不可收拾。
最顯著者，當國民政府将統一中國而謀中國的建設時，日本加緊對中國的擾亂。
民國十六七年日本在山東出兵，有濟南慘案。
民國廿二三年日軍進入長城，有《塘沽停戰協定》。
這兩件焦頭爛額之事，皆由膺白當沖。
在華盛頓會議，中國與日本如原告與被告，被告強而兇，受人忌，原告弱不争氣，受人憐。
除公衆酬應，兩造交往極少。
膺白在這時認識日本駐美大使币原，和日本代表團的佐分利。
立于東亞地位，看世界，不期而有相同處。
亦與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神尾談過，神尾還在我們小公寓裡吃過一餐我燒的便飯。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春，中日關系日趨險惡，神尾同着朝日新聞訪問團到南京，他一個人特來莫幹山訪膺白，那日他比預約遲幾小時到山，後知其由京杭國道到庾村，警察查無護照，未許上山，故折向杭州日本領事館辦得護照而來。
他吃飯時還提起在華盛頓的一次。
我寫稿時，聽到電台裡美國記者勃林克雷由日本歸來的報告。
他的報告：《朝日》是世界最大流通額大報之一，日本左派最近反美風潮，《朝日》足以左右輿論，《朝日》本身并不左傾，然因對政府不滿，故不加指導。
神尾頗似恂恂儒者，尤其他到莫幹山的一次，半路被阻退回再來，未露一點不愉之色。
這時膺白已為中日問題心餘力绌，固辭其華北職務。
惟恐天下無事之輩正在掀動風波，而兩國有心人，頗忍耐不敢以小事化大，順筆略舉一例。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元旦，我們在大西洋船上，接到華府許多朋友的賀年電。
這條載重四萬五千噸的船，是從德國人手裡交給英國，這次在冬季極大風浪中，不誤到埠日期。
我本極易暈船，亦僅卧息一日，照常進食。
王寵佑先生和我們同船到英國，頭等艙隻我們三個中國人，被安排在一張小圓桌共飯。
我點菜時說起昨日的斑鸠很好，他笑我暈船不出來還能細吃斑鸠，這是我生平旅行最舒适的一次。
隻有一星期，時覺來日苦短。
船抵南安普登，有使館陳君來接，同坐車到倫敦。
火車與輪船大大不同，受戰事影響，破舊不堪，此不但英國，參戰各國均如此。
我們隻在倫敦小住，顧少川（維鈞）公使尚在華府，由朱鼎卿（兆莘）先生招待，應參觀之處都有人陪伴。
這時英國國家畫苑正出賣名畫《藍童》于美國，《藍童》出國以前，每日有許多人去參觀惜别，買其照相。
我同膺白都沒有音樂藝術修養，但覺由美國而英國，而歐洲大陸，是一步進一步，不可言說，不禁神往。
聽說藝術品在戰時都謹謹珍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尚無飛機轟炸，故戰場外毀傷尚少。
藝術音樂，是表現一個民族内心之美，美的表現是至高亦至公，中國從前藝人常有争高低之見，講門戶派别，這與美學相矛盾，希望以後不再有了。
範靜生先生長教育部，曾與膺白讨論過社會教育，膺白沒有什麼具體貢獻，卻提到了兩件事：其一是國民體格訓練，其二是教科書。
為百年之計，不可任營業者趨時投機，而準确尤為必要。
一山之高，一水之長，幾個書局或幾種課本不同，讀者将何所适從？他建議教科書國定，而分配各書局發行，則不奪其利。
關于體格，他說學農的不舉鋤，學工的不動機器，師生以紙上知識授受，下一代還是一個個文弱書生。
他說今後國民的标準體格，要能“負荷歐戰全副武裝防毒面具而跑步”為及格。
範先生即托他注意這兩件事，并要求買一套帶歸。
我們在倫敦參觀水晶宮時，那裡正陳列有最新武裝，即打聽得其重量，函告範先生。
關于教科書，各國有其立國精神，不相抄襲，我們亦到處買一套，寄上海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
膺白與袁守和先生商，請他作私人秘書，袁君答允挪遲讀書一季，同到華府。
我們的小公寓裡，有一間袁君經常的辦公室。
半年中我除開照例酬應，就是在家當廚子。
膺白喜歡吃魚，而且要吃淡水魚，我熟悉了華盛頓的魚市，買得着近乎淡水的魚。
那時美國在禁酒時代，燒魚不能無酒，我用五加皮及蚝油代替，五加皮可當藥品進口，一瓶要價美金五元。
袁君對時勢及華會情形均極了解，我不須再當書記。
膺白在國外，非常注意本國留學生，并不是想将來放在夾袋中，而是如何不糟蹋下一輩，使下一輩能盡量貢獻于國家。
我和膺白有同樣感覺，盡管在國内，對國立大學這幾年罷課鬧學覺得有點過分，但在國外，國立學校出身的人顯然不同。
我們都有點偏愛國立學校，懔然于基礎的國民教育，和本國文化涵養之必要。
膺白與華會，除他事先一篇文章，在他身後的《故舊感憶錄》内有袁守和先生的《對于膺白先生參加華盛頓會議之回憶》，及王芃生先生的《我對于膺白先生的幾點追憶》兩篇文章。
王先生是始終研究日本問題的，他的文中說：“近年來日本對外的一切舉動，也可以說是對華盛頓會議的一大反動。
在華會閉幕以後的十年當中，中國若是急起直追，本有過很好的複興機會，不幸不曾好好利用&hellip&hellip國力轉遭着過大的消耗，坐視着旁人的強大，因此造成了近年來最嚴重的國難。
