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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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外商銀行，其二是民營銀行，其三是官商合資銀行。
中、交是第三者，政府以為有權可及。
當時中國的币制系銀本位，發鈔票，而庫存有法定之現銀，随時可以兌現。
發鈔票不止中、交二行，外商及民營銀行準備充足者，都有紙币流通市上。
袁氏命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可以增發紙币，信用一失，而中、交之票遂不複能與其他随時兌現之票格相等。
我們在北京，聽領薪之人，計較搭中、交票幾成，商店标價，亦說明是否中、交票。
此與後來抗戰後一般的通貨膨脹不同，即市面有價格不同之紙币，而受者發者都有伸縮争論之餘地。
當時的中、交票，大概六七折、七八折不定。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當時上海中國銀行副經理張公權（嘉璈）先生，他與經理宋漢章先生議定，不奉令而無限制兌現。
這舉動使上海人民不受損失，使中國銀行基礎不動搖而益增信用，足以打擊袁政府，而長護國軍聲勢。
膺白從此與之訂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從不涉及私人利害關系。
民十六（一九二七）後，國民政府與中國銀行間有相成相克處，膺白屢在中間為雙方所責成。
下面兩份電報，一為民廿四（一九三五）統制金融，公權先生被調離開中國銀行時緻蔣先生之電，系到莫幹山請膺白代發，膺白在後面附加己見，說得極為婉轉，與他向來自己率直态度不同。
至撤退“大陸”時止，掌财政經濟者為宋子文、孔祥熙兩先生，而膺白猶思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筆時甚為斟酌。
另一電是汪精衛先生請張為實業部長，而公權先生未曾從過政，不知應迎應拒。
兩電皆膺白之稿，公權先生皆未見。
公權先生為中國有數之銀行家，國際亦如此認他，膺白論他為銀行家中不營私産的人。
他從此脫離中行而從政，似乎喪職得職，為國家則是可惜的。
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樹立，民廿四，中行交與政府，皆在公權先生手。
故将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節，似不兀突。
重慶蔣委員長勳鑒：頃接公權兄電稿一件，彼因無密本囑代拍發，文曰“委員長蔣鈞鑒：前在首都親承訓誨，歸後秉承孔部長會同各銀行，設法安定市面籌劃财政，雖金融未見寬舒，幸未發生事故，堪慰廑系。
孔部長屢以中央銀行副總裁相屬，隻以璈與中國銀行曆史悠久，即時擺脫，深恐影響行基，躊躇未決，奈孔部長一再敦促，因思當此經濟國難時期，苟利黨國，捐縻在所不惜。
顧又慮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設以個人進退影響行務，間接及于财政金融，益增鈞座焦慮。
萬不得已或由璈暫行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一俟渡過難關，再行完全擺脫。
曾将此意婉陳孔部長。
嗣晤宋部長，承面告鈞意，欲璈即時脫離中國銀行。
鈞座既有此意，璈無不唯命是從，不日當即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職務。
好在宋部長已允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主持尤慶得人。
自惟庸鄙，中央銀行關系甚重，深慮不勝重任，辱荷知遇，尚祈電示方略，俾有遵循。
再孔部長傳谕囑璈與達诠作民相機赴日一行，現已函約一日友來華，先探詢彼方經濟方案内容，再行請示核奪，合并奉陳。
嘉璈叩”等語。
按上述電文，張對此次調任中央銀行似已别無異議，惟彼緻兄函内有：銀行服務過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機别謀之意。
此次以總易副，尤覺對中央行務，無從抖起精神去做之語。
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觀念。
查此公自九一八後，态度尚稱得禮，在滬言論，時以應擁護中心勢力以渡國難為主張，自去夏牯嶺返滬後，對于吾弟認識尤深，故如弟意決調彼往中央銀行者，逆料彼必遵辦。
但兄意猶有顧慮值得事先審慎者，即在平時個人易一地位本屬極平常之事，然當此金融界極不安定之際，彼與中國銀行有廿年曆史，該行又非一基礎未定之小行，操之過急是否相宜，此應審慎者一也。
夫國家當此極度困難之時，對于金融自不能不謀相當統制，但統制亦自有其道，兄對此類事項平素較少研究，向不敢謬參末議。
自白銀問題發生後，不得不搜集各種材料略加研究，覺統制金融與其着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着重方法方面之較為穩妥，此應審慎者二也。
愚慮所及，不敢緘默，但不過對弟個人開陳鄙見，借供裁奪時之參考，極不願為外人道也。
還乞察照為幸。
郛叩。
（廿四、三、廿七） 重慶蔣委員長勳鑒：公權昨忽來山，談一小時即匆匆轉京，謂汪先生電約赴京拟勸其就實業部事。
彼因中央銀行問題已極困難，忽又發生實部問題，實令彼莫知适從，特來商榷，兄因不知内中詳情，未便妄參意見，僅勸其斟酌取決而去，特再電達參考。
弟對此意思何若，能從速示及，或可稍稍代為授意也。
