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九一八”沈陽霹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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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幹山住到第四個年頭，我們已習慣“靜”之樂，而少感“寂”之苦。
年年十一月下山，在杭州訪晤親友，遊覽西湖，到膺白的三哥叔汀家，探望大哥，然後返滬度歲，習以為常。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我們忽然提早返滬，為九月十八日沈陽變起，日本軍占領我東北，這是大大的國難臨頭。
消息得自九月十九日上海市長張嶽軍先生電告，電曰：“昨晚東北軍與日軍在沈陽沖突，日軍乘機占領沈陽，事态極為嚴重。
” 膺白已經漸漸的與當局疏遠，函電務少，對嶽軍先生亦然。
他自己有詩句“隔院着花不可攀”；私交盡厚，分際應嚴。
尤其上海市政府裡舊人甚多，他在滬之日，自市長以下，不免常常要來看他。
為彼此方便，他甚至提早上山，延遲返滬。
這年的夏天，李曉垣先生自動到山做客；李先生在津在滬做吾家客不止一次，吾家上下大小都歡迎他随便而又與人無犯态度。
這次他的來山，情緒稍有不同，略帶些自質意義。
閻、馮之戰，他與閻系同學，與馮有民十三（一九二四）國民軍關系，最後曾不遠千裡赴晉勸慰，因此閻、馮敗後，他被點嫌疑。
無論如何，膺白絕無反中央、反蔣之事，這點，中傷他的人，亦造不出謠言。
與膺白共處，态度自明。
下面是十八年（一九二九）八月五日李先生從山西晉祠來的一封信，信中“百兄”為閻錫山，“煥兄”為馮玉祥，所言“往事”即濟案；剪報則解釋當時馮之态度，鄧哲熙、韓複榘、石友三俱是馮的部下。
所雲《今天新報》亦附于下。
膺兄惠鑒：别後瞬逾數月，時以為念，近維動定佳良為頌。
聞滬上熱度頗高，想此時正與英嫂避暑山中，在萬竿綠蔭之下領略風趣也。
弟本在香山習靜，随緣而至太原；爾時風雲正急，又親聞災區慘狀，竟為悲願所驅使，馳行千餘裡，以佛說說煥兄，煥兄知舊友非挾他意而來，立允放下一切，此未始非佛法因緣也。
煥兄語弟，十三年冬本已約兄遊日，願竟未遂，此時兄遠處東南，恐難偕行，遂約弟東渡以遂昔日未竟之志，弟以義不容辭慨然允諾。
本拟抵太原後即可首途，嗣因百兄被留，展期三月。
現百兄忙于編遣，煥兄暫憩晉祠醫治宿疾。
弟固随遇而安者，有人邀至北平，即在北平修法，現閑居晉祠，地頗幽靜，泉石勝境亦不多得，即留在此間修法，幸尚無一日間斷，足慰厪念。
在華陰時，曾以往事面詢煥兄，何不對兄明規，而在暗地責毀良友，渠聞之殊為憤慨。
其所述當時情況，與鄧君哲熙近日緻《今天新報》之函略同。
頃披閱各處報紙，見此新聞一條，頗觸舊懷，特為裁下寄上一閱。
吾人處世數十年，不過如空中之鳥迹，若有若無，僅存印象，兄閱後亦不必萦懷也。
煥兄經韓（複榘）、石（友三）之變，态度轉趨消極，對舊友愈深感念，特于兄尤然。
聞今年四五月間滬上修法同人，已有數十人成就，兄修法未間斷否？若法未學全，滬上當有代授者。
此為吾人根本問題，此外一切世事，雖一時轟轟烈烈，不過如夢幻泡影，轉眼即空耳。
弟在此頗閑适，拟俟秋涼略加精進，或當有少許進境也。
兄近狀如何？至以為念，暇祈略示一二為荷！專此敬頌暑安，嫂夫人安好。
弟曉圓上。
十八年八月五日 北平《今天新報》代論（十八年八月一日）郭增恺 本報第一版社論，《作者緻王儒堂先生一封公開的信》中，曾有以次之語：“昨歲八月，走方漫遊皖蘇，某日至甯，值故人包志拯兄，悉先生将于次晨十時，長國民政府外交部。
時黃膺白先生以濟南慘變，離職适滬。
馮先生倡議于先，蔣先生裁可于後，因之先生得為黃之繼，當其時之巨艱大難矣。
