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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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朝鮮，到東京會齊，同訪歐美。
其他同行的人，已到東京安排考察日程。
我們由北方起程的原因：一是順便，不必再回南，二是膺白對日本合并後的朝鮮建設甚為注意。
他在軍谘府籌辦軍事官報局，往日本參觀并購機器，曾經到過漢城二次。
他告訴我，聽朝鮮孩子在學校唱日本國歌時的難過。
他亦甚顧慮東三省前途，勸我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們決定取道于此。
任務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負一半責任，理由甚簡單而亦甚天真。
我在天津有舊時同學相叙，托辭居津，可避免參谒當局。
我讀過書的北洋女師，正是袁世凱在北洋總督任内所辦，曾見過他幾次。
我以戊戌政變極同情主張變法的一派，對袁有成見，不願接近。
膺白到京谒袁時，他還提起我是他學生，何不往見，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對。
除此以外，在津與南方電訊、交通都早一站。
京津相距車程不到四小時，當天可以往來。
我們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
我離開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熱鬧，而北京則改變甚多。
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開始新建設，實業與教育二事之提倡至顯著，市政亦然。
金鐘橋、河北公園、國貨陳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見其開幕。
中國人在貼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樂居之，我記憶最深的是天津。
此次天津在政治上減少了重要性，直隸都督不是北洋領袖，天津亦隻是一個普通省會。
我們住着甚為清靜，我尤其如歸故鄉。
北京則昔日深閉之宮廷，成為耳目衆多之總統府，許鄉風俗改變得甚快。
最顯見者，新官場的社交、眷屬活動，和夜市酒館戲院的增添熱鬧。
從前大吏冶遊，禦史據以參奏，此次聞“藩省”王公及邊遠代表到京谒見，當局囑左右陪逛胡同。
新當選的參衆兩院議員，亦出入著名的八大胡同，不以為怪。
飯局之多，日必數起，浪費物質時間精力，乘酒酣耳熱而談政治的風氣亦正開始。
如此無振作氣象的新生活，後來不知摧毀多少可以建國的新人。
官僚化和腐化，在民國第一頁史上即已注定。
在天津北京兩處，我們恰巧逢着一次元旦，一次南北統一紀念日；元旦亦即是民國成立紀念日。
兩次都見市中彩牌樓高懸清帝退位诏書，以為民國的由來在此。
軍事當局見南來代表，辄曰：革命算僥幸成功。
此種揚禅讓之迹，表不打之功，政治上狹窄心理，為民國亂源之一。
政治态度狹窄，不僅民初政府為然，但我們系初次感覺。
一般人提到革命二字，總似存有破壞冒險之意。
膺白與我同時起了一個念頭，為國家必須消除南北之見，并願以身作則，在北方多數人中，相習處，而表露革命者身份，以解說真正革命之義。
這是促成我們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以後居家北方，先在社會努力，而後任職政府，實現民十三（一九二四）首都革命之一原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三月初，膺白在北京接洽之事已畢，已在津整頓行李，将照原定行程，向東北出發。
忽接英士先生來電言，當選浙江參議員，拟到京就職，罷出洋之議。
膺白接訊不以為然，複電不贊成；其不贊成之理由大緻如下：中山先生辦鐵路，克強先生辦礦，英士先生不就唐内閣之工商總長職，而出國考察工商，原屬議和及讓政時默契，既言出國，必當守約。
此次在京，對北方政治及袁氏心迹，看得甚清，他絕對要把持政權。
逼之愈甚，使之愈不放心，手段必愈劣，他比清室有力且兇。
革命黨人宜以真正學問道德報國，不在政權一時得失。
大家以前急于革命，對建設未曾充分研究，宜乘機會充實自己。
不然，雙方緻力于内争，徒使國家吃虧，于自己亦未必有利。
膺白的意見甚迂，但甚堅決。
電文不能詳之事，特托嶽軍先生南行面陳，我們仍準備到東京候英士先生。
嶽軍先生返滬面洽一切後，又奉命匆匆來津與膺白商。
相見第一語說：“不得了，鈍初被刺，生死尚未知。
”他與鈍初先生不約而同車北行。
不數小時，上海來電報告鈍初先生被刺身死情形，并促膺白即日南歸。
至此，我們毫不遲疑，将準備好東行的行李，立即搬上南下的火車。
在車上遇着袁政府派往緻祭的代表二人：鄭汝成及何成濬。
何本系克強先生舊屬，鄭則系袁氏親信，後在二次革命時秘密到上海布置之一人。
宋案破案的線索由于密電。
