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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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亦以父稱之,不愧對鄰邦一個為我國而死難之士。
過了不久,協和先生從東京一路遊逛到長崎,他出門一向有兩個日本警察保護。
一夕,他裝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來請警察回去,次日還是病酒不能起身,實則他稱醉之夜,已登舟行矣。
香港日本領事館報告,過港舟中似有李烈鈞其人,長崎日警始發覺,當事者且受申斥。
此行動近于戲劇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開,而得保護,離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離去。
中國在日本學陸軍的人,辛亥前隻有政府官費,不若後來各地軍閥各自派遣留學生。
當時對本國隻有一心。
自第六期起,熱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
六、七兩期為“丈夫團”之中堅,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後任本省要職。
李協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寬,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韻松(聲濤)、廣西林蔭青(虎),均在江西任事。
後者是膺白在南京辦理編遣時,協和先生電調之人,帶一團兵去江西。
二次革命戰事雖無幾,而林虎将軍戰績,在日本報紙為惟一英雄。
亡命時,江西出來高級文武人員最多,而協和先生亦為特别受注意人物。
膺白與之因“丈夫團”關系,又與彭程萬、俞應麓二人同習測量,同在日本鄉間相處,因此江西的朋友獨多。
學測量的人不入士官,但當時習軍事者較為團結,故上述六期七期雲雲,均以官費學陸軍為準。
我們初無遠行之計,但感覺必須靜定下來,不是消極,即積極亦須靜定而後能知慮。
我們悔悟在國内時生活昏沉,失敗乃意中事,多數的人談政治不看書,不求進步。
在東京看見國内的報紙,稱我們為“亂黨”,輿論無力而無公道,是我們最痛心一件事。
膺白勸人乘閑讀書,自己關起門來讀書。
他自編文法教我日文,中國人學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買書價廉物美,歐美各地新書有極快途徑到東京書店,或很短時間譯成日文。
他說放棄這機會是可惜的。
他并不強我學日語,學日語與學其他外文同,需要時間與機會。
他為我打算,能看書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們的房東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兒和一無母外孫女,住在樓下,樓上兩間房讓給我們。
日本房間僅有紙障隔分,兩間等于一間。
家具隻一矮幾,供寫字用。
他們男女多能懸手寫字,女人的字同樣有筆力。
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盤茶,圍爐坐在厚而軟的墊子上。
爐是一隻磁質炭盆,水壺放在炭火上,煙灰頭棄爐灰中,一坐下來,煮茗含煙,盡在方丈之地。
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極重傷寒症,病愈飲食不慎而複發,亡命後腸胃久不恢複正常。
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勢不慣,甚苦,遂買了一張書桌及兩把坐椅。
膺白很喜歡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醬湯,故将早飯包給房東,有時午飯亦參加她們的烤魚和煮黃豆,因此廚房的事十分簡單。
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們太講究吃,他對飲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
老太的外孫女八重子,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中學生,每日放學歸亦來招呼我們一聲,叫我們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歡她的安詳。
