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
關燈
小
中
大
浙江省日，請膺白講演，他有如下的談話：
一生參與此種集會，此為第四次。
第一次在民國二年，當癸醜革命失敗以後，出亡日本，曾與先烈陳英士先生參觀橫濱工業展覽會數度。
第二次為西曆一九一五年，在美國舊金山參觀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數度。
第三次為一九二二年，在法國馬賽參觀殖民地展覽會一度。
大緻皆規模宏大，搜羅極富，以今日本會情形與之比較，不無遜色。
惟當軍事甫定之際，政府當局即能注意及此，籌備時間又極短促，有此成績，實屬難得之至。
二次革命事先主張不同之兩派，到日本後更顯然異趣。
一派主張革命再接再厲，責同志膽小而逃，謂将組織敢死隊以革命，并拟改組國民黨。
另一派人在東京安排各地流亡出來的青年，曾辦有文武兩個學校：文者名“政法學校”，武者名“浩然學社”；實地奔走其事者為殷鑄甫先生。
請得彼邦同情我國革命之學者來盡義務，我隻聽到名法學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學校授過課。
陳銘樞待殷先生甚有禮，似即系政法學校學生。
膺白将離東赴南洋時，提起鑄甫先生辛苦，不能留而多幫忙為憾。
我因這印象，故民五（一九一六）返滬，獨自先去找他，事詳下章。
民十三（一九二四）北方國民軍，以二軍最多麻煩，紀律亦差，但在緊要關頭，派人與胡笠僧（景翼，國民軍第二軍總司令）先生本人接洽，他總持大體，他是浩然學社的學生。
民三（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日本外利用國際情勢，内利用袁氏野心，對中國提出“廿一條要求”。
上述主張讀書的一派，組織“歐事研究會”，深恐日本挾亡命客以恐吓袁氏，曾有兩次宣言，請袁一意對日，亡命者甯客死異鄉決不乘國家之危。
兩稿一出章行嚴（士钊），一出趙厚生手筆。
時膺白已不在東京，事後得稿，亦甚贊成。
歐事研究會中人後在國會，一部分為“政學會”，政學會者，國會議員小組織之一，原屬國民黨，但大概不在國民黨第一次改組之“中華革命黨”内，其後曾與非國民黨之政府合作，在南方曾與岑春煊派共事，故後來成為異己之惡名稱。
膺白不是國會議員，與政學會無關系，亦未與岑春煊共過事，他的朋友各黨各派都有。
但在民十六（一九二七）後，被人榮以政學系首領頭銜。
英士先生不因癸醜（一九一三）之失敗而改其與膺白私交，但其急進方式亦不因膺白之勸而稍改變，膺白亦不因其聽不聽而改态度。
在東京時，一日在英士先生處晚飯後将歸，英士先生留他稍待，謂有人自東三省來，運用胡匪極有把握。
待其人至，見膺白甚忸怩，實系一無聊之人，然英士先生終信其言而赴大連，到大連并不能活動。
膺白不能阻英士先生之行，甚為苦痛，遂決定離東京而至新加坡。
動身之前，留一長函給英士先生，函盡日本卷紙一束，中有要點：“勿使革命行動為國民所誤解，袁世凱正多方宣傳革命黨為&lsquo亂黨&rsquo，吾人不要真為亂黨。
勿上無根柢失意無聊者之當。
以袁氏此時防範之密，爪牙之衆，被派回國做局部破壞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勢被犧牲。
若屬不堅定分子，則一離本營，鞭長莫及。
前者驅有用之人，為無益之犧牲。
後者将難得之财，供取巧者浪費。
至利用土匪，或運動無宗旨之軍隊内讧，尤為國家無窮之患。
”此系最後一次信，亦最後一次見面。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春，膺白由新加坡寄大連沈缦雲先生函曰： 前田崎号轉寄一椷，諒已邀覽。
郛于三月廿二日到新加坡，匆匆又十餘天，前蒙介紹林秉祥、丘國瓦諸君，均因事回國未晤，其餘陸秋傑諸公在吉隆坡，尚未去過。
現拟在此間暫作勾留，借資視察，賜示請直寄下列地址陳楚楠君轉交為盼。
頃閱報謂英士在連大病。
确否？郛自新正以來，到處巡遊，行蹤無一定，故與伊不通昔問者幾三閱月矣。
聞訊頗覺不安，先生見聞較确，望即示知為盼。
此間實業界大有活氣，南洋乃先生熟地，想均在洞鑒之中，惟坡中房屋甚少，先生若決計南來，望早示知，以便代為布置也。
四月四日。
民五（一九一六），雲南起義讨帝制，膺白由美歸，在滬接洽浙江加入護國軍，下章尚須述及。
