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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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亦以父稱之，不愧對鄰邦一個為我國而死難之士。
過了不久，協和先生從東京一路遊逛到長崎，他出門一向有兩個日本警察保護。
一夕，他裝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來請警察回去，次日還是病酒不能起身，實則他稱醉之夜，已登舟行矣。
香港日本領事館報告，過港舟中似有李烈鈞其人，長崎日警始發覺，當事者且受申斥。
此行動近于戲劇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開，而得保護，離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離去。
中國在日本學陸軍的人，辛亥前隻有政府官費，不若後來各地軍閥各自派遣留學生。
當時對本國隻有一心。
自第六期起，熱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
六、七兩期為“丈夫團”之中堅，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後任本省要職。
李協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寬，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韻松（聲濤）、廣西林蔭青（虎），均在江西任事。
後者是膺白在南京辦理編遣時，協和先生電調之人，帶一團兵去江西。
二次革命戰事雖無幾，而林虎将軍戰績，在日本報紙為惟一英雄。
亡命時，江西出來高級文武人員最多，而協和先生亦為特别受注意人物。
膺白與之因“丈夫團”關系，又與彭程萬、俞應麓二人同習測量，同在日本鄉間相處，因此江西的朋友獨多。
學測量的人不入士官，但當時習軍事者較為團結，故上述六期七期雲雲，均以官費學陸軍為準。
我們初無遠行之計，但感覺必須靜定下來，不是消極，即積極亦須靜定而後能知慮。
我們悔悟在國内時生活昏沉，失敗乃意中事，多數的人談政治不看書，不求進步。
在東京看見國内的報紙，稱我們為“亂黨”，輿論無力而無公道，是我們最痛心一件事。
膺白勸人乘閑讀書，自己關起門來讀書。
他自編文法教我日文，中國人學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買書價廉物美，歐美各地新書有極快途徑到東京書店，或很短時間譯成日文。
他說放棄這機會是可惜的。
他并不強我學日語，學日語與學其他外文同，需要時間與機會。
他為我打算，能看書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們的房東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兒和一無母外孫女，住在樓下，樓上兩間房讓給我們。
日本房間僅有紙障隔分，兩間等于一間。
家具隻一矮幾，供寫字用。
他們男女多能懸手寫字，女人的字同樣有筆力。
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盤茶，圍爐坐在厚而軟的墊子上。
爐是一隻磁質炭盆，水壺放在炭火上，煙灰頭棄爐灰中，一坐下來，煮茗含煙，盡在方丈之地。
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極重傷寒症，病愈飲食不慎而複發，亡命後腸胃久不恢複正常。
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勢不慣，甚苦，遂買了一張書桌及兩把坐椅。
膺白很喜歡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醬湯，故将早飯包給房東，有時午飯亦參加她們的烤魚和煮黃豆，因此廚房的事十分簡單。
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們太講究吃，他對飲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
老太的外孫女八重子，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中學生，每日放學歸亦來招呼我們一聲，叫我們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歡她的安詳。
我和膺白亦稱老太為伯母。
後來我們離開日本，幾年後再度經過東京時，老太定要我們吃她一頓飯，隻燒一樣菜，是照我在她家做過的火腿炖雞，人情味同中國前一輩的人一樣濃厚。
上章說過替膺白買書的江口先生，對我是膺白的助教，來一次總要講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給我聽，如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将，組過閣）的太太、廣濑中佐（日俄戰争封鎖旅順口而自沉，日人視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軍神）的朋友等等。
他不知道我是從小已經受過這類刺激教育的人。
膺白常怪他買書時選擇太嚴，費時甚多。
這種愛書而不随便化錢的窮讀書态度，實是可敬。
吾家日文書大半經過他手，在中國時，他來的信裡常是書評，即不買之書，亦說點内容和所以不買的理由。
這樣的人在日本極平常，我看了認為很難得。
他曾經告我，所識中國學生中，膺白是極愛書的一個。
我當時還未到過歐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廠，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讀書人為中國社會中堅分子”一個觀念，不禁惶惑起來。
那時日本還沒有實行減簡漢字，他們的中學裡就有漢文教科書，我曾買一部看，而無機會聽如何講讀。
日本早期的學者和開國的元老，大都精通漢文。
我見過的書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寫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體。
日本人亦多能漢詩，上面說過犬養《木堂詩集》。
平常背得出幾句中國舊詩，談吐中不經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還不少。
日俄戰時的東鄉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學，在日本盛于在中國。