我和膺白亦稱老太為伯母。
後來我們離開日本,幾年後再度經過東京時,老太定要我們吃她一頓飯,隻燒一樣菜,是照我在她家做過的火腿炖雞,人情味同中國前一輩的人一樣濃厚。
上章說過替膺白買書的江口先生,對我是膺白的助教,來一次總要講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給我聽,如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将,組過閣)的太太、廣濑中佐(日俄戰争封鎖旅順口而自沉,日人視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軍神)的朋友等等。
他不知道我是從小已經受過這類刺激教育的人。
膺白常怪他買書時選擇太嚴,費時甚多。
這種愛書而不随便化錢的窮讀書态度,實是可敬。
吾家日文書大半經過他手,在中國時,他來的信裡常是書評,即不買之書,亦說點内容和所以不買的理由。
這樣的人在日本極平常,我看了認為很難得。
他曾經告我,所識中國學生中,膺白是極愛書的一個。
我當時還未到過歐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廠,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讀書人為中國社會中堅分子”一個觀念,不禁惶惑起來。
那時日本還沒有實行減簡漢字,他們的中學裡就有漢文教科書,我曾買一部看,而無機會聽如何講讀。
日本早期的學者和開國的元老,大都精通漢文。
我見過的書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寫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體。
日本人亦多能漢詩,上面說過犬養《木堂詩集》。
平常背得出幾句中國舊詩,談吐中不經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還不少。
日俄戰時的東鄉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學,在日本盛于在中國。
攻旅順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國,日人尊為軍神,他的“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功成屍作山,愧我何顔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絕句,為國家殺敵制勝而歸,胸懷若此!這些,在我們亡命時,都重新添一番感觸,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國裡流無辜的血! 日本人雖受中國哲學影響,他們沒有取我們的“家族倫理觀念”。
他們的爵位傳長子,财産亦然,家庭間有獨立而不倚風氣。
但很重視我們的忠和義。
武士道訓練由此。
他們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親,以此完成社會秩序。
兩千多年前我們孟子的一個學生發問,假定舜為天子,瞽叟殺人,臯陶為士,則如之何?這問題實在很好。
皇帝的父親犯了罪,舜是聖人做皇帝,臯陶是聖人做法官,如何處置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兩段,他第一句說:“執之而已矣。
”而第二句說:“舜棄天下如敝屣,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他對法律主張嚴格,而對倫理亦婉轉維持。
日本戲劇裡,有做警察的兒子對犯法的父親,經過種種悲痛不忍的姿勢,而終拿出手铐來。
他們的教育,“法”與“情”之間,從“法”。
他們的漢文書裡有一課,大意如下:某某先生問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為大将,孟子副之,來征吾國,如何?”弟子不能對。
先生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擊退之。
”此即孔孟之教也。
他們雖曾崇拜過我們的孔孟,然時時謹防受麻醉,他們對國家大義分明。
我見過一冊竹越與三郎著《人民讀本》,内容是日本國情和國力的現狀,和政治設施的意義、目标,與世界其他強國的比較差别,國民見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國的現狀,是對國家的常識初步。
