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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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加。
先生之意，切望聽講同人，以其所受者還以轉輸于多數之群衆&hellip&hellip排印此編即本此意。
膺白每次講演，費星期日整個上午，範老坐聽，無一次缺席。
學界俱樂部例不備茶與煙，膺白請守規則。
範老說：“在清季我反對鴉片，但對兩個人通融：其一是嚴幾道吸而譯好書，其二是譚鑫培吸而唱好戲，都有益于大衆。
”堅請膺白自由吸卷煙，台上供茶水。
講演所用一張地圖是膺白自畫，以國産毛邊紙兩頁湊成，釘在牆上，用毛筆及彩色随講随畫。
這張親筆地圖我珍藏三十年，本拟與兩書原稿及我的謄稿，俟“文治藏書樓”修葺完成改為公立圖書館時，一并陳列。
時不我許，在我一九五〇年出國前一并忍痛抛棄了。
徐菊人先生為總統，提倡文治，範老是其舊交。
一日範老來，要膺白到北京去見他，膺白已多年未到京，與東海素昧平生，寫稿正忙，頗有難色。
範老說：“東海是民國第一次文人當政，無論如何他不至于主戰，宜多輸以新知識，促成其文治主張。
”膺白入京前一日，範老囑咐：“東海健談，喜打斷别人說話，此去不管他接話離題與否，要說的話務盡量說出而歸。
”這是膺白識東海之由來。
是範老在中間，把國家看得如此重，心如此熱，受介紹與被介紹的人未必都對得起他。
膺白一生亦常自動介紹他所知道的人才于當局，一個人起勁于中間，本人不定知道。
此意或者從範老學來。
我最後一次見範老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夏，範老住北京西山卧佛寺，我家住香山玉華山莊，合家同去谒見，範老牽着熙治手，一路問話，送到大門。
在此以前六七個月，為溥儀出宮，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以清室近支人員和民國共同組織，劃分清室和民國公産與私産，屬于民國者即後來的故宮博物院及圖書館。
這件事，開會通過明令執行由攝政内閣，清帝出宮後，即貼上國務院封條以昭慎重。
攝閣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組織善後委員會和人選，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
最初有人想到範老是雙方所信服，拟請範老主持，範老不允。
我看見範老複石曾先生的信，款稱世仁兄，信說：“人各有志，毋相強也。
”汪伯老為清帝出宮，事先曾來信勸膺白，但我不記得範老有信，後亦從不提此事。
範老曾為膺白書一對聯曰：“中令常讀魯《論》半部，将軍惟喜《春秋》一書。
”以孟和之故，亦稱姻兄。
民十五（一九二六）後，我家南歸，有便人北行則函問起居，不久範老物故，知己之感，膺白終生不忘。
前輩模楷，難狀什一，因天津講演及與東海關系，瑣瑣兼記及此。
東海欲将圖治意見筆之于書，要膺白拟稿，意甚急，不及待膺白自己的書完稿。
經吳世湘（笈孫）秘書長幾度接洽，拟定一張分工起草的名單，由膺白總其成。
膺白允隔旬入京一次，食宿于總統府集靈囿，專為書事，此書名曰《歐戰後之中國》，有英法兩種譯本。
我未見各人的拟稿，僅聽有葉叔衡（景莘）先生的經濟材料。
關于教育部分，本請孟和，孟和給膺白信說：東海為其先人舊交，他到英國留學得東海之助，然不願受任何名義，有所知當貢獻。
膺白将孟和信呈東海，東海喜曰：“故人有後。
”東海自己隻有女兒，沒有兒子。
膺白隻受食宿招待，不受名義待遇。
故有後來得東海助出國考察戰後經濟之事。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同時寫兩本書。
其中一本不是自己的口氣，在我看來他甚矜持而不暢。
又有定期演講，又五四運動後各界請臨時講演，他亦務不推辭。
學生會的代表，還有朝鮮青年，來訪他都不拒。
因此看速記，拟函稿等事，都交給我。
兩個人忙得寝食不遑，酬酢都廢。
膺白不複與張敬輿出吃西餐，我的朋友蓮峰、迂懷，亦成為他的聽衆，而不作我的食客。
膺白惟一的嗜好騎馬，本來常在清晨，後來一早先伏案，把騎馬放在午飯後，筷在手裡就喊套馬，吃飯極快，我力勸。
他告訴我少年時吃飯，在碗内以筷畫一十字，一碗四口。
這些原因使他從此得胃擴張病。
我們家在天津始終未裝電話，亦有很久時期不用車，一半為儉，亦一半為靜。
後來那個能幹的男仆有心要做成一件生意，他說家裡有的是馬，不拉車并不省錢，有一輛車一家人可坐在一起，經他的手，我們買一舊車。
