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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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立意要補償我其中一件紀念品，是膺白送我刻有字的一隻鑽戒。
二十年後，我真個接到他們這件高貴禮物，和超過禮物百倍的友情。
我珍藏而不使用。
又十餘年，待他們的長子&mdash&mdash我們的寄兒結婚，我拿出來作為賀禮。
少奶奶初從四川到滬，帶上這件有意義的紀念物來看我，我說不出的歡喜。
這對朋友即張嶽軍、馬育英夫婦二位。
數十年的友誼中，這件特别為我的美意和深心，我不能不記的。
靠有限積蓄而不能持久的亡命同志，動念到南洋經營農業。
聽來的消息，以前許多不識字赤手空拳閩粵勞工，到這法治而有秩序的白人殖民地上，立過很大的業。
以為吾輩讀過書的人，當能團結作成更有意義的局面，而自己亦能借以生活。
俞詠瞻上代是商家，說起來似乎多懂些，來約膺白同行。
這時英士先生已往大連，膺白曾以所知東北情形，尼其行而不果。
在東京熱心組織的人，關照以後見中山先生稱“先生”而不名，同志間在背後提到中山先生亦隻稱“先生”。
民國初年，不崇官階，而提起中山先生、克強先生，都含十分敬意，都從自發。
我們決定到南洋之前，買了幾種日本人所作關于南洋的書，膺白看了叫我亦看。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春三月，我們到了新加坡，這是英屬南洋群島中心點，歐亞往來必經之路。
我們在旅绾小住，看形勢後即覓屋居家。
招待我們的陳楚楠先生能講國語，他自己有一小型橡膠農場。
我們參觀其他農場時，亦坐陳君的車，每次他都陪行。
後來我們時常遇見的還有一陳詠商君，是僑商家西席，丘文紹君是《國民日報》主筆，則不但通國語，且能國文，但不屬産業家。
這裡觸目都是中國人，自巨富以至苦力，什九是中國僑胞。
巨富大半由苦力出身，苦力中有自内地販買而來的“豬仔”。
“豬仔”者，自己賣身的奴工，有定期契約。
其中聰明強幹者，到賣身期滿，出來向政府領地拓荒，以自己的經驗，再從中國販運勞力，種植橡膠椰子之類，五七年成熟，壽命甚長，出産源源不絕，遂以緻富。
其從事蔗糖咖啡，或開錫礦，辦法相仿。
當年凡急待拓荒的殖民地，鼓勵人去開發，沃野千裡，領墾不須出價，隻要在規定的年限中墾荒成熟，不墾則地須收回。
拓荒最要在勞力，此外則有銀行可以周轉資本。
白種人怕熱帶生活，土人不夠伶俐，中國人忍苦耐勞，遂成适應環境的驕子。
這狀況直到最近始成問題。
然中國人在南洋的貢獻功不可沒，僑胞對本國貢獻，亦始終是正号而不是負号。
亡命客到南洋站住而有成就者甚少，原因不一。
僑胞大都為閩南的漳州泉州人，和廣東的潮州人。
語言比普通福建廣東話更難懂。
領事館或社會組織無材料供後來者問津，指導與互助更說不上。
有錢的人在自己願意時，不吝捐款作善舉，而很少肯指導别人成功，尤其與自己同類的事業。
故請教外行人不得要領，請教内行人亦不得要領。
人地不熟，名姓須假，雖殖民地，銀行開戶不能用化名，往往一到即将生活費交托僑商周轉，後來整存零取，一事難成。
去時以為略具知識，小有資本，成就較易，到後始知不然。
做生意的人，必須對錢神經甚敏，利用不使一日空閑。
這次亡命去的人不向僑胞捐款，然手頭有限資本不能耽擱。
據我所知，隻一二不在乎耽擱的，交給所熟的人代為經營了。
膺白旅行馬來半島全島，我隻到過新加坡附近之處。
我們都未到荷屬，即今之印尼。
不論英屬荷屬，先進僑胞有一件很可敬佩的事，他們很熱心僑民教育。
我們在南洋時，和我們同輩的大都不能國語，而下一代的孩子多入學校，學中文國語。
那時還不知纾财歸國辦廈門大學之陳嘉庚先生其人，民十一（一九二二）我們由歐洲返國，經新加坡，始曾訪他。
我買一本英文和馬來語拼音的字典，對家裡用的馬來工人說話。
然無法與閩粵僑胞的眷屬通話。
膺白勸我譯手頭攜有的一冊《南洋與日本》，以解寂寞。
作者名井上清，我化名為黃率真，譯成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如此一大片在人種上經濟上與中國關系十分深切的地方，那時找不着一本中國人的寫作。