這正是中國國民目前所需要,我勸膺白寫中國的《人民讀本》。
他說沒有正确統計,沒有已上軌道的事,将什麼報告國民?比如軍備,其時日本常備軍二十個師團,添一個二個師團要經國會通過。
兵是國家的兵,顧國防亦須顧财政,關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說得出。
清末練新軍尚有步驟,我們浙江至最後始成鎮(師)。
民國以後,南北都如不羁之馬,聚集在江蘇就有二十六師之多。
膺白本人就是負責編遣這些軍隊的人,可惜隻是片時片段的整理,不久軍事又起,這番難得的工作竟成絕響。
人隻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編遣而整頓地方秩序之心。
為寫《人民讀本》,引起了許多心事,他說何從下筆?我建議一面寫“常”,一面寫“變”,即照理中國應該如何,而此時則實際如何,把一篇爛污賬請國民過目判斷。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我們回到上海,聽到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言,請梁任公先生編一《國民讀本》,其用意甚相仿佛。
我們覺得任公是寫此書最理想人物,從此放下這一條心。
我們亡命時經濟狀況,有已得的出洋經費,可以維持生活,然還有緩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飾物都變賣了,連結婚紀念品亦不留。
這種心理解放,是從我母親處學得。
連累一對朋友夫婦,他們
過了不久,協和先生從東京一路遊逛到長崎,他出門一向有兩個日本警察保護。
一夕,他裝喝酒大醉入睡,太太出來請警察回去,次日還是病酒不能起身,實則他稱醉之夜,已登舟行矣。
香港日本領事館報告,過港舟中似有李烈鈞其人,長崎日警始發覺,當事者且受申斥。
此行動近于戲劇化,然可知一旦在日本公開,而得保護,離去很不容易,亦愈促成人之欲離去。
中國在日本學陸軍的人,辛亥前隻有政府官費,不若後來各地軍閥各自派遣留學生。
當時對本國隻有一心。
自第六期起,熱心革命,膺白在第七期。
六、七兩期為“丈夫團”之中堅,其中江西籍有三人,三人皆在辛亥後任本省要職。
李協和先生主江西省政,方面甚寬,不但本省人,福建方韻松(聲濤)、廣西林蔭青(虎),均在江西任事。
後者是膺白在南京辦理編遣時,協和先生電調之人,帶一團兵去江西。
二次革命戰事雖無幾,而林虎将軍戰績,在日本報紙為惟一英雄。
亡命時,江西出來高級文武人員最多,而協和先生亦為特别受注意人物。
膺白與之因“丈夫團”關系,又與彭程萬、俞應麓二人同習測量,同在日本鄉間相處,因此江西的朋友獨多。
學測量的人不入士官,但當時習軍事者較為團結,故上述六期七期雲雲,均以官費學陸軍為準。
我們初無遠行之計,但感覺必須靜定下來,不是消極,即積極亦須靜定而後能知慮。
我們悔悟在國内時生活昏沉,失敗乃意中事,多數的人談政治不看書,不求進步。
在東京看見國内的報紙,稱我們為“亂黨”,輿論無力而無公道,是我們最痛心一件事。
膺白勸人乘閑讀書,自己關起門來讀書。
他自編文法教我日文,中國人學日文有方便之道,在日本買書價廉物美,歐美各地新書有極快途徑到東京書店,或很短時間譯成日文。
他說放棄這機會是可惜的。
他并不強我學日語,學日語與學其他外文同,需要時間與機會。
他為我打算,能看書即不感寂寞,是自己安排自己的最好方法。
我們的房東河田老太有一寡居女兒和一無母外孫女,住在樓下,樓上兩間房讓給我們。
日本房間僅有紙障隔分,兩間等于一間。
家具隻一矮幾,供寫字用。
他們男女多能懸手寫字,女人的字同樣有筆力。
室内最舒适的起居方式,是一盤茶,圍爐坐在厚而軟的墊子上。
爐是一隻磁質炭盆,水壺放在炭火上,煙灰頭棄爐灰中,一坐下來,煮茗含煙,盡在方丈之地。
我在二次革命前曾患極重傷寒症,病愈飲食不慎而複發,亡命後腸胃久不恢複正常。
照日本式女子跪腿席地坐,姿勢不慣,甚苦,遂買了一張書桌及兩把坐椅。
膺白很喜歡日本人每家每晨早餐的醬湯,故将早飯包給房東,有時午飯亦參加她們的烤魚和煮黃豆,因此廚房的事十分簡單。
膺白深怕日本人看我們太講究吃,他對飲食随便,而我比他更随便。
老太的外孫女八重子,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中學生,每日放學歸亦來招呼我們一聲,叫我們伯父伯母,我非常喜歡她的安詳。
我和膺白亦稱老太為伯母。
後來我們離開日本,幾年後再度經過東京時,老太定要我們吃她一頓飯,隻燒一樣菜,是照我在她家做過的火腿炖雞,人情味同中國前一輩的人一樣濃厚。