攻旅順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國，日人尊為軍神，他的“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功成屍作山，愧我何顔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絕句，為國家殺敵制勝而歸，胸懷若此！這些，在我們亡命時，都重新添一番感觸，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國裡流無辜的血！ 日本人雖受中國哲學影響，他們沒有取我們的“家族倫理觀念”。
他們的爵位傳長子，财産亦然，家庭間有獨立而不倚風氣。
但很重視我們的忠和義。
武士道訓練由此。
他們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親，以此完成社會秩序。
兩千多年前我們孟子的一個學生發問，假定舜為天子，瞽叟殺人，臯陶為士，則如之何？這問題實在很好。
皇帝的父親犯了罪，舜是聖人做皇帝，臯陶是聖人做法官，如何處置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兩段，他第一句說：“執之而已矣。
”而第二句說：“舜棄天下如敝屣，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他對法律主張嚴格，而對倫理亦婉轉維持。
日本戲劇裡，有做警察的兒子對犯法的父親，經過種種悲痛不忍的姿勢，而終拿出手铐來。
他們的教育，“法”與“情”之間，從“法”。
他們的漢文書裡有一課，大意如下：某某先生問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為大将，孟子副之，來征吾國，如何？”弟子不能對。
先生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擊退之。
”此即孔孟之教也。
他們雖曾崇拜過我們的孔孟，然時時謹防受麻醉，他們對國家大義分明。
我見過一冊竹越與三郎著《人民讀本》，内容是日本國情和國力的現狀，和政治設施的意義、目标，與世界其他強國的比較差别，國民見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國的現狀，是對國家的常識初步。
這正是中國國民目前所需要，我勸膺白寫中國的《人民讀本》。
他說沒有正确統計，沒有已上軌道的事，将什麼報告國民？比如軍備，其時日本常備軍二十個師團，添一個二個師團要經國會通過。
兵是國家的兵，顧國防亦須顧财政，關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說得出。
清末練新軍尚有步驟，我們浙江至最後始成鎮（師）。
民國以後，南北都如不羁之馬，聚集在江蘇就有二十六師之多。
膺白本人就是負責編遣這些軍隊的人，可惜隻是片時片段的整理，不久軍事又起，這番難得的工作竟成絕響。
人隻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編遣而整頓地方秩序之心。
為寫《人民讀本》，引起了許多心事，他說何從下筆？我建議一面寫“常”，一面寫“變”，即照理中國應該如何，而此時則實際如何，把一篇爛污賬請國民過目判斷。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我們回到上海，聽到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言，請梁任公先生編一《國民讀本》，其用意甚相仿佛。
我們覺得任公是寫此書最理想人物，從此放下這一條心。
我們亡命時經濟狀況，有已得的出洋經費，可以維持生活，然還有緩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飾物都變賣了，連結婚紀念品亦不留。
這種心理解放，是從我母親處學得。
連累一對朋友夫婦，他們
過了不久，協和先生從東京一路遊逛到長崎，他出門一向有兩個日本警察保護。
一夕，他裝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來請警察回去，次日還是病酒不能起身，實則他稱醉之夜，已登舟行矣。
香港日本領事館報告，過港舟中似有李烈鈞其人，長崎日警始發覺，當事者且受申斥。
此行動近于戲劇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開，而得保護，離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離去。
中國在日本學陸軍的人，辛亥前隻有政府官費，不若後來各地軍閥各自派遣留學生。
當時對本國隻有一心。
自第六期起，熱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
六、七兩期為“丈夫團”之中堅，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後任本省要職。
李協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寬，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韻松（聲濤）、廣西林蔭青（虎），均在江西任事。
後者是膺白在南京辦理編遣時，協和先生電調之人，帶一團兵去江西。
二次革命戰事雖無幾，而林虎将軍戰績，在日本報紙為惟一英雄。
亡命時，江西出來高級文武人員最多，而協和先生亦為特别受注意人物。
膺白與之因“丈夫團”關系，又與彭程萬、俞應麓二人同習測量，同在日本鄉間相處，因此江西的朋友獨多。
學測量的人不入士官，但當時習軍事者較為團結，故上述六期七期雲雲，均以官費學陸軍為準。
我們初無遠行之計，但感覺必須靜定下來，不是消極，即積極亦須靜定而後能知慮。
我們悔悟在國内時生活昏沉，失敗乃意中事，多數的人談政治不看書，不求進步。
在東京看見國内的報紙，稱我們為“亂黨”，輿論無力而無公道，是我們最痛心一件事。
膺白勸人乘閑讀書，自己關起門來讀書。
他自編文法教我日文，中國人學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買書價廉物美，歐美各地新書有極快途徑到東京書店，或很短時間譯成日文。
他說放棄這機會是可惜的。
他并不強我學日語，學日語與學其他外文同，需要時間與機會。
他為我打算，能看書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們的房東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兒和一無母外孫女，住在樓下，樓上兩間房讓給我們。
日本房間僅有紙障隔分，兩間等于一間。
家具隻一矮幾，供寫字用。
他們男女多能懸手寫字，女人的字同樣有筆力。
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盤茶，圍爐坐在厚而軟的墊子上。
爐是一隻磁質炭盆，水壺放在炭火上，煙灰頭棄爐灰中，一坐下來，煮茗含煙，盡在方丈之地。
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極重傷寒症，病愈飲食不慎而複發，亡命後腸胃久不恢複正常。
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勢不慣，甚苦，遂買了一張書桌及兩把坐椅。