我譯完這書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開始，我們聽見那隻有名的德國兵艦“愛姆登”，在一個早上經過新加坡與馬來半島間之海峽，從東口進而西口出，發炮如入無人之境。
我們看見新加坡被召集義勇軍演習操練，在熱帶的商人都沒有體育訓練，上操甚不整齊。
我們看見日本海軍到南洋，因日英同盟之故，英國人在東亞的屬地靠日本代為維持。
我們亦看見英國軍人向日本軍官舉手行禮，日本軍官那股莊嚴神氣。
膺白已見到而憂慮今後日本在東亞勢力之增長。
我譯書完稿寫序文之日，正是日本兵在我山東龍口登陸，占取德國人在中國的利益&mdash&mdash膠州灣、青島。
這個舉動應該由我中國人自己做而不做，日本人從此在我遼東半島對面山東半島立起腳根，而在中國本部滋事益多。
本稿中有民十七（一九二八）的“濟案”，廿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廿二年（一九三三）的《塘沽停戰協定》，皆由此起。
不幸民三（一九一四）在新加坡作杞人之憂的膺白，後來先後充當應付這些事的要角。
國人健忘而不肯深入研究造因之故，而多求全責備由于曲突徙薪而且焦頭爛額之人。
膺白在新加坡，應《國民日報》丘文紹先生之約，寫過幾次文章。
其最長的一篇名“歐戰的解剖觀”，作于戰事初起，署名“以太”，連載四日。
他以海陸軍力和物資，雙方比較，斷定德奧利于急戰，先勝後敗，英法利于持久，得最後勝利。
當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問系何人手筆。
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記于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戰後之世界》一書中。
氣候常年熱，人情隻拜金，我們在新加坡，形勢大體明白，經營力有不逮，同樣坐食而沒有進步，開始另轉念頭。
本來我們因在英在法朋友較多，入境亦易，已經打聽過在彼生活程度，準備赴歐。
我的同學丁庶為（緒賢）夫人陳允儀（淑），夫婦二人在倫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學公費供兩個人的讀書生活。
允儀來信告我，吳稚晖先生全家在倫敦，每日隻吃淡面包，每星期嘗一次白塔油。
我們聞而起敬，有意效尤。
然其時李協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國的人已經東返，到槟榔嶼即函膺白相會，我們不可能再到歐洲。
克強、曉垣、醉六（石陶鈞）諸先生尚在美國費城，我們拿這生活标準向他們商量，函去而請他們電複。
他們來電說，估計不足，而不甚遠，歡迎前往。
駐新加坡總領事胡仲巽（維賢）先生大膽給我們一張赴美護照。
當年隻有美國入境最難，必須要護照。
我們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連累胡君，再三請他考慮。
他說不是幫我們回國，而是離國更遠，可無幹系。
胡君乃馨吾（維德）先生之弟，其誼可感，這是我們亡命時惟一為護照而往訪的國家駐外機關。
膺白赴美的名義為新聞記者，觀光巴拿馬賽會。
從南洋到美國，我們不得不走回頭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
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馬尼拉為終點，要經過上海。
我們因有通緝令不能在中國海上停留，所以要跳過上海的一段，先從新加坡坐小型短距離的船，到長崎換船。
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韻松先生，他是由長崎來晤由法國歸來之李協和先生的，他們是在江西時同事。
我們上船時，彭淩霄、餘維謙兩位來送行，各人從口袋裡摸出一頁寫有送行詩的箋紙來。