吳承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職上海電報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時，上海尚未舉義前，為電報而認識他。
他與英士先生為吳興同鄉，能由電碼一望而知其文，未出過國，而英文英語都極好。
宋案從電報中尋線索，亦由他先想着。
一個幫會頭腦做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亦辦過南京總統府成立時庶務的應桂馨，忽然與北京要人頻通密電，事有可疑。
租界巡捕房在應的家裡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證俱獲。
教唆者為政府當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我們雖然置身革命，對不光明的殺人始終反對。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們正感情沖動，談論對策。
對策有不同，而憤慨于袁政府之不法，則無不同。
常常在同孚路黃克強先生家集會，通常參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來的代表。
膺白亦每會都參加之一人。
讨論來讨論去，原則隻有兩點：用法律起訴？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訴難以有效，顯然可知。
稱兵則有是非成敗兩方面：從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國民黨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從成敗方面看，積極主戰的人以為革命黨用兩支手槍奪過城池，辛亥有先例。
鄭重估計的人以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黨已精疲力盡。
人心之趨向亦與辛亥不同：辛亥是舉國一緻的光複，此時是兩派政權的得失。
民衆對革命黨信仰并未堅固樹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軍政府時間太短，尚無政績予人留戀，亦有不經意而與人口舌之處。
經不起袁政府以權利籠絡，歪曲宣傳。
崇拜英雄空氣與輿論，均與辛亥不同。
膺白是在不主戰的一面。
文人喜談兵，武人好論政，是當時一畸形現狀，而以前者為尤甚。
主張鄭重，人即以為富貴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敵。
有人言兩部小說，支配當時南北人情：袁氏熟讀《三國演義》，盡縱橫捭阖之能；革命黨有《水浒》氣息，患難時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堅決主戰，他們看到袁氏終将為民國之害。
克強先生雖與鈍初先生公私交誼甚深，又屬湖南同鄉，然言“鈍初已死，不可複救，而民國根基未固”，頗主慎重。
又言：“措詞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
”（見緻梁燕孫電）可見當時看法不同，與意氣難平之狀。
估計戰略與戰術，每被人譏為辛亥未嘗有此。
以辛亥經驗，成敗關鍵在南京與上海，克強先
其他同行的人，已到東京安排考察日程。
我們由北方起程的原因：一是順便，不必再回南，二是膺白對日本合并後的朝鮮建設甚為注意。
他在軍谘府籌辦軍事官報局，往日本參觀并購機器，曾經到過漢城二次。
他告訴我，聽朝鮮孩子在學校唱日本國歌時的難過。
他亦甚顧慮東三省前途，勸我這是值得一去的地方，所以我們決定取道于此。
任務在北京而居家在天津，我負一半責任，理由甚簡單而亦甚天真。
我在天津有舊時同學相叙，托辭居津，可避免參谒當局。
我讀過書的北洋女師，正是袁世凱在北洋總督任内所辦，曾見過他幾次。
我以戊戌政變極同情主張變法的一派，對袁有成見，不願接近。
膺白到京谒袁時，他還提起我是他學生，何不往見，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對。
除此以外，在津與南方電訊、交通都早一站。
京津相距車程不到四小時，當天可以往來。
我們四人分班入京，常留二人在津看家。
我離開北方四年左右，此次天津不如以前熱鬧，而北京則改變甚多。
上次我在天津，正值北洋大臣治下，開始新建設，實業與教育二事之提倡至顯著，市政亦然。
金鐘橋、河北公園、國貨陳列所、售品所，我都看見其開幕。
中國人在貼近租界自建新式都市而樂居之，我記憶最深的是天津。
此次天津在政治上減少了重要性，直隸都督不是北洋領袖，天津亦隻是一個普通省會。
我們住着甚為清靜，我尤其如歸故鄉。
北京則昔日深閉之宮廷，成為耳目衆多之總統府，許鄉風俗改變得甚快。
最顯見者，新官場的社交、眷屬活動，和夜市酒館戲院的增添熱鬧。
從前大吏冶遊，禦史據以參奏，此次聞“藩省”王公及邊遠代表到京谒見，當局囑左右陪逛胡同。
新當選的參衆兩院議員，亦出入著名的八大胡同，不以為怪。
飯局之多，日必數起，浪費物質時間精力，乘酒酣耳熱而談政治的風氣亦正開始。
