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〇 分手與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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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暗示，至此我始絕望。
勞君一一如我言而行。
其來之迅速，其去之殷勤，其為病者在大處着眼，可惜我懦弱，不能盡以告知膺白，這種精神是膺白一生所最忻慕的。
我所以堅決不欲将真病告訴膺白的理由：對于國他應該算已盡所可能了，對于家我還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願代了。
他的生命還有數月，數月之期在聚首為太短，在告别則甚長。
我與他共崎岖、憂患、寂寞二十餘年，緊要關頭，相知相慰，實維二人。
嘗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猶可獨生。
我無論如何達觀，對景必有難以掩飾之時，愈說穿将愈不能自制。
留者如此，去者将何以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願他對我有“放心不下”之苦。
膺白于生死固看得開，但完全絕望之事，總是一樁打擊。
其最後在華北一段努力，創痛甚新。
嘗自言：此番煎熬，至少減壽五年，隻求大局稍安，則問心略慰。
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盡棄，後患無窮。
今知自身已無報國機會，亦将何以為情？故對國事尚無法向之解釋以前，亦不願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醫生每日早晚到病室兩次，體貼關切，亦無微不至。
早上他要講點新聞供病者消遣；楊暢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幾乎出口，我急以目止。
出病房後，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們如何圓謊。
一日，他對我歎息說：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識于十年前，猶可與之為友，為之效勞。
他是澳洲人，故與英大使館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館飯後回來說，聞大使館人言：中國此時尚不能無此人，此人是最認識日本的一個。
又問我，大使館人說：膺白與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齡，患同一病症，确否？我答言不确，膺白年紀輕些。
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則憂且急，我總是存一線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為醫生。
我不得已而辭退普魯士醫生，又不得已而辭退馮五昌、沈成武二君。
我患傷風，馮醫生聞訊即來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傷風症候的人，絕不因辭退他而稍存芥蒂。
沃哈拉醫生請醫院給我種種便利，可以自由出入配食間，自由早晚煎湯煮藥。
