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辛亥革命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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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軍事至南京而止，軍事團工作僅以仿制服和募捐略有成績。
五舅湛侯在攻南京時，曾想我們中有否谙西文之人，從軍為外報記者翻譯，事未實現。
在南京時，克強先生部下有人教裝炸彈，亦曾練習使用，住在鐵湯池丁宅，隻極短時期。
在滬在甯，同人一律睡地鋪，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鍋菜，自備零用。
在軍事團未成立時，我們一群人大半未滿二十歲，自覺年輕未有社會經驗。
一日仲完告我，張默君（昭漢）是她在南京讀書時的老師，比我們都成熟，請來指導最好，我欣然願同往蘇州滄浪亭訪她。
我在蘇州景海女學，她是我的前輩。
景海是一教會學校，以英文為重，而對已有中文根柢的人，頗給插班便利，因其可用讀中文時間，全放在自修英文上；默君與我均是此類學生。
我進景海，她已出校，甚慕其名。
武昌起義，我即日離校赴滬，學校平日，不得家長關照，不許出門，此時不加幹涉。
我到車站，原拟乘早車，但是日久候而車不至，或車過而不停留，直至晚間始得上車。
與默君相值于候車室，又同擠上一節車，時間甚長，一路談革命，竟無人注意我們。
惜這次與仲完到蘇州訪她，她有比我們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來。
軍事團在最後一段時期，曾季肅辭去，同人推我繼任，故議決結束，系經我手。
我們看和議告成，不宜再虛擲時光，大家同意解散。
想起成立時曾報告滬軍都督府，則解散時亦須去申報，上次報告時有仲完參加，故此次由我與仲完二人同去，接見我們的很巧是膺白。
我們報告團事終始後，我曾述一向對革命的理想，和幾個月間見革命的情形，這段無意中對辛亥革命的臨别贈言，竟成為我們相互認識的開始。
我的五舅湛侯和堂兄阜升都與膺白同學，但我們系初次見面。
數日後，膺白到七浦路周宅，送我一冊他所譯櫻井忠溫著有關日俄戰争的書，日文原名《肉彈》，中文稱為《旅順實戰記》。
我們一班人熱血有餘，貢獻極少，自這次經驗，同人都不再參加群衆運動。
有一點相同處，覺沖動時期已經過去，國家需要建設，個人需要學問。
有人提倡女子參政，我們幾個人因受舊書影響，看得從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參政，須先具備足以參政的條件，故均無意于此。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暑假以前，我們已各歸本位，教者歸教，讀者歸讀。
仲完她們在天津還有半年功課未畢，她函請校長提早複課的稿子是我代草。
我讀德文時，住上海七浦路周家為諸妹補課，諸妹在附近愛國女校讀書，我去聽其國文專修班的課，主持者是蔣竹莊（維喬）先生，與我父親在商務印書館同事，竹莊先生建議我學英文，預備考官費留學。
我自己本在前述蘇州景海女學讀英文，革命後，我仍存此希望，故亦仍回蘇州去了。
補記 我寫了《辛亥革命知見》後，幾年間，陸續看到聽到許多當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
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處的事，三處相關聯的事。
上面我已很強調：南京光複為辛亥成敗關鍵，而上海尤為關鍵之關鍵。
我讀了這些史料後，增加了我理論的根據和材料的補充。
關于理論者，有人以為光複上海有比陳英士先生更多勞績，滬軍都督不必定屬之陳先生。
我以為陳先生所影響者，不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複沒有那麼快，而浙軍之攻南京，亦無此後台。
