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天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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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搬進北京翠花街屋時，有一希望，無論如何在一年内決不搬家，以打破五年來一歲數遷之例。
很願在這古樸城中作個太平之民，流連景物興緻略過，已在收束身心，務減少無謂的人事應酬。
明令恢複膺白的軍階後，例應穿軍服入見黎總統，沒有軍服，向陸軍部蔣雨岩（作賓）次長借，試着大小不合，仍穿便服而去。
回國後，他不猶豫做兩條馬褲，然斟酌未做一套禮服。
不到幾個月功夫，在政府的幾個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擊，欲效奔走而無能，對政海看得更可怕。
我們讨論實業不成，又想回到讀書之路。
黎段府院之争愈烈，無兵之黎，當然不及有兵之段。
不知是誰的策劃，黎召張勳入京。
張勳是清末守南京之人，被革命聯軍打退，後來盤踞徐州，俨然舉足輕重，所部皆留辮，示不從民國，人稱他辮帥。
二次革命後，長江流域雖已盡成北軍勢力圈，然經過徐州更令人有戒心。
津浦通車過徐州站停較長時間，辮兵随意上車，人莫不厭惡。
我們往來南北，所乘卧車包房有門，他們随意開門索報紙，與之則去。
這樣的将心與軍紀，是兇非吉，不言可知。
黎氏召張勳入京消息見報，我不假思索謂膺白曰：“此董卓也，怕我們在這裡又住不滿一年。
”果然複辟禍起。
想不到張勳如此無計，亦不知其定計時上了多少人的當，不旋踵而瓦解身遁。
然清帝複辟，豈容我們稍存猶豫！我們匆促離京到天津，并無計劃，膺白即日坐船南行，亦無任何聯絡。
隻有一點信心，江南人民，決不贊成複辟，他拟在江浙二省努力，去處甚多，朋友亦甚多。
在翠花街隻住十個月，終未達到一年之願。
可惜院子内已經搭就涼棚，北京的涼棚最講究，涼棚下歇夏是别有風味的。
這次，家裡增了人口，還有牲口，我須維持後台，不能同行，拟在天津覓屋居家。
我對天津雖甚熟悉，但沒有住過租界。
天津有八國租界，即庚子為拳亂而來之聯軍八國，各自為政，與上海租界不盡同。
住租界誠可痛可恥，不得已而為之，我對之都茫然，而這次則不得不在租界覓屋。
競存女學校長陸幼峰君以暑假在迩，留我住她校内，可以從容選擇住處。
她們所在的日本租界，我不喜歡，毗連的法租界同樣鬧雜。
膺白動身前曾與我往訪他同學唐少蓮（凱）先生，唐家住在河北區，我讀書時唐家已在天津，天緯路女師大門上的門額，即少蓮的大哥企林（肯）先生手筆，企林夫人是膺白母親娘家親戚，還小一輩。
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幫我到處打聽空屋，這時由北京逃難到津的人甚擁擠，屋極難得。
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馬路看到一排出租房屋，是兩樓兩底半獨立小洋房，門前有小小空地，後面廚房，樓上亦有兩間小房。
七号的一宅正空着，月租七十元，與翠花街相同，然房少而間間合用，我立刻訂一年合同，租下來。
意租界範圍甚小，開辟亦甚慢，無商店市面，在天津稱為河東區。
租界當局禁賭獨嚴，家庭打麻将亦在禁例，因此大員們在那裡有很講究意大利建築式的大宅，而不耐久居。
聽說一個要人曾被警察請去面交罰款，毫不通融。
出租的屋亦比較易空。
這是我們在中國第一次住有自來水浴室的房子，把傭人減到男女各一，周老媽媽燒飯洗衣而外，做性元的鞋襪，男傭人蔣俊明買菜打雜，還時時喊無聊。
俊明是北方有習氣的聽差，人很能幹，在我家有點大才小用。
我和膺白都是不輕易解雇傭人的人，他不辭亦就留他。
周老媽媽不喜經手銀錢報賬，故雜用出入一概由他，還用他一個兄弟做做助手。
意租界禁賭之嚴，他深知道，故亦不敢抱怨主人不應酬，如此一直在天津相安幾年。
那時全家襯衣都我自做，有時亦做鞋襪。
我能憑空剪當時最入時的兩片尖口鞋樣，常有人請教我，孩子們聽了以為我做的一定更好。
從搬到北方以來，我開始做手工，以做手工為定心養性初步，漸成習慣。
有一次家裡的電燈費特多，我懷疑電表有毛病，又以為公司記錯了賬。
經老媽媽提醒，我改一件舊綢襖用電熨鬥久久不停。
又一次，一個朋友來訪，我正在學繡一雙花鞋，于是我能刺繡的風聲亦傳了出去。
這些，我都是低能而竭力好弄，朋友們半獎半訝。
在得不償失和不虞之譽中，我得到的益處是耐得住閑，不怕寂寞。
幾件舊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舊。
客廳裡五件小型黃楊木彈簧椅，是我在上海舊貨店購來，原為臨時局面，始終舍不得換去。
在北京時添置兩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墊，做上黃卡其布套，是最舒适的兩個座位。