如此無振作氣象的新生活，後來不知摧毀多少可以建國的新人。
官僚化和腐化，在民國第一頁史上即已注定。
在天津北京兩處，我們恰巧逢着一次元旦，一次南北統一紀念日；元旦亦即是民國成立紀念日。
兩次都見市中彩牌樓高懸清帝退位诏書，以為民國的由來在此。
軍事當局見南來代表，辄曰：革命算僥幸成功。
此種揚禅讓之迹，表不打之功，政治上狹窄心理，為民國亂源之一。
政治态度狹窄，不僅民初政府為然，但我們系初次感覺。
一般人提到革命二字，總似存有破壞冒險之意。
膺白與我同時起了一個念頭，為國家必須消除南北之見，并願以身作則，在北方多數人中，相習處，而表露革命者身份，以解說真正革命之義。
這是促成我們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以後居家北方，先在社會努力，而後任職政府，實現民十三（一九二四）首都革命之一原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三月初，膺白在北京接洽之事已畢，已在津整頓行李，将照原定行程，向東北出發。
忽接英士先生來電言，當選浙江參議員，拟到京就職，罷出洋之議。
膺白接訊不以為然，複電不贊成；其不贊成之理由大緻如下：中山先生辦鐵路，克強先生辦礦，英士先生不就唐内閣之工商總長職，而出國考察工商，原屬議和及讓政時默契，既言出國，必當守約。
此次在京，對北方政治及袁氏心迹，看得甚清，他絕對要把持政權。
逼之愈甚，使之愈不放心，手段必愈劣，他比清室有力且兇。
革命黨人宜以真正學問道德報國，不在政權一時得失。
大家以前急于革命，對建設未曾充分研究，宜乘機會充實自己。
不然，雙方緻力于内争，徒使國家吃虧，于自己亦未必有利。
膺白的意見甚迂，但甚堅決。
電文不能詳之事，特托嶽軍先生南行面陳，我們仍準備到東京候英士先生。
嶽軍先生返滬面洽一切後，又奉命匆匆來津與膺白商。
相見第一語說：“不得了，鈍初被刺，生死尚未知。
”他與鈍初先生不約而同車北行。
不數小時，上海來電報告鈍初先生被刺身死情形，并促膺白即日南歸。
至此，我們毫不遲疑，将準備好東行的行李，立即搬上南下的火車。
在車上遇着袁政府派往緻祭的代表二人：鄭汝成及何成濬。
何本系克強先生舊屬，鄭則系袁氏親信，後在二次革命時秘密到上海布置之一人。
宋案破案的線索由于密電。
吳承齋（佩潢）先生在清末任職上海電報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時，上海尚未舉義前，為電報而認識他。
他與英士先生為吳興同鄉，能由電碼一望而知其文，未出過國，而英文英語都極好。
宋案從電報中尋線索，亦由他先想着。
一個幫會頭腦做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亦辦過南京總統府成立時庶務的應桂馨，忽然與北京要人頻通密電，事有可疑。
租界巡捕房在應的家裡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證俱獲。
教唆者為政府當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我們雖然置身革命，對不光明的殺人始終反對。
膺白到上海之日，同志們正感情沖動，談論對策。
對策有不同，而憤慨于袁政府之不法，則無不同。
常常在同孚路黃克強先生家集會，通常參加者：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各省往來的代表。
膺白亦每會都參加之一人。
讨論來讨論去，原則隻有兩點：用法律起訴？抑用武力再革命？起訴難以有效，顯然可知。
稱兵則有是非成敗兩方面：從是非方面看，袁固不法，國民黨不假他途而即用武，是否合法？從成敗方面看，積極主戰的人以為革命黨用兩支手槍奪過城池，辛亥有先例。
鄭重估計的人以為袁氏非清室暗弱可比，而革命黨已精疲力盡。
人心之趨向亦與辛亥不同：辛亥是舉國一緻的光複，此時是兩派政權的得失。
民衆對革命黨信仰并未堅固樹立，辛亥南京政府和各地軍政府時間太短，尚無政績予人留戀，亦有不經意而與人口舌之處。
經不起袁政府以權利籠絡，歪曲宣傳。
崇拜英雄空氣與輿論，均與辛亥不同。
膺白是在不主戰的一面。
文人喜談兵，武人好論政，是當時一畸形現狀，而以前者為尤甚。
主張鄭重，人即以為富貴不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敵。
有人言兩部小說，支配當時南北人情：袁氏熟讀《三國演義》，盡縱橫捭阖之能；革命黨有《水浒》氣息，患難時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中山先生、英士先生堅決主戰，他們看到袁氏終将為民國之害。
克強先生雖與鈍初先生公私交誼甚深，又屬湖南同鄉，然言“鈍初已死，不可複救，而民國根基未固”，頗主慎重。
又言：“措詞非易，其苦尤甚于死者。
”（見緻梁燕孫電）可見當時看法不同，與意氣難平之狀。
估計戰略與戰術，每被人譏為辛亥未嘗有此。
以辛亥經驗，成敗關鍵在南京與上海，克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