當時患難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說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無國無家，連自己團體裡少有可以談志的人。
彭先生的詩如下：
二十年後，我真個接到他們這件高貴禮物，和超過禮物百倍的友情。
我珍藏而不使用。
又十餘年，待他們的長子&mdash&mdash我們的寄兒結婚，我拿出來作為賀禮。
少奶奶初從四川到滬，帶上這件有意義的紀念物來看我，我說不出的歡喜。
這對朋友即張嶽軍、馬育英夫婦二位。
數十年的友誼中，這件特别為我的美意和深心，我不能不記的。
靠有限積蓄而不能持久的亡命同志，動念到南洋經營農業。
聽來的消息，以前許多不識字赤手空拳閩粵勞工，到這法治而有秩序的白人殖民地上，立過很大的業。
以為吾輩讀過書的人，當能團結作成更有意義的局面，而自己亦能借以生活。
俞詠瞻上代是商家，說起來似乎多懂些，來約膺白同行。
這時英士先生已往大連，膺白曾以所知東北情形，尼其行而不果。
在東京熱心組織的人，關照以後見中山先生稱“先生”而不名，同志間在背後提到中山先生亦隻稱“先生”。
民國初年，不崇官階，而提起中山先生、克強先生，都含十分敬意，都從自發。
我們決定到南洋之前，買了幾種日本人所作關于南洋的書，膺白看了叫我亦看。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春三月，我們到了新加坡，這是英屬南洋群島中心點，歐亞往來必經之路。
我們在旅绾小住，看形勢後即覓屋居家。
招待我們的陳楚楠先生能講國語，他自己有一小型橡膠農場。
我們參觀其他農場時，亦坐陳君的車，每次他都陪行。
後來我們時常遇見的還有一陳詠商君，是僑商家西席，丘文紹君是《國民日報》主筆，則不但通國語，且能國文，但不屬産業家。
這裡觸目都是中國人，自巨富以至苦力，什九是中國僑胞。
巨富大半由苦力出身，苦力中有自内地販買而來的“豬仔”。
“豬仔”者，自己賣身的奴工，有定期契約。
其中聰明強幹者，到賣身期滿，出來向政府領地拓荒，以自己的經驗，再從中國販運勞力，種植橡膠椰子之類，五七年成熟，壽命甚長，出産源源不絕，遂以緻富。
其從事蔗糖咖啡，或開錫礦，辦法相仿。
當年凡急待拓荒的殖民地，鼓勵人去開發，沃野千裡，領墾不須出價，隻要在規定的年限中墾荒成熟，不墾則地須收回。
拓荒最要在勞力，此外則有銀行可以周轉資本。
白種人怕熱帶生活，土人不夠伶俐，中國人忍苦耐勞，遂成适應環境的驕子。
這狀況直到最近始成問題。
然中國人在南洋的貢獻功不可沒，僑胞對本國貢獻，亦始終是正号而不是負号。
亡命客到南洋站住而有成就者甚少，原因不一。
僑胞大都為閩南的漳州泉州人，和廣東的潮州人。
語言比普通福建廣東話更難懂。
領事館或社會組織無材料供後來者問津，指導與互助更說不上。
有錢的人在自己願意時，不吝捐款作善舉，而很少肯指導别人成功，尤其與自己同類的事業。
故請教外行人不得要領，請教内行人亦不得要領。
人地不熟，名姓須假，雖殖民地，銀行開戶不能用化名，往往一到即将生活費交托僑商周轉，後來整存零取，一事難成。
去時以為略具知識，小有資本，成就較易，到後始知不然。
做生意的人，必須對錢神經甚敏，利用不使一日空閑。
這次亡命去的人不向僑胞捐款，然手頭有限資本不能耽擱。
據我所知，隻一二不在乎耽擱的，交給所熟的人代為經營了。
膺白旅行馬來半島全島，我隻到過新加坡附近之處。
我們都未到荷屬，即今之印尼。
不論英屬荷屬，先進僑胞有一件很可敬佩的事，他們很熱心僑民教育。
我們在南洋時，和我們同輩的大都不能國語，而下一代的孩子多入學校，學中文國語。
那時還不知纾财歸國辦廈門大學之陳嘉庚先生其人，民十一（一九二二）我們由歐洲返國，經新加坡，始曾訪他。
我買一本英文和馬來語拼音的字典，對家裡用的馬來工人說話。
然無法與閩粵僑胞的眷屬通話。
膺白勸我譯手頭攜有的一冊《南洋與日本》，以解寂寞。
作者名井上清，我化名為黃率真，譯成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如此一大片在人種上經濟上與中國關系十分深切的地方，那時找不着一本中國人的寫作。
我譯完這書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開始，我們聽見那隻有名的德國兵艦“愛姆登”，在一個早上經過新加坡與馬來半島間之海峽，從東口進而西口出，發炮如入無人之境。