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于我們好整好潔的習慣，常脫口而問，這是你們客廳？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發問的一個。
我們的飯廳做過客房，床不夠時，長餐桌上亦睡過人。
這所小小房子，一搬進去就很熱鬧，有自北京來避難的親戚。
膺白不在家，而複辟亦眼看不會成功，大家的氣已松，每日沒有事做，有兩組音樂。
熙文懂點京戲，她同學中的旗族故家，家裡都會哼幾句，傳授她一些辭句；那時老生劉鴻聲的唱片大行，我家裡亦都買有。
一張《斬黃袍》的唱片，在唱機轉盤上一遍兩遍不停，連我聽到爛熟，有時為唱片讨饒，讓它休息一下。
六舅敬鈞剛畢業北大，找到順直水利會工作，離我家很近，尋宿舍不着時亦住我家，他能吹箫和笛。
嘉興人喜昆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學曲，很少小輩願陪他，隻我二妹性仁陪着學過幾段，性仁會的幾段，我和性元亦聽到爛熟。
我學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箫更細而難吹，常在水龍頭沖水，望其易于成聲，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細細為我補好。
這一組音樂比唱片更難聽。
天津市區有兩個車站，新站和老站。
我家距老站甚近，往來京津或往來南北的朋友，很容易來看我們，吃頓便飯或住宿一夜。
那幾年是膺白身體極健康的時候，興緻常好，還沒有生活古怪的名聲，古怪實是身體不好之故。
我們樓上兩間卧室，一間我們自住，一間名為熙文的卧室，她一開學即為膺白用功之處，有一張七隻抽屜的書桌和一書架。
梁任公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歐洲回來，一日與範靜生（源廉）先生晚飯後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書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
膺白請他們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狀不齊，套着紙卷，标上記号的參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
膺白一切生活都極整齊，惟寫文字最愛惜廢紙，利用廢紙，他以用全家破筆及殘餘抄本信箋為得意。
這習慣使我現在整理他的遺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電稿，有大可糊窗，有狹長如帶，有正反面俱寫，有不同性質而寫在一起交給譯電生的稿。
這定是從小受了他母親惜物和敬惜字紙之教
很願在這古樸城中作個太平之民，流連景物興緻略過，已在收束身心，務減少無謂的人事應酬。
明令恢複膺白的軍階後，例應穿軍服入見黎總統，沒有軍服，向陸軍部蔣雨岩（作賓）次長借，試着大小不合，仍穿便服而去。
回國後，他不猶豫做兩條馬褲，然斟酌未做一套禮服。
不到幾個月功夫，在政府的幾個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擊，欲效奔走而無能，對政海看得更可怕。
我們讨論實業不成，又想回到讀書之路。
黎段府院之争愈烈，無兵之黎，當然不及有兵之段。
不知是誰的策劃，黎召張勳入京。
張勳是清末守南京之人，被革命聯軍打退，後來盤踞徐州，俨然舉足輕重，所部皆留辮，示不從民國，人稱他辮帥。
二次革命後，長江流域雖已盡成北軍勢力圈，然經過徐州更令人有戒心。
津浦通車過徐州站停較長時間，辮兵随意上車，人莫不厭惡。
我們往來南北，所乘卧車包房有門，他們随意開門索報紙，與之則去。
這樣的将心與軍紀，是兇非吉，不言可知。
黎氏召張勳入京消息見報，我不假思索謂膺白曰：“此董卓也，怕我們在這裡又住不滿一年。
”果然複辟禍起。
想不到張勳如此無計，亦不知其定計時上了多少人的當，不旋踵而瓦解身遁。
然清帝複辟，豈容我們稍存猶豫！我們匆促離京到天津，并無計劃，膺白即日坐船南行，亦無任何聯絡。
隻有一點信心，江南人民，決不贊成複辟，他拟在江浙二省努力，去處甚多，朋友亦甚多。
在翠花街隻住十個月，終未達到一年之願。
可惜院子内已經搭就涼棚，北京的涼棚最講究，涼棚下歇夏是别有風味的。
這次，家裡增了人口，還有牲口，我須維持後台，不能同行，拟在天津覓屋居家。
我對天津雖甚熟悉，但沒有住過租界。
天津有八國租界，即庚子為拳亂而來之聯軍八國，各自為政，與上海租界不盡同。
住租界誠可痛可恥，不得已而為之，我對之都茫然，而這次則不得不在租界覓屋。
競存女學校長陸幼峰君以暑假在迩，留我住她校内，可以從容選擇住處。
她們所在的日本租界，我不喜歡，毗連的法租界同樣鬧雜。
膺白動身前曾與我往訪他同學唐少蓮（凱）先生，唐家住在河北區，我讀書時唐家已在天津，天緯路女師大門上的門額，即少蓮的大哥企林（肯）先生手筆，企林夫人是膺白母親娘家親戚，還小一輩。
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幫我到處打聽空屋，這時由北京逃難到津的人甚擁擠，屋極難得。