”孰知此短短幾句，乃大與事實違。
茲特據關涉者來書及告語，聲明更正。
增恺先生大鑒：頃于七月十三日北平《今天新報》，獲讀先生緻王儒堂先生書，其中關于儒堂先生繼黃膺白先生而為外長之記載，與事實不符。
查去歲五三慘案發生後，蔣先生與馮先生會于豫東之李壩集。
蔣先生當謂“膺白外交辦失敗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滿意，中央拟以儒堂繼任外長”，征詢馮先生對此意見；馮先生答稱“弱國無外交可言，若無實力為後盾，無論誰去辦外交，均難有成績。
膺白、儒堂都是多年老友，個人對此，無絲毫成見，應請中央主持”雲雲；此當時蔣、馮兩先生會談之經過也。
哲熙朝夕追随馮先生，關于此事耳熟能詳。
先生緻王儒堂先生書中，謂“王先生繼任外長，系馮先生倡議于前，蔣先生裁可于後”雲雲，顯與事實不符，應請先生自行設法更正。
又馮先生現系下野之人，對于實際軍事政治，略未過問，亦毫無表示，嗣後關于馮先生之言論行動，亦請根據事實，慎重記載，至所盼禱。
專此順頌暑祺。
鄧哲熙拜啟。
（十八、七、十六） 曉垣先生有八十餘歲老母及太太兒女在武昌，此次閑談中曾提起，如何囑咐太太，如何拜托朋友，老母有萬一，臨時如何處理等語。
膺白和我知他平日事母之狀，甚同情他的遠來做客之意。
九月十八日之晨正在早餐，傭人送進由武昌來緻李先生電報說：“母病速回。
”他立刻準備動身，膺白立刻為張羅車轎，為欲趕上最早的赴鄂江輪，電滬請嶽軍先生代定當夜赴京的車票，準備到京可以立刻上船。
故嶽軍先生十九日之電，我們都以為是報告李先生的行程。
我譯電至“日軍在沈陽”，已惶恐萬狀，看完全文，與膺白相對，欲哭無淚。
自濟南慘案以後，膺白不願見日本人，尤避外交官與軍人。
松井石根、芳澤謙吉等赴歐過滬，均托人來約，隻談友誼不談政治，膺白都婉辭。
佐分利貞男為日本人中對東亞看法最與膺白接近之人，濟案後出使中國，實其文人含補救之意，一再要求晤談，膺白均卻之；最後請到杭州靈隐寺相見，膺白亦未肯下山。
佐氏之死，膺白日記曰： 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日本駐華公使佐分利
年年十一月下山，在杭州訪晤親友，遊覽西湖，到膺白的三哥叔汀家，探望大哥，然後返滬度歲，習以為常。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我們忽然提早返滬，為九月十八日沈陽變起，日本軍占領我東北，這是大大的國難臨頭。
消息得自九月十九日上海市長張嶽軍先生電告，電曰：“昨晚東北軍與日軍在沈陽沖突，日軍乘機占領沈陽，事态極為嚴重。
” 膺白已經漸漸的與當局疏遠，函電務少，對嶽軍先生亦然。
他自己有詩句“隔院着花不可攀”；私交盡厚，分際應嚴。
尤其上海市政府裡舊人甚多，他在滬之日，自市長以下，不免常常要來看他。
為彼此方便，他甚至提早上山，延遲返滬。
這年的夏天，李曉垣先生自動到山做客；李先生在津在滬做吾家客不止一次，吾家上下大小都歡迎他随便而又與人無犯态度。
這次他的來山，情緒稍有不同，略帶些自質意義。
閻、馮之戰，他與閻系同學，與馮有民十三（一九二四）國民軍關系，最後曾不遠千裡赴晉勸慰，因此閻、馮敗後，他被點嫌疑。
無論如何，膺白絕無反中央、反蔣之事，這點，中傷他的人，亦造不出謠言。
與膺白共處，态度自明。
下面是十八年（一九二九）八月五日李先生從山西晉祠來的一封信，信中“百兄”為閻錫山，“煥兄”為馮玉祥，所言“往事”即濟案；剪報則解釋當時馮之态度，鄧哲熙、韓複榘、石友三俱是馮的部下。
所雲《今天新報》亦附于下。
膺兄惠鑒：别後瞬逾數月，時以為念，近維動定佳良為頌。
聞滬上熱度頗高，想此時正與英嫂避暑山中，在萬竿綠蔭之下領略風趣也。
弟本在香山習靜，随緣而至太原；爾時風雲正急，又親聞災區慘狀，竟為悲願所驅使，馳行千餘裡，以佛說說煥兄，煥兄知舊友非挾他意而來，立允放下一切，此未始非佛法因緣也。
