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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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校名義上的倡辦人是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其任内入學的人，他都視作學生，實際籌備而主持者是傅沅叔先生。
傅先生是四川江安縣人，一位少年翰林，辦學時還不過三十幾歲。
他開辦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學教員，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處招生。
那時讀書的女子甚少，讀過新書的更少，二十歲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異地，躬自遠道招生，登報招收女生，在當時尚屬創見。
後來北京、天津、保定三處，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師，于南北人情生活習慣的溝通，頗有貢獻，不能不說由于他的遠見和勇氣。
一部分地方上狹窄人士，以為用北方的經費，培植異鄉的人，亦有持異議者。
傅先生之後，校長都為本省人，學校名稱，亦由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改為直隸女子師範學校，又改為河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最後擴充為河北女子師範學院。
我是北洋女師時學生，畢業時，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凱而是楊士骧了。
傅先生在我們一班畢業後，升任直隸提學使。
張之洞為學部尚書，辦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請他兼任校長，故京津兩地最早女學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師教職員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學在内了。
傅先生做我們校長&mdash&mdash那時稱為監督&mdash&mdash和我們見面是在全體聚會有典禮時，聽他訓話，此外我們的一班國文教師缺課，總由他自己來代。
學校日常的事有吳藹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時稱為提調；吳提調是直隸清苑縣人，舉人而留日學師範。
我們的日本女教師佐口美都子講教育學、心理學時，翻譯先生請假，他常代充翻譯。
我們的課程分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後者偏重數理，由各人自願選擇，我選的第一部。
我們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時入校，同時畢業，三班并不整齊劃一，有國文在甲班而數學在丙班者，亦有讀過外國書而對本國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
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總平均定等級，此等級亦即津貼的标準，故人皆甯為“雞首”而不作“牛後”；各樣功課全在甲班者不過數人。
因時勢所需要，我們有未畢業而已受聘兼課之人，沒有想做事而失業的人，時代與社會都十分優寵我們的。
我到津一個月後，父親母親在報上見我被錄取的消息，這是一九〇六年。
我生平名不見經傳，這卻是第一次見報，忝居榜首。
我函禀父母，選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課全在甲班，考試成績得最高津貼，每月拾元，足以自顧衣着。
我與其他同學不同，須改換女裝。
在家塾時，我們都用最廉價之筆墨，到津後，自己出入書店，雖無補我拙劣的書法，我慷慨買上等紙筆文具，有時迹近浪費。
社會是期待我們的未來，不是獎許我們的既往，如此對待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實在大厚了。
我不能不感謝在家塾的老師們，不疏忽我們，使我們得接受這樣的機會。
在天津，我們前前後後的老師中，董賓國（士佐）先生四川人，孫師鄭（雄）先生江蘇人，鄧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認真。
我在嘉興時，未讀諸子書，鄧先生是注意學術思想的人，引我們認識先秦諸子，提示時代地域與思想文體的關系。
他叫我們看一段文字，評論其為某類作品，這亦是一個速成教法。
講堂上讀不了多少書，然如果好學，亦可借以得點門徑。
我始終不是做學問的人，但受鄧先生影響甚多，我的讀書方法常照他所提示。
他是吳汝綸得意弟子，留學日本，剪了辮子将假辮釘在帽子上，夏天亦帶着黑紗瓜皮帽。
