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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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舊部任職南京第八師，膺白有舊部在上海為第六十一團，都計算作用武時主力。
江蘇有省軍三師皆系新練，而蘇督程德全已不複如辛亥之肯合作。
六十一團雖浙籍，已另有所屬。
此時的浙江，更明顯附北不附南。
南京無蘇督之贊助，上海無浙江為後援，軍事得失，顯然可見。
在此以前數月，克強先生撤銷留守府時，一日與膺白談到同志們未來努力方向。
膺白偶然有一建議：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個步驟工作：調查、設計、改良、創造；他預拟調查工作即須一二年。
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拾人皮毛，談兵紙上。
以做人而言，趨向專業，不必定從政治讨生活。
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間，國民方真個了解國事，中樞亦不至腦充血。
他還說：中國人不但要學外國文，更宜學本國文，如蒙文、藏文。
他提到日本人有東亞同文書院，即是培養深入中國的幹部。
許多事我們不做，人家要來做，我們正不怕沒有事做，未來努力的方向甚寬，要在指點和促成這些方向。
克強先生聽這些話甚為動容，極慫恿膺白作計劃，尤盡力籌款，并問第一期籌款拾萬元如何？又談到此組織的名稱，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晨”之義，謂民國将如旭日初升，光芒萬丈。
他回家告訴我，克強先生很起勁，很想留他。
我謂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氣味，這名稱不甚順眼。
膺白自己已決定出國，其後亦不再有讨論機會。
我今追憶述此，以證革命黨人已确在想，在社會作和平積極的貢獻。
膺白這種念頭，亦即二十年後，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前身）和新中國建設學會之前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後至七月，和戰問題在上海久議不決。
不主戰的人不便多言，言亦無用。
主戰的人則并不能調度軍事，為通盤計劃，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
不決之故，略述當時革命黨之實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國會多數之參衆兩院議員；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強、英士諸先生；三、革命黨人主治的贛、皖、湘、粵四省；四、曾為辛亥革命重點，而此時人情空氣已變之江浙兩省與上海。
國會憑民意法律則有力，離開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無力。
中山先生在國内日子不長，當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見其實。
克強先生每役躬臨前線，黃花崗及漢陽均失敗，南京臨時政府他是先到而後撤，任勞怨最多。
英士先生擔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雜處之地，用之得當，人無棄才，稍一不慎，泛濫無歸。
以個性言：中山先生高瞻遠矚，主張而指揮；克強先生面對現實，量力而躬親；英士先生不擇細流，熱血而俠義。
此時皆高而無位，貴而無民，即使有決策，而執行須靠有實力地盤者。
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湖南（譚延闿）、廣東（胡漢民）是革命黨當時實力地盤，然實力即在于地盤，而地盤并未穩定。
一位江西朋友俞詠瞻（應麓）先生（江西軍務廳長）述李協和（烈鈞）先生治軍之能，雜亂之衆，縱不知敵人為誰，可以一番鼓勵，立刻使之歸隊，向敵人沖鋒。
此種軍隊，可勝不可敗，經不起挫折。
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鈞）先生（民五讨洪憲帝制為蔡锷将軍參謀長）述湖南革命之際，秩序久不定，譚組庵（延闿）先生被舉為都督，仍無法安紛擾之衆。