關于史料者，我看到了本來知而不詳，不敢輕于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憶》中最需要充實的材料&mdash&mdash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
兩個問題本屬二而一。
我不憚煩節錄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與浙江》一文，以下簡稱“葛文”。
讀者注意：杭州光複雖由于浙省“新軍”，然上海來的“敢死隊”，起了助威促成作用。
攻克南京雖大部由于浙江新軍之力，然上海來的敢死隊，又加入了最後的沖鋒。
我推測，這敢死隊不但是陳先生的關系，還是蔣先生的關系。
膺白我沒有聽他說過，我知道的是他與浙江武備同學的關系。
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時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軍，這是人人皆知的。
但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數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
孫中山先生對于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這是肯定無疑的。
還有像徐錫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黨人或挺身赴難，或振臂疾呼，激發了其時的知識青年，同樣對人們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這也都是事實。
不過除此以外，還有若幹人，他們所作所為也曾起着更直接的影響和作用，而其事迹在當時卻似東鱗西爪，後人記載亦僅若隐若現，使我這個身與其事的人自覺不能已于言。
謹記錄當年有關數人的若幹事情以及浙軍的杭州起義，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經過如次，亦僅勉記所及而已，至于傳聞臆斷之說，則甯付缺如。
葛文所特别涉及的人有三個：一、伍元芝，二、蔣尊簋，三、黃郛。
伍元芝号蘭荪，江蘇上元縣人，前清進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備學堂總辦。
他可以說是浙江新軍中革命思想的播種者。
他在武備學堂經手招收的學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則科和兩班速成科。
這三期正則科的學生是全校最優秀的，也是後來在革命事業中最為積極，最為得力的。
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先後調進了新軍部隊，充當各級軍官，有的還去擔任文學堂的教師。
武備學堂大柱上有一副對聯是伍所撰寫，聯曰： 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溯數千載祖雨宗風，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複仇，春秋之義，願爾多士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
這寇盜滿中原的“滿”字是雙關的，與聯語的含義是何等膽大心深，給青年學生以教訓刺激。
數十年之後，我還先後聽到看到過幾個武備學生背誦此聯，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舊感憶錄》裡葛敬恩、趙正平兩個人的文章，與最近我在台灣晤見的沈子萬（鵬）先生，他已八十二歲高齡，還口述此聯不誤。
伍總辦對學生中思想前進，好學奮發的人，都是十分獎掖鼓勵，多方照顧。
他不待他們畢業，提前保送出洋留學，膺白即其一例。
蔣尊簋号伯器，浙江諸暨人，他是體育名家，畢業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回家路過杭州，那時浙江體育會适開運動大會，公請他做了運動會總裁判。
有一次他自己表演體操，觀衆大為稱贊。