膺白不大耐煩坐這轎車，前面兩個馬夫，車裡兩個或三個人，一匹馬的負擔太大，走得亦慢。
有時出門和我約好，我先坐車走，他坐電車趕上，半路相值，揮手得意。
天津雖與北京相距不遠，亦有很多退隐的大吏在此居家，但官氣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這是我們前後三次蔔居于此最大理由。
膺白所騎馬大半是蒙古種，由朋友們賣給他，或送給他。
通常隻保養兩三匹。
張敬輿先生送過他一匹阿拉伯馬，因飼養太貴而賣掉。
陝北鎮守使井松生嶽秀送一匹陝馬，格最小，他教我騎過。
我家在天津住得最久之三年，自民六（一九一七）至民九（一九二〇），搭頭搭尾是四個年頭，這時國際是大戰，中國則内戰。
北京的政府，人稱安福系，安福系者，北洋軍系中之皖系，當國時有他的國會和議員，所在地為安福胡同故名；皖系者，北洋軍人元老之一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凱以後北京當政最久之人。
皖系并非盡安徽人，實系北洋的一派。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由北京大學生開始停課遊行的一個運動，人稱“五四運動”，發動時有政治和文化兩方面。
我和膺白雖未列名入隊，我們是百分之百的共鳴。
膺白書裡歎息痛恨于内争，稱為“萬惡之内争”，記述安福時代中日換文，中國答允日本要求曰“欣然同意”，他說：“我不知誰欣然而誰同意？”這幾個經手簽和約的人，就是五四運動開始攻擊的第一目标。
這年的雙十節國慶，膺白被請至青年會講演，這日當局恐群衆滋事，将幾處交通隔斷。
從我家到青年會須過一橋，天津的橋本可展開以便高樯之船通行，但開橋有定期不誤交通。
這日不在定期時間因戒嚴而斷了橋，膺白到橋邊而路不通，他出重價雇船渡河，及時趕到。
這一次，他對衆公開自承是革命黨，以書生面目代表革命精神，與衆相見。
我們都以為五四運動是從政治運動而到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我們兩人都不會寫白話文，但膺白的文言文已甚通俗。
我們以為寫白話不是使文字降低，而要使語言提高。
中國的文言文似不講文法而實有文法，語言則有條理的人甚少。
我們都随時想打破舊壁壘，但亦很留戀我們以為是的舊包袱。
我們都有宗教意義，而始終不能迷信，因此舊書裡的“天理良心”“心安理得”是我們無可如何中
先生之意，切望聽講同人，以其所受者還以轉輸于多數之群衆&hellip&hellip排印此編即本此意。
膺白每次講演，費星期日整個上午，範老坐聽，無一次缺席。
學界俱樂部例不備茶與煙，膺白請守規則。
範老說：“在清季我反對鴉片，但對兩個人通融：其一是嚴幾道吸而譯好書，其二是譚鑫培吸而唱好戲，都有益于大衆。
”堅請膺白自由吸卷煙，台上供茶水。
講演所用一張地圖是膺白自畫，以國産毛邊紙兩頁湊成，釘在牆上，用毛筆及彩色随講随畫。
這張親筆地圖我珍藏三十年，本拟與兩書原稿及我的謄稿，俟“文治藏書樓”修葺完成改為公立圖書館時，一并陳列。
時不我許，在我一九五〇年出國前一并忍痛抛棄了。
徐菊人先生為總統，提倡文治，範老是其舊交。
一日範老來，要膺白到北京去見他，膺白已多年未到京，與東海素昧平生，寫稿正忙，頗有難色。
範老說：“東海是民國第一次文人當政，無論如何他不至于主戰，宜多輸以新知識，促成其文治主張。
”膺白入京前一日，範老囑咐：“東海健談，喜打斷别人說話，此去不管他接話離題與否，要說的話務盡量說出而歸。
”這是膺白識東海之由來。
是範老在中間，把國家看得如此重，心如此熱，受介紹與被介紹的人未必都對得起他。
膺白一生亦常自動介紹他所知道的人才于當局，一個人起勁于中間，本人不定知道。
此意或者從範老學來。
我最後一次見範老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夏，範老住北京西山卧佛寺，我家住香山玉華山莊，合家同去谒見，範老牽着熙治手，一路問話，送到大門。
在此以前六七個月，為溥儀出宮，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以清室近支人員和民國共同組織，劃分清室和民國公産與私産，屬于民國者即後來的故宮博物院及圖書館。
這件事，開會通過明令執行由攝政内閣，清帝出宮後，即貼上國務院封條以昭慎重。
攝閣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組織善後委員會和人選，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