一日，他請出老母，除開太夫人養老，将家财悉數捐公；這一舉動，群情感動，始平下來。
李、譚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與氣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礎并未樹立穩固。
安徽本甚脆弱，廣東離中原遠。
有地盤者須計算全部實力和聯絡友軍。
慎于一擲，更屬事理之常。
大概七月之初，李協和先生由江西到滬。
他自被袁政府免職，延遲交卸，以待上海之決議，已數星期，北軍日益進逼，乃親自到滬。
到滬後，見大勢一無把握，上海仍是辛亥精神，仗零星鼓勵，無通盤計劃。
當時，江西是實力最充足之一省，李亦是極豪氣之一人，袁政府大借外債不由國會通過，李率先通電反對。
最有膽有力之人以為無勝算，遂決定不戰矣。
一日，膺白夜深始歸，言助協和先生寫信，由趙厚生（正平）先生送贛，給在贛候消息定去留之同志。
協和先生與膺白為丈夫團同志，其同僚彭淩霄、俞詠瞻、方韻松皆然。
厚生先生與李為辛亥前同在廣西工作之人。
信共十餘封，大意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出來共謀深造。
辛亥幸成之局，形勢至此，甚為沮喪。
事僅隔日，協和先生忽匆匆返贛，但知受激而行，不知究竟。
其後失敗，不再言前事。
亡命時，我家在新加坡，協和先生在法國，因歐戰東歸，抵槟榔嶼函膺白曰：“丈夫團之真丈夫，有幾人哉！”膺白特由新加坡坐船往槟榔嶼晤之。
民十三（一九二四）膺白攝閣，與李曉垣先生商決，電邀協和先生為參謀總長，其與北方國民軍關系由此。
自辛亥（一九一一）至癸醜（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逢大事皆決之膺白，膺白亦公私竭其忠誠。
辛亥各省起義諸人中，軍人多丈夫團同志，故滬軍通電，英士先生往往以膺白名同具，則不煩解說。
浙江獨立，同志不知應如何組織，拟以上海為藍本，曾邀膺白回浙主持，英士先生複同志電曰：“此間事更重要，萬難割愛。
”此系英士先生自拟之電，“萬難割愛”四字，人以為笑談。
膺白亦以甯滬沖要，不能棄英士先生，甯為賓而不為主，無意回浙。
南北和議成，滬軍都督府取消，膺白肯轉任蘇督程德全之參謀長。
在公為江蘇地方謀複員編遣之功，蓋辛亥以後，集四方之兵，無所歸宿，以南京為最；在私為滬軍都督府之善後，大部分須由江蘇省政府承受。
膺白以滬督參謀長而轉任蘇督參謀長，在蘇督為資熟手，在滬督是便交代。
當辛亥革命，滬督聲勢什倍于蘇督，太平而後，則上海僅江蘇之一縣。
蘇督本駐蘇州，南京臨時政府撤銷，蘇省政府始移南京。
其時南京承戰事及一度設立過政府之後，人事及号令之煩，倍于他省，而駐軍有二十六師之多（參看《感憶錄》冷禦秋（遒）先生文）。
蘇督以膺白任其參謀長，為之收拾殘局，作其接受滬軍後事之條件，故氣味不同，名位不增，而膺白竟肯擔任，在極短期中，完成複員編遣之功。
我若論史，此乃膺白一生對國家最大之功。
其先自解散其最整齊之廿三師以為倡，亦後無前例。
所以如此，原為破壞時期已過，建設工作方來。
不幸宋案發生，更不幸在癸醜（一九一三）前後，對公事見解，膺白與英士先生日漸不同。
英士先生視膺白如弟，不以為然，亦由他直說。
膺白事英士先生為兄，不聽，仍陳述己見。
惟癸醜以
江蘇有省軍三師皆系新練，而蘇督程德全已不複如辛亥之肯合作。
六十一團雖浙籍，已另有所屬。
此時的浙江，更明顯附北不附南。
南京無蘇督之贊助，上海無浙江為後援，軍事得失，顯然可見。
在此以前數月，克強先生撤銷留守府時，一日與膺白談到同志們未來努力方向。
膺白偶然有一建議：凡有志趣或有能力參加國家建設事業的人，共同向一目标，分四個步驟工作：調查、設計、改良、創造；他預拟調查工作即須一二年。
如此，以做事而言，不至于拾人皮毛，談兵紙上。
以做人而言，趨向專業，不必定從政治讨生活。
以政治而言，人才深入民間，國民方真個了解國事，中樞亦不至腦充血。
他還說：中國人不但要學外國文，更宜學本國文，如蒙文、藏文。
他提到日本人有東亞同文書院，即是培養深入中國的幹部。
許多事我們不做，人家要來做，我們正不怕沒有事做，未來努力的方向甚寬，要在指點和促成這些方向。
克強先生聽這些話甚為動容，極慫恿膺白作計劃，尤盡力籌款，并問第一期籌款拾萬元如何？又談到此組織的名稱，膺白拟名曰“春旭社”，取“一年之計在于春，一日之計在于晨”之義，謂民國将如旭日初升，光芒萬丈。
他回家告訴我，克強先生很起勁，很想留他。
我謂用意固好，“春旭”二字太日本氣味，這名稱不甚順眼。
膺白自己已決定出國，其後亦不再有讨論機會。
我今追憶述此，以證革命黨人已确在想，在社會作和平積極的貢獻。