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他應浙江巡撫張曾之聘，擔任浙江新軍第二标（團）标統。
他開辦一個弁目學堂，以訓練初級幹部，還調請了本省武備出身許多學生為第二标主要幹部，葛敬恩是其中之一；且負責訓練一個區隊，除一般教練之外，還在課堂上教“野外勤務”一科。
“野外”就是戰地，其後辛亥革命浙軍援攻南京，得到實戰經驗。
浙江省第一次征兵，實際還是募兵，全省因武備、弁目學堂與蔣伯器關系，應征的人蜂擁而至，不多時即征足逾額。
他另外成立一個學兵隊，調葛任這學兵隊區隊長。
所有這些部隊中，文理通暢思想進步的人很多，後來浙江成立二十一鎮（師）時，隐隐成了全鎮的骨幹。
浙江新軍成協（旅）時，協統一席應該屬于蔣尊簋，而清政府突然派了楊善德來浙充任協統。
楊以剪辮子為革命黨象征，而第二标自标統蔣尊簋以下全是光頭。
楊還要部下見上司請安打千，犯過要跪下打軍棍，有意同新軍為難。
同時，浙江遵照清政府規定，成立了督練公所，重重上司，使蔣做事十分為難。
又因徐錫麟、秋瑾案發後，外邊多知蔣和他們是熟人，蔣感覺難以做下去，乃辭職而去。
在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秋，蔣去直隸河間府參觀大操時，得知江蘇省第九鎮亦已編練完成，是年亦在舉行大操，特電浙推派葛敬恩、朱瑞、陸殿魁、柯勉等前去參觀。
第九鎮大操所舉行的地方在南京城外，正是辛亥年浙軍與清軍激戰處，而朱瑞與葛即是浙軍攻南京的司令與參謀。
黃郛号膺白，浙江杭州人，葛文言： 他光緒卅年考入浙江武備學堂，我們開始認識。
我為二年級，他雖長我九歲，卻是一年級新生。
我因見他為人慷爽，學識優良，對他很是欽佩親熱。
他在諸同學中不久便成為突出人物，并且為學校當局所賞識。
他在校二年，未及畢業，即破例膺選提前派遣留日&hellip&hellip黃在留日時參加了同盟會的組織和活動。
他每年回來時常和大家集會幾次，講講日本的國情，遠東和國際形勢等。
他把在日時自己所編譯的書刊送給大家看。
尤為重要的是他暗中收集了好幾種有關戰時勤務的秘刊，給我們中間若幹人慎重保管閱看，這對我們在辛亥年初出茅廬的作戰起着極大的作用&hellip&hellip他介紹我入同盟會。
由黃引進加入同盟會的人很不少&hellip&hellip到了辛亥那年，黃的官階雖然還不過是一個少校，但在軍谘府内卻受到同僚們的重視。
清廷親貴們企圖了解黨人的内情&hellip&hellip不知為什麼竟糊裡糊塗挑上了黃郛&hellip&hellip他一到上海便立即同陳其美合作起來&hellip&hellip他們以浙江新軍為後盾。
當上海光複的前夕，黃郛憑借他和浙省新軍中人過去的關系，他自己并派人去杭州再三敦促杭州方面軍人同時行動，在鼓動和組織方面都盡了很大的力量。
葛文《杭州光複前夕的一些重要醞釀》章言：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浙軍部隊向來隻有正規的槍炮，大家鑒于武昌的起義深得力于炸彈手槍，覺得我們行動之際也非有此不可。
炸彈自己不會做，而且不會放，手槍極少，都是老式不堪用的，因此要求滬上黨方幫助，這個要求同時也微含一些要挾的意思在内。
數經磋商，陳英士和上海革命團體方面竟完全慷慨答應，并允許到我們起事前一二日，準定派“敢死隊”來一同參加起義，後來果然派了敢死隊數十人陸續混進了杭州，
五舅湛侯在攻南京時，曾想我們中有否谙西文之人，從軍為外報記者翻譯，事未實現。
在南京時，克強先生部下有人教裝炸彈，亦曾練習使用，住在鐵湯池丁宅，隻極短時期。
在滬在甯，同人一律睡地鋪，穿黑色衣，吃青菜豆腐大鍋菜，自備零用。
在軍事團未成立時，我們一群人大半未滿二十歲，自覺年輕未有社會經驗。
一日仲完告我，張默君（昭漢）是她在南京讀書時的老師，比我們都成熟，請來指導最好，我欣然願同往蘇州滄浪亭訪她。
我在蘇州景海女學，她是我的前輩。
景海是一教會學校，以英文為重，而對已有中文根柢的人，頗給插班便利，因其可用讀中文時間，全放在自修英文上；默君與我均是此類學生。
我進景海，她已出校，甚慕其名。
武昌起義，我即日離校赴滬，學校平日，不得家長關照，不許出門，此時不加幹涉。
我到車站，原拟乘早車，但是日久候而車不至，或車過而不停留，直至晚間始得上車。