我們看見新加坡被召集義勇軍演習操練，在熱帶的商人都沒有體育訓練，上操甚不整齊。
我們看見日本海軍到南洋，因日英同盟之故，英國人在東亞的屬地靠日本代為維持。
我們亦看見英國軍人向日本軍官舉手行禮，日本軍官那股莊嚴神氣。
膺白已見到而憂慮今後日本在東亞勢力之增長。
我譯書完稿寫序文之日，正是日本兵在我山東龍口登陸，占取德國人在中國的利益&mdash&mdash膠州灣、青島。
這個舉動應該由我中國人自己做而不做，日本人從此在我遼東半島對面山東半島立起腳根，而在中國本部滋事益多。
本稿中有民十七（一九二八）的“濟案”，廿年（一九三一）的“九一八”，廿二年（一九三三）的《塘沽停戰協定》，皆由此起。
不幸民三（一九一四）在新加坡作杞人之憂的膺白，後來先後充當應付這些事的要角。
國人健忘而不肯深入研究造因之故，而多求全責備由于曲突徙薪而且焦頭爛額之人。
膺白在新加坡，應《國民日報》丘文紹先生之約，寫過幾次文章。
其最長的一篇名“歐戰的解剖觀”，作于戰事初起，署名“以太”，連載四日。
他以海陸軍力和物資，雙方比較，斷定德奧利于急戰，先勝後敗，英法利于持久，得最後勝利。
當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問系何人手筆。
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記于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戰後之世界》一書中。
氣候常年熱，人情隻拜金，我們在新加坡，形勢大體明白，經營力有不逮，同樣坐食而沒有進步，開始另轉念頭。
本來我們因在英在法朋友較多，入境亦易，已經打聽過在彼生活程度，準備赴歐。
我的同學丁庶為（緒賢）夫人陳允儀（淑），夫婦二人在倫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學公費供兩個人的讀書生活。
允儀來信告我，吳稚晖先生全家在倫敦，每日隻吃淡面包，每星期嘗一次白塔油。
我們聞而起敬，有意效尤。
然其時李協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國的人已經東返，到槟榔嶼即函膺白相會，我們不可能再到歐洲。
克強、曉垣、醉六（石陶鈞）諸先生尚在美國費城，我們拿這生活标準向他們商量，函去而請他們電複。
他們來電說，估計不足，而不甚遠，歡迎前往。
駐新加坡總領事胡仲巽（維賢）先生大膽給我們一張赴美護照。
當年隻有美國入境最難，必須要護照。
我們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連累胡君，再三請他考慮。
他說不是幫我們回國，而是離國更遠，可無幹系。
胡君乃馨吾（維德）先生之弟，其誼可感，這是我們亡命時惟一為護照而往訪的國家駐外機關。
膺白赴美的名義為新聞記者，觀光巴拿馬賽會。
從南洋到美國，我們不得不走回頭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
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馬尼拉為終點，要經過上海。
我們因有通緝令不能在中國海上停留，所以要跳過上海的一段，先從新加坡坐小型短距離的船，到長崎換船。
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韻松先生，他是由長崎來晤由法國歸來之李協和先生的，他們是在江西時同事。
我們上船時，彭淩霄、餘維謙兩位來送行，各人從口袋裡摸出一頁寫有送行詩的箋紙來。
當時患難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說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無國無家，連自己團體裡少有可以談志的人。
彭先生的詩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