煥兄語弟，十三年冬本已約兄遊日，願竟未遂，此時兄遠處東南，恐難偕行，遂約弟東渡以遂昔日未竟之志，弟以義不容辭慨然允諾。
本拟抵太原後即可首途，嗣因百兄被留，展期三月。
現百兄忙于編遣，煥兄暫憩晉祠醫治宿疾。
弟固随遇而安者，有人邀至北平，即在北平修法，現閑居晉祠，地頗幽靜，泉石勝境亦不多得，即留在此間修法，幸尚無一日間斷，足慰厪念。
在華陰時，曾以往事面詢煥兄，何不對兄明規，而在暗地責毀良友，渠聞之殊為憤慨。
其所述當時情況，與鄧君哲熙近日緻《今天新報》之函略同。
頃披閱各處報紙，見此新聞一條，頗觸舊懷，特為裁下寄上一閱。
吾人處世數十年，不過如空中之鳥迹，若有若無，僅存印象，兄閱後亦不必萦懷也。
煥兄經韓（複榘）、石（友三）之變，态度轉趨消極，對舊友愈深感念，特于兄尤然。
聞今年四五月間滬上修法同人，已有數十人成就，兄修法未間斷否？若法未學全，滬上當有代授者。
此為吾人根本問題，此外一切世事，雖一時轟轟烈烈，不過如夢幻泡影，轉眼即空耳。
弟在此頗閑适，拟俟秋涼略加精進，或當有少許進境也。
兄近狀如何？至以為念，暇祈略示一二為荷！專此敬頌暑安，嫂夫人安好。
弟曉圓上。
十八年八月五日 北平《今天新報》代論（十八年八月一日）郭增恺 本報第一版社論，《作者緻王儒堂先生一封公開的信》中，曾有以次之語：“昨歲八月，走方漫遊皖蘇，某日至甯，值故人包志拯兄，悉先生将于次晨十時，長國民政府外交部。
時黃膺白先生以濟南慘變，離職适滬。
馮先生倡議于先，蔣先生裁可于後，因之先生得為黃之繼，當其時之巨艱大難矣。
”孰知此短短幾句，乃大與事實違。
茲特據關涉者來書及告語，聲明更正。
增恺先生大鑒：頃于七月十三日北平《今天新報》，獲讀先生緻王儒堂先生書，其中關于儒堂先生繼黃膺白先生而為外長之記載，與事實不符。
查去歲五三慘案發生後，蔣先生與馮先生會于豫東之李壩集。
蔣先生當謂“膺白外交辦失敗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滿意，中央拟以儒堂繼任外長”，征詢馮先生對此意見；馮先生答稱“弱國無外交可言，若無實力為後盾，無論誰去辦外交，均難有成績。
膺白、儒堂都是多年老友，個人對此，無絲毫成見，應請中央主持”雲雲；此當時蔣、馮兩先生會談之經過也。
哲熙朝夕追随馮先生，關于此事耳熟能詳。
先生緻王儒堂先生書中，謂“王先生繼任外長，系馮先生倡議于前，蔣先生裁可于後”雲雲，顯與事實不符，應請先生自行設法更正。
又馮先生現系下野之人，對于實際軍事政治，略未過問，亦毫無表示，嗣後關于馮先生之言論行動，亦請根據事實，慎重記載，至所盼禱。
專此順頌暑祺。
鄧哲熙拜啟。
（十八、七、十六） 曉垣先生有八十餘歲老母及太太兒女在武昌，此次閑談中曾提起，如何囑咐太太，如何拜托朋友，老母有萬一，臨時如何處理等語。
膺白和我知他平日事母之狀，甚同情他的遠來做客之意。
九月十八日之晨正在早餐，傭人送進由武昌來緻李先生電報說：“母病速回。
”他立刻準備動身，膺白立刻為張羅車轎，為欲趕上最早的赴鄂江輪，電滬請嶽軍先生代定當夜赴京的車票，準備到京可以立刻上船。
故嶽軍先生十九日之電，我們都以為是報告李先生的行程。
我譯電至“日軍在沈陽”，已惶恐萬狀，看完全文，與膺白相對，欲哭無淚。
自濟南慘案以後，膺白不願見日本人，尤避外交官與軍人。
松井石根、芳澤謙吉等赴歐過滬，均托人來約，隻談友誼不談政治，膺白都婉辭。
佐分利貞男為日本人中對東亞看法最與膺白接近之人，濟案後出使中國，實其文人含補救之意，一再要求晤談，膺白均卻之；最後請到杭州靈隐寺相見，膺白亦未肯下山。
佐氏之死，膺白日記曰： 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日本駐華公使佐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