與默君相值于候車室，又同擠上一節車，時間甚長，一路談革命，竟無人注意我們。
惜這次與仲完到蘇州訪她，她有比我們更重要的工作，而未允來。
軍事團在最後一段時期，曾季肅辭去，同人推我繼任，故議決結束，系經我手。
我們看和議告成，不宜再虛擲時光，大家同意解散。
想起成立時曾報告滬軍都督府，則解散時亦須去申報，上次報告時有仲完參加，故此次由我與仲完二人同去，接見我們的很巧是膺白。
我們報告團事終始後，我曾述一向對革命的理想，和幾個月間見革命的情形，這段無意中對辛亥革命的臨别贈言，竟成為我們相互認識的開始。
我的五舅湛侯和堂兄阜升都與膺白同學，但我們系初次見面。
數日後，膺白到七浦路周宅，送我一冊他所譯櫻井忠溫著有關日俄戰争的書，日文原名《肉彈》，中文稱為《旅順實戰記》。
我們一班人熱血有餘，貢獻極少，自這次經驗，同人都不再參加群衆運動。
有一點相同處，覺沖動時期已經過去，國家需要建設，個人需要學問。
有人提倡女子參政，我們幾個人因受舊書影響，看得從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參政，須先具備足以參政的條件，故均無意于此。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暑假以前，我們已各歸本位，教者歸教，讀者歸讀。
仲完她們在天津還有半年功課未畢，她函請校長提早複課的稿子是我代草。
我讀德文時，住上海七浦路周家為諸妹補課，諸妹在附近愛國女校讀書，我去聽其國文專修班的課，主持者是蔣竹莊（維喬）先生，與我父親在商務印書館同事，竹莊先生建議我學英文，預備考官費留學。
我自己本在前述蘇州景海女學讀英文，革命後，我仍存此希望，故亦仍回蘇州去了。
補記 我寫了《辛亥革命知見》後，幾年間，陸續看到聽到許多當事人自述的辛亥革命史料。
我最注意的是上海、南京、杭州三處的事，三處相關聯的事。
上面我已很強調：南京光複為辛亥成敗關鍵，而上海尤為關鍵之關鍵。
我讀了這些史料後，增加了我理論的根據和材料的補充。
關于理論者，有人以為光複上海有比陳英士先生更多勞績，滬軍都督不必定屬之陳先生。
我以為陳先生所影響者，不僅上海，不是他，杭州光複沒有那麼快，而浙軍之攻南京，亦無此後台。
關于史料者，我看到了本來知而不詳，不敢輕于引述的材料，亦即我《回憶》中最需要充實的材料&mdash&mdash膺白在辛亥革命的工作。
兩個問題本屬二而一。
我不憚煩節錄引用葛湛侯《辛亥革命與浙江》一文，以下簡稱“葛文”。
讀者注意：杭州光複雖由于浙省“新軍”，然上海來的“敢死隊”，起了助威促成作用。
攻克南京雖大部由于浙江新軍之力，然上海來的敢死隊，又加入了最後的沖鋒。
我推測，這敢死隊不但是陳先生的關系，還是蔣先生的關系。
膺白我沒有聽他說過，我知道的是他與浙江武備同學的關系。
以下葛文： 在辛亥革命時期，浙江省的革命中心力量在新軍，這是人人皆知的。
但這中心力量是如何形成的，多數人未必皆知，各方面的看法亦很不相同。
孫中山先生對于浙江革命力量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這是肯定無疑的。
還有像徐錫麟、秋瑾、章炳麟、蔡元培等黨人或挺身赴難，或振臂疾呼，激發了其時的知識青年，同樣對人們思想上起了巨大作用，這也都是事實。
不過除此以外，還有若幹人，他們所作所為也曾起着更直接的影響和作用，而其事迹在當時卻似東鱗西爪，後人記載亦僅若隐若現，使我這個身與其事的人自覺不能已于言。
謹記錄當年有關數人的若幹事情以及浙軍的杭州起義，南京赴援等等重要經過如次，亦僅勉記所及而已，至于傳聞臆斷之說，則甯付缺如。
葛文所特别涉及的人有三個：一、伍元芝，二、蔣尊簋，三、黃郛。
伍元芝号蘭荪，江蘇上元縣人，前清進士，改官浙江，任浙江武備學堂總辦。
他可以說是浙江新軍中革命思想的播種者。
他在武備學堂經手招收的學生有第三、四、五期正則科和兩班速成科。
這三期正則科的學生是全校最優秀的，也是後來在革命事業中最為積極，最為得力的。
這些學生畢業之後，先後調進了新軍部隊，充當各級軍官，有的還去擔任文學堂的教師。
武備學堂大柱上有一副對聯是伍所撰寫，聯曰： 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溯數千載祖雨宗風，再造英雄于越地； 九世複仇，春秋之義，願爾多士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