膺白這種念頭，亦即二十年後，國防設計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前身）和新中國建設學會之前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三月以後至七月，和戰問題在上海久議不決。
不主戰的人不便多言，言亦無用。
主戰的人則并不能調度軍事，為通盤計劃，坐待袁政府一一布置。
不決之故，略述當時革命黨之實力大概：一在北京占國會多數之參衆兩院議員；二在上海的中山、克強、英士諸先生；三、革命黨人主治的贛、皖、湘、粵四省；四、曾為辛亥革命重點，而此時人情空氣已變之江浙兩省與上海。
國會憑民意法律則有力，離開民意或在不法之下即無力。
中山先生在國内日子不長，當政亦不久，人崇其名，未見其實。
克強先生每役躬臨前線，黃花崗及漢陽均失敗，南京臨時政府他是先到而後撤，任勞怨最多。
英士先生擔任辛亥最重地位，然上海乃五方雜處之地，用之得當，人無棄才，稍一不慎，泛濫無歸。
以個性言：中山先生高瞻遠矚，主張而指揮；克強先生面對現實，量力而躬親；英士先生不擇細流，熱血而俠義。
此時皆高而無位，貴而無民，即使有決策，而執行須靠有實力地盤者。
江西（李烈鈞）、安徽（柏文蔚）、湖南（譚延闿）、廣東（胡漢民）是革命黨當時實力地盤，然實力即在于地盤，而地盤并未穩定。
一位江西朋友俞詠瞻（應麓）先生（江西軍務廳長）述李協和（烈鈞）先生治軍之能，雜亂之衆，縱不知敵人為誰，可以一番鼓勵，立刻使之歸隊，向敵人沖鋒。
此種軍隊，可勝不可敗，經不起挫折。
一位湖南朋友石醉六（陶鈞）先生（民五讨洪憲帝制為蔡锷将軍參謀長）述湖南革命之際，秩序久不定，譚組庵（延闿）先生被舉為都督，仍無法安紛擾之衆。
一日，他請出老母，除開太夫人養老，将家财悉數捐公；這一舉動，群情感動，始平下來。
李、譚二先生有此非常天才與氣度，然江西湖南的基礎并未樹立穩固。
安徽本甚脆弱，廣東離中原遠。
有地盤者須計算全部實力和聯絡友軍。
慎于一擲，更屬事理之常。
大概七月之初，李協和先生由江西到滬。
他自被袁政府免職，延遲交卸，以待上海之決議，已數星期，北軍日益進逼，乃親自到滬。
到滬後，見大勢一無把握，上海仍是辛亥精神，仗零星鼓勵，無通盤計劃。
當時，江西是實力最充足之一省，李亦是極豪氣之一人，袁政府大借外債不由國會通過，李率先通電反對。
最有膽有力之人以為無勝算，遂決定不戰矣。
一日，膺白夜深始歸，言助協和先生寫信，由趙厚生（正平）先生送贛，給在贛候消息定去留之同志。
協和先生與膺白為丈夫團同志，其同僚彭淩霄、俞詠瞻、方韻松皆然。
厚生先生與李為辛亥前同在廣西工作之人。
信共十餘封，大意可留者留，不可留者出來共謀深造。
辛亥幸成之局，形勢至此，甚為沮喪。
事僅隔日，協和先生忽匆匆返贛，但知受激而行，不知究竟。
其後失敗，不再言前事。
亡命時，我家在新加坡，協和先生在法國，因歐戰東歸，抵槟榔嶼函膺白曰：“丈夫團之真丈夫，有幾人哉！”膺白特由新加坡坐船往槟榔嶼晤之。
民十三（一九二四）膺白攝閣，與李曉垣先生商決，電邀協和先生為參謀總長，其與北方國民軍關系由此。
自辛亥（一九一一）至癸醜（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逢大事皆決之膺白，膺白亦公私竭其忠誠。
辛亥各省起義諸人中，軍人多丈夫團同志，故滬軍通電，英士先生往往以膺白名同具，則不煩解說。
浙江獨立，同志不知應如何組織，拟以上海為藍本，曾邀膺白回浙主持，英士先生複同志電曰：“此間事更重要，萬難割愛。
”此系英士先生自拟之電，“萬難割愛”四字，人以為笑談。
膺白亦以甯滬沖要，不能棄英士先生，甯為賓而不為主，無意回浙。
南北和議成，滬軍都督府取消，膺白肯轉任蘇督程德全之參謀長。
在公為江蘇地方謀複員編遣之功，蓋辛亥以後，集四方之兵，無所歸宿，以南京為最；在私為滬軍都督府之善後，大部分須由江蘇省政府承受。
膺白以滬督參謀長而轉任蘇督參謀長，在蘇督為資熟手，在滬督是便交代。
當辛亥革命，滬督聲勢什倍于蘇督，太平而後，則上海僅江蘇之一縣。
蘇督本駐蘇州，南京臨時政府撤銷，蘇省政府始移南京。
其時南京承戰事及一度設立過政府之後，人事及号令之煩，倍于他省，而駐軍有二十六師之多（參看《感憶錄》冷禦秋（遒）先生文）。
蘇督以膺白任其參謀長，為之收拾殘局，作其接受滬軍後事之條件，故氣味不同，名位不增，而膺白竟肯擔任，在極短期中，完成複員編遣之功。
我若論史，此乃膺白一生對國家最大之功。
其先自解散其最整齊之廿三師以為倡，亦後無前例。
所以如此，原為破壞時期已過，建設工作方來。
不幸宋案發生，更不幸在癸醜（一九一三）前後，對公事見解，膺白與英士先生日漸不同。
英士先生視膺白如弟，不以為然，亦由他直說。
膺白事英士先生為兄，不聽，仍陳述己見。
惟癸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