郛叩。
（廿四、四、五） 本稿寫畢，以此節寄公權先生看，得其回信，且承同意發表，故将原函錄在卷首，以代序言而相作證。
中、交是第三者，政府以為有權可及。
當時中國的币制系銀本位，發鈔票，而庫存有法定之現銀，随時可以兌現。
發鈔票不止中、交二行，外商及民營銀行準備充足者，都有紙币流通市上。
袁氏命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可以增發紙币，信用一失，而中、交之票遂不複能與其他随時兌現之票格相等。
我們在北京，聽領薪之人，計較搭中、交票幾成，商店标價，亦說明是否中、交票。
此與後來抗戰後一般的通貨膨脹不同，即市面有價格不同之紙币，而受者發者都有伸縮争論之餘地。
當時的中、交票，大概六七折、七八折不定。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當時上海中國銀行副經理張公權（嘉璈）先生，他與經理宋漢章先生議定，不奉令而無限制兌現。
這舉動使上海人民不受損失，使中國銀行基礎不動搖而益增信用，足以打擊袁政府，而長護國軍聲勢。
膺白從此與之訂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從不涉及私人利害關系。
民十六（一九二七）後，國民政府與中國銀行間有相成相克處，膺白屢在中間為雙方所責成。
下面兩份電報，一為民廿四（一九三五）統制金融，公權先生被調離開中國銀行時緻蔣先生之電，系到莫幹山請膺白代發，膺白在後面附加己見，說得極為婉轉，與他向來自己率直态度不同。
至撤退“大陸”時止，掌财政經濟者為宋子文、孔祥熙兩先生，而膺白猶思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筆時甚為斟酌。
另一電是汪精衛先生請張為實業部長，而公權先生未曾從過政，不知應迎應拒。
兩電皆膺白之稿，公權先生皆未見。
公權先生為中國有數之銀行家，國際亦如此認他，膺白論他為銀行家中不營私産的人。
他從此脫離中行而從政，似乎喪職得職，為國家則是可惜的。
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樹立，民廿四，中行交與政府，皆在公權先生手。
故将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節，似不兀突。
重慶蔣委員長勳鑒：頃接公權兄電稿一件，彼因無密本囑代拍發，文曰“委員長蔣鈞鑒：前在首都親承訓誨，歸後秉承孔部長會同各銀行，設法安定市面籌劃财政，雖金融未見寬舒，幸未發生事故，堪慰廑系。
孔部長屢以中央銀行副總裁相屬，隻以璈與中國銀行曆史悠久，即時擺脫，深恐影響行基，躊躇未決，奈孔部長一再敦促，因思當此經濟國難時期，苟利黨國，捐縻在所不惜。
顧又慮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設以個人進退影響行務，間接及于财政金融，益增鈞座焦慮。
萬不得已或由璈暫行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一俟渡過難關，再行完全擺脫。
曾将此意婉陳孔部長。
嗣晤宋部長，承面告鈞意，欲璈即時脫離中國銀行。
鈞座既有此意，璈無不唯命是從，不日當即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職務。
好在宋部長已允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主持尤慶得人。
自惟庸鄙，中央銀行關系甚重，深慮不勝重任，辱荷知遇，尚祈電示方略，俾有遵循。
再孔部長傳谕囑璈與達诠作民相機赴日一行，現已函約一日友來華，先探詢彼方經濟方案内容，再行請示核奪，合并奉陳。
嘉璈叩”等語。
按上述電文，張對此次調任中央銀行似已别無異議，惟彼緻兄函内有：銀行服務過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機别謀之意。
此次以總易副，尤覺對中央行務，無從抖起精神去做之語。
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觀念。
查此公自九一八後，态度尚稱得禮，在滬言論，時以應擁護中心勢力以渡國難為主張，自去夏牯嶺返滬後，對于吾弟認識尤深，故如弟意決調彼往中央銀行者，逆料彼必遵辦。
但兄意猶有顧慮值得事先審慎者，即在平時個人易一地位本屬極平常之事，然當此金融界極不安定之際，彼與中國銀行有廿年曆史，該行又非一基礎未定之小行，操之過急是否相宜，此應審慎者一也。
夫國家當此極度困難之時，對于金融自不能不謀相當統制，但統制亦自有其道，兄對此類事項平素較少研究，向不敢謬參末議。
自白銀問題發生後，不得不搜集各種材料略加研究，覺統制金融與其着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着重方法方面之較為穩妥，此應審慎者二也。
愚慮所及，不敢緘默，但不過對弟個人開陳鄙見，借供裁奪時之參考，極不願為外人道也。
還乞察照為幸。
郛叩。
（廿四、三、廿七） 重慶蔣委員長勳鑒：公權昨忽來山，談一小時即匆匆轉京，謂汪先生電約赴京拟勸其就實業部事。
彼因中央銀行問題已極困難，忽又發生實部問題，實令彼莫知适從，特來商榷，兄因不知内中詳情，未便妄參意見，僅勸其斟酌取決而去，特再電達參考。
弟對此意思何若，能從速示及，或可稍稍代為授意也。
郛叩。
（廿四、四、五） 本稿寫畢，以此節寄公權先生看，得其回信，且承同意發表，故将原函錄在卷首，以代序言而相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