”又說：“在特别關稅會議中，日本代表在原則上首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聽說是膺白先生的側面策動和遊說，感動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過不淺的因果。
後來日本雖然變卦，而終不敢公然反齒。
”佐分利是華盛頓會議日本代表團的專門委員。
關于這點，我在後文有關民十四（一九二五）關稅會議，和民十六（一九二七）北伐時，尚有述及。
袁先生是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學圖書館的最早一輩，圖書館屬目錄學，在曆史系，他熟悉中日間山東問題。
他的文中最後所列山東條約第七點，有淄川、坊子、金嶺鎮等礦區地名，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濟南慘案，日本猶據為僑民利益，而作出兵山東理由之一。
我看見濟案時前方報告及後方通知的電報中，有此項地名。
在華盛頓會議前，北洋軍閥為欲征服南方，一次一次地達成對日外交禍因。
膺白在其言論和文字中，大聲疾呼“萬惡之内争”，促國人警醒，而向世界大局看。
不料這些惡因的後果，事隔十年，不可收拾。
最顯著者，當國民政府将統一中國而謀中國的建設時，日本加緊對中國的擾亂。
民國十六七年日本在山東出兵，有濟南慘案。
民國廿二三年日軍進入長城，有《塘沽停戰協定》。
這兩件焦頭爛額之事，皆由膺白當沖。
在華盛頓會議，中國與日本如原告與被告，被告強而兇，受人忌，原告弱不争氣，受人憐。
除公衆酬應，兩造交往極少。
膺白在這時認識日本駐美大使币原，和日本代表團的佐分利。
立于東亞地位，看世界，不期而有相同處。
亦與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神尾談過，神尾還在我們小公寓裡吃過一餐我燒的便飯。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春，中日關系日趨險惡，神尾同着朝日新聞訪問團到南京，他一個人特來莫幹山訪膺白，那日他比預約遲幾小時到山，後知其由京杭國道到庾村，警察查無護照，未許上山，故折向杭州日本領事館辦得護照而來。
他吃飯時還提起在華盛頓的一次。
我寫稿時，聽到電台裡美國記者勃林克雷由日本歸來的報告。
他的報告：《朝日》是世界最大流通額大報之一，日本左派最近反美風潮，《朝日》足以左右輿論，《朝日》本身并不左傾，然因對政府不滿，故不加指導。
神尾頗似恂恂儒者，尤其他到莫幹山的一次，半路被阻退回再來，未露一點不愉之色。
這時膺白已為中日問題心餘力绌，固辭其華北職務。
惟恐天下無事之輩正在掀動風波，而兩國有心人，頗忍耐不敢以小事化大，順筆略舉一例。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元旦，我們在大西洋船上，接到華府許多朋友的賀年電。
這條載重四萬五千噸的船，是從德國人手裡交給英國，這次在冬季極大風浪中，不誤到埠日期。
我本極易暈船，亦僅卧息一日，照常進食。
王寵佑先生和我們同船到英國，頭等艙隻我們三個中國人，被安排在一張小圓桌共飯。
我點菜時說起昨日的斑鸠很好，他笑我暈船不出來還能細吃斑鸠，這是我生平旅行最舒适的一次。
隻有一星期，時覺來日苦短。
船抵南安普登，有使館陳君來接，同坐車到倫敦。
火車與輪船大大不同，受戰事影響，破舊不堪，此不但英國，參戰各國均如此。
我們隻在倫敦小住，顧少川（維鈞）公使尚在華府，由朱鼎卿（兆莘）先生招待，應參觀之處都有人陪伴。
這時英國國家畫苑正出賣名畫《藍童》于美國，《藍童》出國以前，每日有許多人去參觀惜别，買其照相。
我同膺白都沒有音樂藝術修養，但覺由美國而英國，而歐洲大陸，是一步進一步，不可言說，不禁神往。
聽說藝術品在戰時都謹謹珍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尚無飛機轟炸，故戰場外毀傷尚少。
藝術音樂，是表現一個民族内心之美，美的表現是至高亦至公，中國從前藝人常有争高低之見，講門戶派别，這與美學相矛盾，希望以後不再有了。
範靜生先生長教育部，曾與膺白讨論過社會教育，膺白沒有什麼具體貢獻，卻提到了兩件事：其一是國民體格訓練，其二是教科書。
為百年之計，不可任營業者趨時投機，而準确尤為必要。
一山之高，一水之長，幾個書局或幾種課本不同，讀者将何所适從？他建議教科書國定，而分配各書局發行，則不奪其利。
關于體格，他說學農的不舉鋤，學工的不動機器，師生以紙上知識授受，下一代還是一個個文弱書生。
他說今後國民的标準體格，要能“負荷歐戰全副武裝防毒面具而跑步”為及格。
範先生即托他注意這兩件事，并要求買一套帶歸。
我們在倫敦參觀水晶宮時，那裡正陳列有最新武裝，即打聽得其重量，函告範先生。
關于教科書，各國有其立國精神，不相抄襲，我們亦到處買一套，寄上海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