教地理的南通張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國地理教科書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時已讀過他的書。
這幾位老師若非官立學校經費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們有四位外籍女教師：兩個日本人，一個美國人，一個德國人。
與同學們最親近的是那德國先生貝安納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圖畫。
她本是一個油畫家，請來為西太後畫像，到京後期，安插在我們學校。
沒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樣在功課以外關心學生的生活起居，學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裡，她無有不去探望。
她看我們飯食不夠營養，冬天每日送我們一大鍋牛奶，放着可可粉，擺在飯廳裡，要大家取喝。
大半的同學沒有吃過可可糖，亦不喜歡牛奶。
她又覺得我們不夠社交娛樂，向監督說明，請同學到
傅先生是四川江安縣人，一位少年翰林，辦學時還不過三十幾歲。
他開辦初期的目标，要速成一百名小學教員，分向北京、天津、上海三處招生。
那時讀書的女子甚少，讀過新書的更少，二十歲而尚未成家的少之尤少，不得不借才異地，躬自遠道招生，登報招收女生，在當時尚屬創見。
後來北京、天津、保定三處，有不少江浙籍的女教師，于南北人情生活習慣的溝通，頗有貢獻，不能不說由于他的遠見和勇氣。
一部分地方上狹窄人士，以為用北方的經費，培植異鄉的人，亦有持異議者。
傅先生之後，校長都為本省人，學校名稱，亦由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改為直隸女子師範學校，又改為河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最後擴充為河北女子師範學院。
我是北洋女師時學生，畢業時，北洋大臣已非袁世凱而是楊士骧了。
傅先生在我們一班畢業後，升任直隸提學使。
張之洞為學部尚書，辦京師女子師範學堂，請他兼任校長，故京津兩地最早女學生都是沅叔先生弟子，而京女師教職員中，已有我速成的同學在内了。
傅先生做我們校長&mdash&mdash那時稱為監督&mdash&mdash和我們見面是在全體聚會有典禮時，聽他訓話，此外我們的一班國文教師缺課，總由他自己來代。
學校日常的事有吳藹辰（鼎昌）先生主持，那時稱為提調；吳提調是直隸清苑縣人，舉人而留日學師範。
我們的日本女教師佐口美都子講教育學、心理學時，翻譯先生請假，他常代充翻譯。
我們的課程分為第一部、第二部，前者偏重文史，後者偏重數理，由各人自願選擇，我選的第一部。
我們的班次共分甲乙丙三班，同時入校，同時畢業，三班并不整齊劃一，有國文在甲班而數學在丙班者，亦有讀過外國書而對本國文史甚隔膜者，各按程度插班。
大考三班同榜，以各自總平均定等級，此等級亦即津貼的标準，故人皆甯為“雞首”而不作“牛後”；各樣功課全在甲班者不過數人。
因時勢所需要，我們有未畢業而已受聘兼課之人，沒有想做事而失業的人，時代與社會都十分優寵我們的。
我到津一個月後，父親母親在報上見我被錄取的消息，這是一九〇六年。
我生平名不見經傳，這卻是第一次見報，忝居榜首。
我函禀父母，選入偏重文史之部，功課全在甲班，考試成績得最高津貼，每月拾元，足以自顧衣着。
我與其他同學不同，須改換女裝。
在家塾時，我們都用最廉價之筆墨，到津後，自己出入書店，雖無補我拙劣的書法，我慷慨買上等紙筆文具，有時迹近浪費。
社會是期待我們的未來，不是獎許我們的既往，如此對待僅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實在大厚了。
我不能不感謝在家塾的老師們，不疏忽我們，使我們得接受這樣的機會。
在天津，我們前前後後的老師中，董賓國（士佐）先生四川人，孫師鄭（雄）先生江蘇人，鄧和甫（毓怡）先生河北人，都教文史十分認真。
我在嘉興時，未讀諸子書，鄧先生是注意學術思想的人，引我們認識先秦諸子，提示時代地域與思想文體的關系。
他叫我們看一段文字，評論其為某類作品，這亦是一個速成教法。
講堂上讀不了多少書，然如果好學，亦可借以得點門徑。
我始終不是做學問的人，但受鄧先生影響甚多，我的讀書方法常照他所提示。
他是吳汝綸得意弟子，留學日本，剪了辮子将假辮釘在帽子上，夏天亦帶着黑紗瓜皮帽。
教地理的南通張蔚西（相文）先生早年旅行西北，是中國地理教科書最早作者，我在私塾時已讀過他的書。
這幾位老師若非官立學校經費充足，若非大邑集各地之才，是不容易遇到的。
我們有四位外籍女教師：兩個日本人，一個美國人，一個德國人。
與同學們最親近的是那德國先生貝安納小姐，她教的是德文和圖畫。
她本是一個油畫家，請來為西太後畫像，到京後期，安插在我們學校。
沒有一位先生像她那樣在功課以外關心學生的生活起居，學生有病住病房，不管是否在她班裡，她無有不去探望。
她看我們飯食不夠營養，冬天每日送我們一大鍋牛奶，放着可可粉，擺在飯廳裡，要大家取喝。
大半的同學沒有吃過可可糖，亦不喜歡牛奶。
她又覺得我們不夠社交娛樂，向監督說明，請同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