上章說過替膺白買書的江口先生,對我是膺白的助教,來一次總要講些名人的家庭故事給我聽,如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将,組過閣)的太太、廣濑中佐(日俄戰争封鎖旅順口而自沉,日人視為乃木大将以外另一軍神)的朋友等等。
他不知道我是從小已經受過這類刺激教育的人。
膺白常怪他買書時選擇太嚴,費時甚多。
這種愛書而不随便化錢的窮讀書态度,實是可敬。
吾家日文書大半經過他手,在中國時,他來的信裡常是書評,即不買之書,亦說點内容和所以不買的理由。
這樣的人在日本極平常,我看了認為很難得。
他曾經告我,所識中國學生中,膺白是極愛書的一個。
我當時還未到過歐美,拿上海望平街北京琉璃廠,和日本出版界相比,“讀書人為中國社會中堅分子”一個觀念,不禁惶惑起來。
那時日本還沒有實行減簡漢字,他們的中學裡就有漢文教科書,我曾買一部看,而無機會聽如何講讀。
日本早期的學者和開國的元老,大都精通漢文。
我見過的書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寫的序文,都是很厚重文體。
日本人亦多能漢詩,上面說過犬養《木堂詩集》。
平常背得出幾句中國舊詩,談吐中不經意而出的雅人,在前一代的日本人中還不少。
日俄戰時的東鄉大将有“一生低首拜陽明”之句,“知行合一”之學,在日本盛于在中國。
攻旅順的乃木大将全家殉國,日人尊為軍神,他的“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功成屍作山,愧我何顔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絕句,為國家殺敵制勝而歸,胸懷若此!這些,在我們亡命時,都重新添一番感觸,何忍再打算在自己國裡流無辜的血! 日本人雖受中國哲學影響,他們沒有取我們的“家族倫理觀念”。
他們的爵位傳長子,财産亦然,家庭間有獨立而不倚風氣。
但很重視我們的忠和義。
武士道訓練由此。
他們一般人都守法,法不蔽親,以此完成社會秩序。
兩千多年前我們孟子的一個學生發問,假定舜為天子,瞽叟殺人,臯陶為士,則如之何?這問題實在很好。
皇帝的父親犯了罪,舜是聖人做皇帝,臯陶是聖人做法官,如何處置這件事?孟子的回答分兩段,他第一句說:“執之而已矣。
”而第二句說:“舜棄天下如敝屣,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他對法律主張嚴格,而對倫理亦婉轉維持。
日本戲劇裡,有做警察的兒子對犯法的父親,經過種種悲痛不忍的姿勢,而終拿出手铐來。
他們的教育,“法”與“情”之間,從“法”。
他們的漢文書裡有一課,大意如下:某某先生問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為大将,孟子副之,來征吾國,如何?”弟子不能對。
先生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擊退之。
”此即孔孟之教也。
他們雖曾崇拜過我們的孔孟,然時時謹防受麻醉,他們對國家大義分明。
我見過一冊竹越與三郎著《人民讀本》,内容是日本國情和國力的現狀,和政治設施的意義、目标,與世界其他強國的比較差别,國民見之,可以了然世界及本國的現狀,是對國家的常識初步。
這正是中國國民目前所需要,我勸膺白寫中國的《人民讀本》。
他說沒有正确統計,沒有已上軌道的事,将什麼報告國民?比如軍備,其時日本常備軍二十個師團,添一個二個師團要經國會通過。
兵是國家的兵,顧國防亦須顧财政,關涉的事要一一算得出,說得出。
清末練新軍尚有步驟,我們浙江至最後始成鎮(師)。
民國以後,南北都如不羁之馬,聚集在江蘇就有二十六師之多。
膺白本人就是負責編遣這些軍隊的人,可惜隻是片時片段的整理,不久軍事又起,這番難得的工作竟成絕響。
人隻知其解散自己的兵,而不注意其編遣而整頓地方秩序之心。
為寫《人民讀本》,引起了許多心事,他說何從下筆?我建議一面寫“常”,一面寫“變”,即照理中國應該如何,而此時則實際如何,把一篇爛污賬請國民過目判斷。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我們回到上海,聽到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言,請梁任公先生編一《國民讀本》,其用意甚相仿佛。
我們覺得任公是寫此書最理想人物,從此放下這一條心。
我們亡命時經濟狀況,有已得的出洋經費,可以維持生活,然還有緩急相需不容己的用途,因此我把飾物都變賣了,連結婚紀念品亦不留。
這種心理解放,是從我母親處學得。
連累一對朋友夫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