這寇盜滿中原的“滿”字是雙關的，與聯語的含義是何等膽大心深，給青年學生以教訓刺激。
數十年之後，我還先後聽到看到過幾個武備學生背誦此聯，一是膺白自己，二是《膺白故舊感憶錄》裡葛敬恩、趙正平兩個人的文章，與最近我在台灣晤見的沈子萬（鵬）先生，他已八十二歲高齡，還口述此聯不誤。
伍總辦對學生中思想前進，好學奮發的人，都是十分獎掖鼓勵，多方照顧。
他不待他們畢業，提前保送出洋留學，膺白即其一例。
蔣尊簋号伯器，浙江諸暨人，他是體育名家，畢業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回家路過杭州，那時浙江體育會适開運動大會，公請他做了運動會總裁判。
有一次他自己表演體操，觀衆大為稱贊。
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他應浙江巡撫張曾之聘，擔任浙江新軍第二标（團）标統。
他開辦一個弁目學堂，以訓練初級幹部，還調請了本省武備出身許多學生為第二标主要幹部，葛敬恩是其中之一；且負責訓練一個區隊，除一般教練之外，還在課堂上教“野外勤務”一科。
“野外”就是戰地，其後辛亥革命浙軍援攻南京，得到實戰經驗。
浙江省第一次征兵，實際還是募兵，全省因武備、弁目學堂與蔣伯器關系，應征的人蜂擁而至，不多時即征足逾額。
他另外成立一個學兵隊，調葛任這學兵隊區隊長。
所有這些部隊中，文理通暢思想進步的人很多，後來浙江成立二十一鎮（師）時，隐隐成了全鎮的骨幹。
浙江新軍成協（旅）時，協統一席應該屬于蔣尊簋，而清政府突然派了楊善德來浙充任協統。
楊以剪辮子為革命黨象征，而第二标自标統蔣尊簋以下全是光頭。
楊還要部下見上司請安打千，犯過要跪下打軍棍，有意同新軍為難。
同時，浙江遵照清政府規定，成立了督練公所，重重上司，使蔣做事十分為難。
又因徐錫麟、秋瑾案發後，外邊多知蔣和他們是熟人，蔣感覺難以做下去，乃辭職而去。
在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秋，蔣去直隸河間府參觀大操時，得知江蘇省第九鎮亦已編練完成，是年亦在舉行大操，特電浙推派葛敬恩、朱瑞、陸殿魁、柯勉等前去參觀。
第九鎮大操所舉行的地方在南京城外，正是辛亥年浙軍與清軍激戰處，而朱瑞與葛即是浙軍攻南京的司令與參謀。
黃郛号膺白，浙江杭州人，葛文言： 他光緒卅年考入浙江武備學堂，我們開始認識。
我為二年級，他雖長我九歲，卻是一年級新生。
我因見他為人慷爽，學識優良，對他很是欽佩親熱。
他在諸同學中不久便成為突出人物，并且為學校當局所賞識。
他在校二年，未及畢業，即破例膺選提前派遣留日&hellip&hellip黃在留日時參加了同盟會的組織和活動。
他每年回來時常和大家集會幾次，講講日本的國情，遠東和國際形勢等。
他把在日時自己所編譯的書刊送給大家看。
尤為重要的是他暗中收集了好幾種有關戰時勤務的秘刊，給我們中間若幹人慎重保管閱看，這對我們在辛亥年初出茅廬的作戰起着極大的作用&hellip&hellip他介紹我入同盟會。
由黃引進加入同盟會的人很不少&hellip&hellip到了辛亥那年，黃的官階雖然還不過是一個少校，但在軍谘府内卻受到同僚們的重視。
清廷親貴們企圖了解黨人的内情&hellip&hellip不知為什麼竟糊裡糊塗挑上了黃郛&hellip&hellip他一到上海便立即同陳其美合作起來&hellip&hellip他們以浙江新軍為後盾。
當上海光複的前夕，黃郛憑借他和浙省新軍中人過去的關系，他自己并派人去杭州再三敦促杭州方面軍人同時行動，在鼓動和組織方面都盡了很大的力量。
葛文《杭州光複前夕的一些重要醞釀》章言： 另外有一件事，就是浙軍部隊向來隻有正規的槍炮，大家鑒于武昌的起義深得力于炸彈手槍，覺得我們行動之際也非有此不可。
炸彈自己不會做，而且不會放，手槍極少，都是老式不堪用的，因此要求滬上黨方幫助，這個要求同時也微含一些要挾的意思在内。
數經磋商，陳英士和上海革命團體方面竟完全慷慨答應，并允許到我們起事前一二日，準定派“敢死隊”來一同參加起義，後來果然派了敢死隊數十人陸續混進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