最初有人想到範老是雙方所信服，拟請範老主持，範老不允。
我看見範老複石曾先生的信，款稱世仁兄，信說：“人各有志，毋相強也。
”汪伯老為清帝出宮，事先曾來信勸膺白，但我不記得範老有信，後亦從不提此事。
範老曾為膺白書一對聯曰：“中令常讀魯《論》半部，将軍惟喜《春秋》一書。
”以孟和之故，亦稱姻兄。
民十五（一九二六）後，我家南歸，有便人北行則函問起居，不久範老物故，知己之感，膺白終生不忘。
前輩模楷，難狀什一，因天津講演及與東海關系，瑣瑣兼記及此。
東海欲将圖治意見筆之于書，要膺白拟稿，意甚急，不及待膺白自己的書完稿。
經吳世湘（笈孫）秘書長幾度接洽，拟定一張分工起草的名單，由膺白總其成。
膺白允隔旬入京一次，食宿于總統府集靈囿，專為書事，此書名曰《歐戰後之中國》，有英法兩種譯本。
我未見各人的拟稿，僅聽有葉叔衡（景莘）先生的經濟材料。
關于教育部分，本請孟和，孟和給膺白信說：東海為其先人舊交，他到英國留學得東海之助，然不願受任何名義，有所知當貢獻。
膺白将孟和信呈東海，東海喜曰：“故人有後。
”東海自己隻有女兒，沒有兒子。
膺白隻受食宿招待，不受名義待遇。
故有後來得東海助出國考察戰後經濟之事。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同時寫兩本書。
其中一本不是自己的口氣，在我看來他甚矜持而不暢。
又有定期演講，又五四運動後各界請臨時講演，他亦務不推辭。
學生會的代表，還有朝鮮青年，來訪他都不拒。
因此看速記，拟函稿等事，都交給我。
兩個人忙得寝食不遑，酬酢都廢。
膺白不複與張敬輿出吃西餐，我的朋友蓮峰、迂懷，亦成為他的聽衆，而不作我的食客。
膺白惟一的嗜好騎馬，本來常在清晨，後來一早先伏案，把騎馬放在午飯後，筷在手裡就喊套馬，吃飯極快，我力勸。
他告訴我少年時吃飯，在碗内以筷畫一十字，一碗四口。
這些原因使他從此得胃擴張病。
我們家在天津始終未裝電話，亦有很久時期不用車，一半為儉，亦一半為靜。
後來那個能幹的男仆有心要做成一件生意，他說家裡有的是馬，不拉車并不省錢，有一輛車一家人可坐在一起，經他的手，我們買一舊車。
膺白不大耐煩坐這轎車，前面兩個馬夫，車裡兩個或三個人，一匹馬的負擔太大，走得亦慢。
有時出門和我約好，我先坐車走，他坐電車趕上，半路相值，揮手得意。
天津雖與北京相距不遠，亦有很多退隐的大吏在此居家，但官氣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這是我們前後三次蔔居于此最大理由。
膺白所騎馬大半是蒙古種，由朋友們賣給他，或送給他。
通常隻保養兩三匹。
張敬輿先生送過他一匹阿拉伯馬，因飼養太貴而賣掉。
陝北鎮守使井松生嶽秀送一匹陝馬，格最小，他教我騎過。
我家在天津住得最久之三年，自民六（一九一七）至民九（一九二〇），搭頭搭尾是四個年頭，這時國際是大戰，中國則内戰。
北京的政府，人稱安福系，安福系者，北洋軍系中之皖系，當國時有他的國會和議員，所在地為安福胡同故名；皖系者，北洋軍人元老之一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凱以後北京當政最久之人。
皖系并非盡安徽人，實系北洋的一派。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由北京大學生開始停課遊行的一個運動，人稱“五四運動”，發動時有政治和文化兩方面。
我和膺白雖未列名入隊，我們是百分之百的共鳴。
膺白書裡歎息痛恨于内争，稱為“萬惡之内争”，記述安福時代中日換文，中國答允日本要求曰“欣然同意”，他說：“我不知誰欣然而誰同意？”這幾個經手簽和約的人，就是五四運動開始攻擊的第一目标。
這年的雙十節國慶，膺白被請至青年會講演，這日當局恐群衆滋事，将幾處交通隔斷。
從我家到青年會須過一橋，天津的橋本可展開以便高樯之船通行，但開橋有定期不誤交通。
這日不在定期時間因戒嚴而斷了橋，膺白到橋邊而路不通，他出重價雇船渡河，及時趕到。
這一次，他對衆公開自承是革命黨，以書生面目代表革命精神，與衆相見。
我們都以為五四運動是從政治運動而到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我們兩人都不會寫白話文，但膺白的文言文已甚通俗。
我們以為寫白話不是使文字降低，而要使語言提高。
中國的文言文似不講文法而實有文法，語言則有條理的人甚少。
我們都随時想打破舊壁壘，但亦很留戀我們以為是的舊包袱。
我們都有宗教意義，而始終不能迷信，因此舊書裡的“天理良心”“心安理得”是我們無可如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