朋友們送來洋參、石斛我都在那裡煮湯，雖僅治标，口幹飲石斛甚有效。
除病者自己，親友們見報已都知病狀，各方介紹醫和藥。
嶽軍先生時為外交部長，日本大使館曾幾次推薦醫生，此事膺白早經拒絕，屢次試探，他都搖頭。
一日，黃任之先生電話到醫院，告訴我：他聽到日本人有法治此症，定要我設法作萬一之試，我據實謝絕了他。
膺白心中不能平恕日本，這點我不願再加重他精神上苦痛了。
任之先生自己十分反對日本，然電話中反複勸我一試日醫，不肯放下電筒。
其情是可感的。
伯樵的侄兒在俄文報上見有治癌新藥，我們百計去求購，此事俞鴻鈞先生和君怡都奔走，俄大使館人回答俞先生，他們想得到，藥系為誰，實未上市，不然，豈有不急設法之理。
外交部向國際防癌協會接洽一位比國癌科專家，得來電，問中國有無鐳錠設備，他可以來滬應診，以四個月為期。
此時南京一個德國醫生，由段茂瀾先生陪來，我将以前各個醫生的報告、醫院的紀錄，甚至中醫的藥方，都給這位德醫看了。
此人懂中文，識中藥。
我請嶽軍先生，由這位德醫将詳情電告那位比國醫生。
倘以為可治，則不講診費，我先盡所有以應，不足再乞助于朋友。
倘不能治，則徒勞其往返，且耽擱彼地病人四個月，于心不安。
當時我聽見南京在讨論這位比國醫生出診費用，故作如此建議。
此人接到詳細報告書後，亦言無法治療而罷。
各方人情真無有不盡的了。
開刀傷口結好而病不見輕，是病人最易起疑之事。
沃醫生每日助我說謊。
這個時候，在病人面時挑剔醫生，是最使我苦難以解釋的事，然病不見好是事實。
我辭退馮、沈諸醫即在此時，隻留沃哈拉一人。
然沃醫生亦将有技窮之時。
廬山管理局長譚炳訓說起，有範石生醫生醫道甚好，在牯嶺為蔣先生蔣夫人處方治病。
我與沃哈拉商，他不但贊成去請，且代我向膺白進言。
這次是蔣先生請來的醫生，無可再挑剔。
範先生雖未能根治癌病，但膺白最後兩個月的精神頗好，實得其調劑安慰之功。
範先生是膺白最後一個朋友，膺白神氣漸弱時，無意中不呼我，即呼範先生。
膺白一生熱情，未必每個人了解他，但到他自己無力時，真見到無數朋友對他的熱情。
有一天的傍晚，膺白聽從範先生之言由醫院回家。
此事沃醫生已向我提起多次了，沃醫生暗示我，在醫院臨終，事頗草草。
膺白大概是久勞而後息下來，住醫院覺得很清靜不煩。
我勸他回家，他說在醫院連我都可以休息，他真不知在病房以外，我一刻不安之狀也。
從醫院回家時，天适雨，膺白背一句《易經》曰“往遇雨則吉”，問我在哪一卦。
沃哈拉君自己抱他上擔床，在病車與我和護土三人同坐相伴，到家又由他抱上床。
他說明自此以後，天天由伊自來，作為朋友，不受診金。
膺白離宏恩醫院時，欲贈一免費病床以謝沃君，沃言：此舉在彼誠光榮，然宏恩醫院三等病房不收中國人，宏恩一個病床之費，在别處可惠及數人，何不送在别處，而用于本國人身上？這話深中膺白心坎，催我速辦，我知沃君亦在聖心醫院看病，送了一隻一年病床之費于聖心。
膺白最後幾日，沃君除早晚兩次來吾家，他所在之處，時時以電話相告，可以一請即到。
而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五日整夜，沃君在吾家随便吃了一點東西，終宵不離病人一步。
膺白彌留之際，他兀坐在旁陪着。
六日晨，啟手啟足畢，他報告膺白辭世時刻，将我叫到另一房間，拿着水杯給我吞藥一粒，蓋安眠藥也。
過幾日，沃君又來看我一次，我送他膺白書桌上常供之磁花瓶一隻為紀念，遵其言，不再送診費。
範石生先生俟膺白喪事畢離滬，行前為我開了藥方，送診儀堅不肯受，乃檢出字帖一部，田黃圖章一方，贈作紀念，并命熙治叩首拜謝。
一月後，範君以他家診事到滬，又來看我，并為開方。
我聞範君有老母，取出膺白病中朋友所贈人參，請奉老人服用。