浙江之實力者堅持不擾亂其秩序，有夏爾嶼者，奉派赴杭運動下層不成被捕緻死，此與膺白雖毫不相關，然不成總是不快之事。
不久英士先生被刺，亦是接洽一件不可信之事，使刺客從容而入，悲夫！ 十餘年後，吾家居莫幹山，距吳興僅一小時車程。
民十八（一九二九）的十月十二日，膺白與我同到吳興掃英士先生之墓，回思往事，怆然不能已。
以英士先生的雄才，倘不早死，對國家必有更大貢獻，革命固不惜犧牲，這犧牲實在太過了。
公子銑夫墜機慘死，膺白适返滬，往慰嫂氏，事已兼旬，嫂尚雙目紅腫，公子惠夫侍坐。
嫂告膺白，大哥哥（果夫先生）拟為銑夫營墓為飛機狀，以資紀念，此萬萬不可，皆因英士墓大耗費，故損後福，當俟他日“抱子葬”，蔣先生送款未啟視原封璧還，亦為不敢多費之故。
“抱子葬”者，他年母子同葬之意，當系吳興風俗。
膺白述嫂氏之言，不勝其欽敬。
我印象很深，故膺白身後，亦辭公家喪葬而未受。
民十九（一九三〇），嶽軍先生長滬市，時蔣先生正當國，與膺白皆辛亥革命英士先生僚屬，三人聯名以故人資格向社會局請地一小方，醵資為英士先生立塔紀念。
其緣起、經過、紀念文、演辭，均詳《陳英士先生紀念塔記實》小冊中。
友誼聊可補，亦且無及。
癸醜（一九一三）二次革命有兩件很大後果，影響國家：其一，動辄以武力解決政治，擁兵即為政治資本，中國又經過一個“戰國”時期。
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議而變為領袖指導，且以教條為重，則去民主自由反遠也。
如果當年與民國成立有關的革命前輩，思想能再進步一層，多以“民國根基未固”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設必由“和平”開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擲于一旦，而培養國家勝于黨派、理知勝于沖動、恢宏勝于狹窄、條理勝于攘奪的下一代，吾人閉目以思，中國為何如耶？半世紀中，革命的國民黨成功三次：辛亥（一九一一）、民十六（一九二七）及抗戰勝利。
每次有赫赫之功，國民或抛除成見，或抑制恐懼，擁護而仰望，而終歸再遭挫敗。
建大國豈能用小智？有圈子則見外于大衆，而内争尤為國民所不安。
當年坐而論和戰的人，均早不在斯世，膺白是桌上最年輕的一個，當時思想亦并未成熟有系統，因其不主内戰而對友誼遺憾終生，受無端謗誣亦終生。
第一次在民國二年，當癸醜革命失敗以後，出亡日本，曾與先烈陳英士先生參觀橫濱工業展覽會數度。
第二次為西曆一九一五年，在美國舊金山參觀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數度。
第三次為一九二二年，在法國馬賽參觀殖民地展覽會一度。
大緻皆規模宏大，搜羅極富，以今日本會情形與之比較，不無遜色。
惟當軍事甫定之際，政府當局即能注意及此，籌備時間又極短促，有此成績，實屬難得之至。
二次革命事先主張不同之兩派，到日本後更顯然異趣。
一派主張革命再接再厲，責同志膽小而逃，謂将組織敢死隊以革命，并拟改組國民黨。
另一派人在東京安排各地流亡出來的青年，曾辦有文武兩個學校：文者名“政法學校”，武者名“浩然學社”；實地奔走其事者為殷鑄甫先生。
請得彼邦同情我國革命之學者來盡義務，我隻聽到名法學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學校授過課。
陳銘樞待殷先生甚有禮，似即系政法學校學生。
膺白将離東赴南洋時，提起鑄甫先生辛苦，不能留而多幫忙為憾。
我因這印象，故民五（一九一六）返滬，獨自先去找他，事詳下章。
民十三（一九二四）北方國民軍，以二軍最多麻煩，紀律亦差，但在緊要關頭，派人與胡笠僧（景翼，國民軍第二軍總司令）先生本人接洽，他總持大體，他是浩然學社的學生。
民三（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日本外利用國際情勢，内利用袁氏野心，對中國提出“廿一條要求”。
上述主張讀書的一派，組織“歐事研究會”，深恐日本挾亡命客以恐吓袁氏，曾有兩次宣言，請袁一意對日，亡命者甯客死異鄉決不乘國家之危。
兩稿一出章行嚴（士钊），一出趙厚生手筆。
時膺白已不在東京，事後得稿，亦甚贊成。
歐事研究會中人後在國會，一部分為“政學會”，政學會者，國會議員小組織之一，原屬國民黨，但大概不在國民黨第一次改組之“中華革命黨”内，其後曾與非國民黨之政府合作，在南方曾與岑春煊派共事，故後來成為異己之惡名稱。