膺白很喜歡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醬湯，故将早飯包給房東，有時午飯亦參加她們的烤魚和煮黃豆，因此廚房的事十分簡單。
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們太講究吃，他對飲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
老太的外孫女八重子，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中學生，每日放學歸亦來招呼我們一聲，叫我們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歡她的安詳。
我和膺白亦稱老太為伯母。
後來我們離開日本，幾年後再度經過東京時，老太定要我們吃她一頓飯，隻燒一樣菜，是照我在她家做過的火腿炖雞，人情味同中國前一輩的人一樣濃厚。
上章說過替膺白買書的江口先生，對我是膺白的助教，來一次總要講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給我聽，如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将，組過閣）的太太、廣濑中佐（日俄戰争封鎖旅順口而自沉，日人視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軍神）的朋友等等。
他不知道我是從小已經受過這類刺激教育的人。
膺白常怪他買書時選擇太嚴，費時甚多。
這種愛書而不随便化錢的窮讀書态度，實是可敬。
吾家日文書大半經過他手，在中國時，他來的信裡常是書評，即不買之書，亦說點内容和所以不買的理由。
這樣的人在日本極平常，我看了認為很難得。
他曾經告我，所識中國學生中，膺白是極愛書的一個。
我當時還未到過歐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廠，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讀書人為中國社會中堅分子”一個觀念，不禁惶惑起來。
那時日本還沒有實行減簡漢字，他們的中學裡就有漢文教科書，我曾買一部看，而無機會聽如何講讀。
日本早期的學者和開國的元老，大都精通漢文。
我見過的書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寫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體。
日本人亦多能漢詩，上面說過犬養《木堂詩集》。
平常背得出幾句中國舊詩，談吐中不經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還不少。
日俄戰時的東鄉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學，在日本盛于在中國。
攻旅順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國，日人尊為軍神，他的“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功成屍作山，愧我何顔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絕句，為國家殺敵制勝而歸，胸懷若此！這些，在我們亡命時，都重新添一番感觸，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國裡流無辜的血！ 日本人雖受中國哲學影響，他們沒有取我們的“家族倫理觀念”。
他們的爵位傳長子，财産亦然，家庭間有獨立而不倚風氣。
但很重視我們的忠和義。
武士道訓練由此。
他們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親，以此完成社會秩序。
兩千多年前我們孟子的一個學生發問，假定舜為天子，瞽叟殺人，臯陶為士，則如之何？這問題實在很好。
皇帝的父親犯了罪，舜是聖人做皇帝，臯陶是聖人做法官，如何處置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兩段，他第一句說：“執之而已矣。
”而第二句說：“舜棄天下如敝屣，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他對法律主張嚴格，而對倫理亦婉轉維持。
日本戲劇裡，有做警察的兒子對犯法的父親，經過種種悲痛不忍的姿勢，而終拿出手铐來。
他們的教育，“法”與“情”之間，從“法”。
他們的漢文書裡有一課，大意如下：某某先生問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為大将，孟子副之，來征吾國，如何？”弟子不能對。
先生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擊退之。
”此即孔孟之教也。
他們雖曾崇拜過我們的孔孟，然時時謹防受麻醉，他們對國家大義分明。
我見過一冊竹越與三郎著《人民讀本》，内容是日本國情和國力的現狀，和政治設施的意義、目标，與世界其他強國的比較差别，國民見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國的現狀，是對國家的常識初步。
這正是中國國民目前所需要，我勸膺白寫中國的《人民讀本》。
他說沒有正确統計，沒有已上軌道的事，将什麼報告國民？比如軍備，其時日本常備軍二十個師團，添一個二個師團要經國會通過。
兵是國家的兵，顧國防亦須顧财政，關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說得出。
清末練新軍尚有步驟，我們浙江至最後始成鎮（師）。
民國以後，南北都如不羁之馬，聚集在江蘇就有二十六師之多。
膺白本人就是負責編遣這些軍隊的人，可惜隻是片時片段的整理，不久軍事又起，這番難得的工作竟成絕響。
人隻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編遣而整頓地方秩序之心。
為寫《人民讀本》，引起了許多心事，他說何從下筆？我建議一面寫“常”，一面寫“變”，即照理中國應該如何，而此時則實際如何，把一篇爛污賬請國民過目判斷。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我們回到上海，聽到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言，請梁任公先生編一《國民讀本》，其用意甚相仿佛。
我們覺得任公是寫此書最理想人物，從此放下這一條心。
我們亡命時經濟狀況，有已得的出洋經費，可以維持生活，然還有緩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飾物都變賣了，連結婚紀念品亦不留。
這種心理解放，是從我母親處學得。
連累一對朋友夫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