範君僅取一支，而将餘者盡裂為碎塊，使我不能再以送人。
他所開給我之藥方中，每日有大量人參。
我一天一天漸漸又振起精神來。
都是這些友誼和人情，如黑暗中光明，一點一點增加我前走的勇氣。
從膺白入醫院，蔣先生每日或間日有電報來問病狀，我複電報告均大綱代拟。
一日何敬之先生來訪，膺白一見忽然淚簌簌下，此乃平日少有之事，我知其對華北事回想，禁不住刺激。
這次，我自起電稿将實情報告蔣先生，暗請蔣先生來電安慰他。
時在膺白開刀前幾日。
蔣先生來電曰： 上海宏恩醫院黃膺白夫人轉膺兄：近日尊恙如何？至為盼念。
兄病實由積年為國勞瘁所緻，苦心匡救，緻累尊軀，在弟尤深歉感，萬望善為珍攝、早複健康。
現桂事粗定，國事漸趨光明，兄病中聞之，當亦喜慰也。
中正手啟佳秘粵。
（二五、九、九） 我将這份電報進到病榻前，膺白看後口授回電，我用鉛筆
勞君一一如我言而行。
其來之迅速，其去之殷勤，其為病者在大處着眼，可惜我懦弱，不能盡以告知膺白，這種精神是膺白一生所最忻慕的。
我所以堅決不欲将真病告訴膺白的理由：對于國他應該算已盡所可能了，對于家我還有何事比失去他更重要？未了之事，我願代了。
他的生命還有數月，數月之期在聚首為太短，在告别則甚長。
我與他共崎岖、憂患、寂寞二十餘年，緊要關頭，相知相慰，實維二人。
嘗不信二人去一，另一人猶可獨生。
我無論如何達觀，對景必有難以掩飾之時，愈說穿将愈不能自制。
留者如此，去者将何以為情？在我未有定力，能把握心神之前，不願他對我有“放心不下”之苦。
膺白于生死固看得開，但完全絕望之事，總是一樁打擊。
其最後在華北一段努力，創痛甚新。
嘗自言：此番煎熬，至少減壽五年，隻求大局稍安，則問心略慰。
乃大局愈益混沌，前功盡棄，後患無窮。
今知自身已無報國機會，亦将何以為情？故對國事尚無法向之解釋以前，亦不願其有放心不下之苦。
沃哈拉醫生每日早晚到病室兩次，體貼關切，亦無微不至。
早上他要講點新聞供病者消遣；楊暢卿（永泰）先生被刺消息，他幾乎出口，我急以目止。
出病房後，他要同我商量，如何使病者快活，我們如何圓謊。
一日，他對我歎息說：事有不平，使此人患此不治之症，恨不相識于十年前，猶可與之為友，為之效勞。
他是澳洲人，故與英大使館相熟，一日他在英大使館飯後回來說，聞大使館人言：中國此時尚不能無此人，此人是最認識日本的一個。
又問我，大使館人說：膺白與中山先生在同一年齡，患同一病症，确否？我答言不确，膺白年紀輕些。
我每日含笑入病室，出則憂且急，我總是存一線之望，最了解又最助我者為醫生。
我不得已而辭退普魯士醫生，又不得已而辭退馮五昌、沈成武二君。
我患傷風，馮醫生聞訊即來看我，他是一向知道我傷風症候的人，絕不因辭退他而稍存芥蒂。
沃哈拉醫生請醫院給我種種便利，可以自由出入配食間，自由早晚煎湯煮藥。
朋友們送來洋參、石斛我都在那裡煮湯，雖僅治标，口幹飲石斛甚有效。
除病者自己，親友們見報已都知病狀，各方介紹醫和藥。
嶽軍先生時為外交部長，日本大使館曾幾次推薦醫生，此事膺白早經拒絕，屢次試探，他都搖頭。
一日，黃任之先生電話到醫院，告訴我：他聽到日本人有法治此症，定要我設法作萬一之試，我據實謝絕了他。
膺白心中不能平恕日本，這點我不願再加重他精神上苦痛了。
任之先生自己十分反對日本，然電話中反複勸我一試日醫，不肯放下電筒。
其情是可感的。
伯樵的侄兒在俄文報上見有治癌新藥，我們百計去求購，此事俞鴻鈞先生和君怡都奔走，俄大使館人回答俞先生，他們想得到，藥系為誰，實未上市，不然，豈有不急設法之理。
外交部向國際防癌協會接洽一位比國癌科專家，得來電，問中國有無鐳錠設備，他可以來滬應診，以四個月為期。
此時南京一個德國醫生，由段茂瀾先生陪來，我将以前各個醫生的報告、醫院的紀錄，甚至中醫的藥方，都給這位德醫看了。