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馬路看到一排出租房屋，是兩樓兩底半獨立小洋房，門前有小小空地，後面廚房，樓上亦有兩間小房。
七号的一宅正空着，月租七十元，與翠花街相同，然房少而間間合用，我立刻訂一年合同，租下來。
意租界範圍甚小，開辟亦甚慢，無商店市面，在天津稱為河東區。
租界當局禁賭獨嚴，家庭打麻将亦在禁例，因此大員們在那裡有很講究意大利建築式的大宅，而不耐久居。
聽說一個要人曾被警察請去面交罰款，毫不通融。
出租的屋亦比較易空。
這是我們在中國第一次住有自來水浴室的房子，把傭人減到男女各一，周老媽媽燒飯洗衣而外，做性元的鞋襪，男傭人蔣俊明買菜打雜，還時時喊無聊。
俊明是北方有習氣的聽差，人很能幹，在我家有點大才小用。
我和膺白都是不輕易解雇傭人的人，他不辭亦就留他。
周老媽媽不喜經手銀錢報賬，故雜用出入一概由他，還用他一個兄弟做做助手。
意租界禁賭之嚴，他深知道，故亦不敢抱怨主人不應酬，如此一直在天津相安幾年。
那時全家襯衣都我自做，有時亦做鞋襪。
我能憑空剪當時最入時的兩片尖口鞋樣，常有人請教我，孩子們聽了以為我做的一定更好。
從搬到北方以來，我開始做手工，以做手工為定心養性初步，漸成習慣。
有一次家裡的電燈費特多，我懷疑電表有毛病，又以為公司記錯了賬。
經老媽媽提醒，我改一件舊綢襖用電熨鬥久久不停。
又一次，一個朋友來訪，我正在學繡一雙花鞋，于是我能刺繡的風聲亦傳了出去。
這些，我都是低能而竭力好弄，朋友們半獎半訝。
在得不償失和不虞之譽中，我得到的益處是耐得住閑，不怕寂寞。
幾件舊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舊。
客廳裡五件小型黃楊木彈簧椅，是我在上海舊貨店購來，原為臨時局面，始終舍不得換去。
在北京時添置兩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墊，做上黃卡其布套，是最舒适的兩個座位。
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于我們好整好潔的習慣，常脫口而問，這是你們客廳？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發問的一個。
我們的飯廳做過客房，床不夠時，長餐桌上亦睡過人。
這所小小房子，一搬進去就很熱鬧，有自北京來避難的親戚。
膺白不在家，而複辟亦眼看不會成功，大家的氣已松，每日沒有事做，有兩組音樂。
熙文懂點京戲，她同學中的旗族故家，家裡都會哼幾句，傳授她一些辭句；那時老生劉鴻聲的唱片大行，我家裡亦都買有。
一張《斬黃袍》的唱片，在唱機轉盤上一遍兩遍不停，連我聽到爛熟，有時為唱片讨饒，讓它休息一下。
六舅敬鈞剛畢業北大，找到順直水利會工作，離我家很近，尋宿舍不着時亦住我家，他能吹箫和笛。
嘉興人喜昆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學曲，很少小輩願陪他，隻我二妹性仁陪着學過幾段，性仁會的幾段，我和性元亦聽到爛熟。
我學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箫更細而難吹，常在水龍頭沖水，望其易于成聲，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細細為我補好。
這一組音樂比唱片更難聽。
天津市區有兩個車站，新站和老站。
我家距老站甚近，往來京津或往來南北的朋友，很容易來看我們，吃頓便飯或住宿一夜。
那幾年是膺白身體極健康的時候，興緻常好，還沒有生活古怪的名聲，古怪實是身體不好之故。
我們樓上兩間卧室，一間我們自住，一間名為熙文的卧室，她一開學即為膺白用功之處，有一張七隻抽屜的書桌和一書架。
梁任公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歐洲回來，一日與範靜生（源廉）先生晚飯後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書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
膺白請他們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狀不齊，套着紙卷，标上記号的參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
膺白一切生活都極整齊，惟寫文字最愛惜廢紙，利用廢紙，他以用全家破筆及殘餘抄本信箋為得意。
這習慣使我現在整理他的遺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電稿，有大可糊窗，有狹長如帶，有正反面俱寫，有不同性質而寫在一起交給譯電生的稿。
這定是從小受了他母親惜物和敬惜字紙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