膺白不是國會議員，與政學會無關系，亦未與岑春煊共過事，他的朋友各黨各派都有。
但在民十六（一九二七）後，被人榮以政學系首領頭銜。
英士先生不因癸醜（一九一三）之失敗而改其與膺白私交，但其急進方式亦不因膺白之勸而稍改變，膺白亦不因其聽不聽而改态度。
在東京時，一日在英士先生處晚飯後将歸，英士先生留他稍待，謂有人自東三省來，運用胡匪極有把握。
待其人至，見膺白甚忸怩，實系一無聊之人，然英士先生終信其言而赴大連，到大連并不能活動。
膺白不能阻英士先生之行，甚為苦痛，遂決定離東京而至新加坡。
動身之前，留一長函給英士先生，函盡日本卷紙一束，中有要點：“勿使革命行動為國民所誤解，袁世凱正多方宣傳革命黨為&lsquo亂黨&rsquo，吾人不要真為亂黨。
勿上無根柢失意無聊者之當。
以袁氏此時防範之密，爪牙之衆，被派回國做局部破壞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勢被犧牲。
若屬不堅定分子，則一離本營，鞭長莫及。
前者驅有用之人，為無益之犧牲。
後者将難得之财，供取巧者浪費。
至利用土匪，或運動無宗旨之軍隊内讧，尤為國家無窮之患。
”此系最後一次信，亦最後一次見面。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春，膺白由新加坡寄大連沈缦雲先生函曰： 前田崎号轉寄一椷，諒已邀覽。
郛于三月廿二日到新加坡，匆匆又十餘天，前蒙介紹林秉祥、丘國瓦諸君，均因事回國未晤，其餘陸秋傑諸公在吉隆坡，尚未去過。
現拟在此間暫作勾留，借資視察，賜示請直寄下列地址陳楚楠君轉交為盼。
頃閱報謂英士在連大病。
确否？郛自新正以來，到處巡遊，行蹤無一定，故與伊不通昔問者幾三閱月矣。
聞訊頗覺不安，先生見聞較确，望即示知為盼。
此間實業界大有活氣，南洋乃先生熟地，想均在洞鑒之中，惟坡中房屋甚少，先生若決計南來，望早示知，以便代為布置也。
四月四日。
民五（一九一六），雲南起義讨帝制，膺白由美歸，在滬接洽浙江加入護國軍，下章尚須述及。
浙江之實力者堅持不擾亂其秩序，有夏爾嶼者，奉派赴杭運動下層不成被捕緻死，此與膺白雖毫不相關，然不成總是不快之事。
不久英士先生被刺，亦是接洽一件不可信之事，使刺客從容而入，悲夫！ 十餘年後，吾家居莫幹山，距吳興僅一小時車程。
民十八（一九二九）的十月十二日，膺白與我同到吳興掃英士先生之墓，回思往事，怆然不能已。
以英士先生的雄才，倘不早死，對國家必有更大貢獻，革命固不惜犧牲，這犧牲實在太過了。
公子銑夫墜機慘死，膺白适返滬，往慰嫂氏，事已兼旬，嫂尚雙目紅腫，公子惠夫侍坐。
嫂告膺白，大哥哥（果夫先生）拟為銑夫營墓為飛機狀，以資紀念，此萬萬不可，皆因英士墓大耗費，故損後福，當俟他日“抱子葬”，蔣先生送款未啟視原封璧還，亦為不敢多費之故。
“抱子葬”者，他年母子同葬之意，當系吳興風俗。
膺白述嫂氏之言，不勝其欽敬。
我印象很深，故膺白身後，亦辭公家喪葬而未受。
民十九（一九三〇），嶽軍先生長滬市，時蔣先生正當國，與膺白皆辛亥革命英士先生僚屬，三人聯名以故人資格向社會局請地一小方，醵資為英士先生立塔紀念。
其緣起、經過、紀念文、演辭，均詳《陳英士先生紀念塔記實》小冊中。
友誼聊可補，亦且無及。
癸醜（一九一三）二次革命有兩件很大後果，影響國家：其一，動辄以武力解決政治，擁兵即為政治資本，中國又經過一個“戰國”時期。
其二，革命由同志集議而變為領袖指導，且以教條為重，則去民主自由反遠也。
如果當年與民國成立有關的革命前輩，思想能再進步一層，多以“民國根基未固”為重，知道“容忍”和“守法”是民主自由的基石，而建設必由“和平”開始，不将辛亥已成之局，擲于一旦，而培養國家勝于黨派、理知勝于沖動、恢宏勝于狹窄、條理勝于攘奪的下一代，吾人閉目以思，中國為何如耶？半世紀中，革命的國民黨成功三次：辛亥（一九一一）、民十六（一九二七）及抗戰勝利。
每次有赫赫之功，國民或抛除成見，或抑制恐懼，擁護而仰望，而終歸再遭挫敗。
建大國豈能用小智？有圈子則見外于大衆，而内争尤為國民所不安。
當年坐而論和戰的人，均早不在斯世，膺白是桌上最年輕的一個，當時思想亦并未成熟有系統，因其不主内戰而對友誼遺憾終生，受無端謗誣亦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