此人懂中文，識中藥。
我請嶽軍先生，由這位德醫将詳情電告那位比國醫生。
倘以為可治，則不講診費，我先盡所有以應，不足再乞助于朋友。
倘不能治，則徒勞其往返，且耽擱彼地病人四個月，于心不安。
當時我聽見南京在讨論這位比國醫生出診費用，故作如此建議。
此人接到詳細報告書後，亦言無法治療而罷。
各方人情真無有不盡的了。
開刀傷口結好而病不見輕，是病人最易起疑之事。
沃醫生每日助我說謊。
這個時候，在病人面時挑剔醫生，是最使我苦難以解釋的事，然病不見好是事實。
我辭退馮、沈諸醫即在此時，隻留沃哈拉一人。
然沃醫生亦将有技窮之時。
廬山管理局長譚炳訓說起，有範石生醫生醫道甚好，在牯嶺為蔣先生蔣夫人處方治病。
我與沃哈拉商，他不但贊成去請，且代我向膺白進言。
這次是蔣先生請來的醫生，無可再挑剔。
範先生雖未能根治癌病，但膺白最後兩個月的精神頗好，實得其調劑安慰之功。
範先生是膺白最後一個朋友，膺白神氣漸弱時，無意中不呼我，即呼範先生。
膺白一生熱情，未必每個人了解他，但到他自己無力時，真見到無數朋友對他的熱情。
有一天的傍晚，膺白聽從範先生之言由醫院回家。
此事沃醫生已向我提起多次了，沃醫生暗示我，在醫院臨終，事頗草草。
膺白大概是久勞而後息下來，住醫院覺得很清靜不煩。
我勸他回家，他說在醫院連我都可以休息，他真不知在病房以外，我一刻不安之狀也。
從醫院回家時，天适雨，膺白背一句《易經》曰“往遇雨則吉”，問我在哪一卦。
沃哈拉君自己抱他上擔床，在病車與我和護土三人同坐相伴，到家又由他抱上床。
他說明自此以後，天天由伊自來，作為朋友，不受診金。
膺白離宏恩醫院時，欲贈一免費病床以謝沃君，沃言：此舉在彼誠光榮，然宏恩醫院三等病房不收中國人，宏恩一個病床之費，在别處可惠及數人，何不送在别處，而用于本國人身上？這話深中膺白心坎，催我速辦，我知沃君亦在聖心醫院看病，送了一隻一年病床之費于聖心。
膺白最後幾日，沃君除早晚兩次來吾家，他所在之處，時時以電話相告，可以一請即到。
而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五日整夜，沃君在吾家随便吃了一點東西，終宵不離病人一步。
膺白彌留之際，他兀坐在旁陪着。
六日晨，啟手啟足畢，他報告膺白辭世時刻，将我叫到另一房間，拿着水杯給我吞藥一粒，蓋安眠藥也。
過幾日，沃君又來看我一次，我送他膺白書桌上常供之磁花瓶一隻為紀念，遵其言，不再送診費。
範石生先生俟膺白喪事畢離滬，行前為我開了藥方，送診儀堅不肯受，乃檢出字帖一部，田黃圖章一方，贈作紀念，并命熙治叩首拜謝。
一月後，範君以他家診事到滬，又來看我，并為開方。
我聞範君有老母，取出膺白病中朋友所贈人參，請奉老人服用。
範君僅取一支，而将餘者盡裂為碎塊，使我不能再以送人。
他所開給我之藥方中，每日有大量人參。
我一天一天漸漸又振起精神來。
都是這些友誼和人情，如黑暗中光明，一點一點增加我前走的勇氣。
從膺白入醫院，蔣先生每日或間日有電報來問病狀，我複電報告均大綱代拟。
一日何敬之先生來訪，膺白一見忽然淚簌簌下，此乃平日少有之事，我知其對華北事回想，禁不住刺激。
這次，我自起電稿将實情報告蔣先生，暗請蔣先生來電安慰他。
時在膺白開刀前幾日。
蔣先生來電曰： 上海宏恩醫院黃膺白夫人轉膺兄：近日尊恙如何？至為盼念。
兄病實由積年為國勞瘁所緻，苦心匡救，緻累尊軀，在弟尤深歉感，萬望善為珍攝、早複健康。
現桂事粗定，國事漸趨光明，兄病中聞之，當亦喜慰也。
中正手啟佳秘粵。
（二五、九、九） 我将這份電報進到病榻前，膺白看後口授回電，我用鉛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