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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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寫遺囑躊躇，故變計。
當時坐飛機尚屬罕有，而極慎重，故有此手續。
後知他們并未膽小，因拟乘之機隻容四個客位，除他們三人，另外系一對夫婦，必須讓出一人，班機不多，故不等候而改計。
我隻在離德途中，經過德雷斯登5小停，看見君怡所讀書的工業大學，到他寄宿之處。
伯樵本在柏林，君怡則請假來柏林相伴的。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條款苛極，我們曾在一處展覽會看見一張教育影片，上帝賜給德國一個孩子，随着這個孩子的長大，其身上的背負漸漸增加，均不過用數字表出，但很了解德國國民的負擔。
其與世界各國國力比較，亦隻用圖和數字表示。
戰後德國已沒有國防了，我們所接觸遇見的人，朝夕相處的房東，和我那個固執偏見的老師，都不露一句怨恨之聲。
惟其忍耐功夫之高，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再發，破了既往每個大戰相隔四十年之例。
四十年則前一代見過戰争之慘的一輩已死去，後一代未有經驗的人又有勇氣。
然最近兩次世界大戰之相隔不過廿五年，而希特勒者，亦足以鼓勵德國人之報複心。
在德國的中國人，此時最受尊重，手裡拿的是外彙，經費充足，使館請得到現當局要人。
我們旅行之際，有使館處，常以得擾幾頓中國飯為滿足。
駐德魏注東（宸組）公使不帶中國廚子，反到我們家來吃便飯，屢次不約而來，使主人來不及添菜。
除魏公使，章行嚴先生是另一不速之客，他在德國甚用功，似很研究“過激”學說，太太沒有去，我們随時歡迎他來便飯。
一次，他一到即問我：膺白昨日到某處？某處即是他所住方向。
我問何以知之？他說，他的房東看見一輛汽車經過，一個中國人資本家似的坐着，當不是注東就是膺白！我不讓他一步，回答說：“回到上海，怕你行嚴先生的資本家樣子，要比膺白多得多！”一次不知誰發起，在柏林的中國人，先生們燒菜請太太們。
有些人是太太燒好了交給先生，亦有真會燒菜的先生。
不會燒菜的擺碗筷當差，聚餐在參贊張季才（允恺）家。
據說行嚴先生上午十一時已到張家，我們到時大概已在下午六點後，見他滿頭是汗，穿了白圍裙。
他的作品是兩碗湯：一是牛肉湯，一是木樨湯即蛋花湯。
我常常與膺白懷疑，何以許多朋友回到中國就要腐化？我怪北京、怪上海，官氣使人迷，黑氣使人昏。
幾個有為的朋友，到了煙容不可掩蓋惘惘然時候，常倒使我們難以為情，不敢向之正視。
在歐陸旅行，一夜可能經過幾個國境，我們可以将護照交托車掌備查，但亦有必須起床經關卡檢查之事。
惟一長的鐵路在一個國裡的，隻有意大利，我們曾到它最南端的拿波裡6看有名的大火山維蘇維7瓦解後的奧匈帝國，工業的捷克最站得住，農業的匈牙利經過幾次事變。
當時我們很替奧地利發愁，等于去了四肢，隻剩腦袋。
奧币克朗的跌價與德币馬克同，主婦們都手提大皮包，裝滿鈔票買不了什麼東西回家。
再想不到卅年後，抗日戰後的中國比他們還要利害。
我們旅行到最後一個國是歐陸高原的瑞士，全世界的永久中立國和山湖洵美的國際公園。
它不産鋼，而它名聞全球的鐘表，靠細細的鋼條，用不着很多的鋼輸入，成其生産歲入大宗。
在中國市場盛銷的藥品、補劑、顔料、各種化學制品，瑞士産品亦甚多。
不但世界上許多國際會議在此地開，亦有許多逃避的寶貨在此地存放。
英法德三種語言，每個國民都能應對。
這個國，好像用不着什麼政府，他們的行政首長是一個委員會的人輪流充當，出入乘電車與其他職業同。
那時隻有廿幾歲的我，不問詳情，這一點夠所忻慕。
國内政局已變而将再變，朋友們來信都望我們早歸，看着國際亦确令遊子思歸。
我們回到法國，取道馬賽，經地中海印度洋返國，上船以前，在馬賽參觀了法國殖民地博覽會。
我要記此行兩件癡得近乎迂闊的個人小事：一是我穿得最多的一套衣服是五年前的，一是我差不多沒有到百貨公司買東西。
民四（一九一五）我們亡命到美，住在西部常年春秋的區域，那時市上最新的機織毛線上衣，幾乎人披一件，而自制的絨繩衫則俗例隻老太太上菜市穿，不登大雅之堂。
我很喜歡這樣的機織上衣，而未舍得買。
我先回國，膺白後到，打開他的箱子時，發見不但有此類上衣，且有裙，不但是線織，且是絲織，顔色是黑白相間。
據說我走後，他每出門見我注意過之物，都買一點，放在箱底。
我感其意，在國内雖不能用，然都保存着。
這次再出，時隔五六年，已無人穿此，為人情和經濟，我穿用得甚為合意。
記得遊尼加拉瀑布時，有穿這衣服的照相，倘尋得出，當附一張于此。
這時中國還未有百貨公司。
我在美國，時時念着兩國貨币彙率一比二，回到中國有更多的用處，因此到百貨公司而不敢買東西。
到歐洲，見物資缺少，生活艱難，我忽動婦人之仁，不忍買便宜貨，盡管商人歡迎外彙，而我固守我的同情心，不放手。
膺白戒我勿添行李，而他自己的行李中，塞滿德國的小鋼刀、小儀器、戰場炮殼、火山石頭。
我的朋友，得到我極薄的禮品。
船抵上海，殷鑄甫先生帶着大小姐靜姑，坐駁船到大輪來接我們，靜姑還不過十來歲，手裡拿着載有我們抵埠消息有照相的當天報紙，指給我說：“姨，你亦在這上頭。
”小孩子還沒有見過相識的人在報上，我們不知道是誰送出的新聞。
職業教育社對我們有一個歡迎會，黃任之（炎培）先生請我們在一家館子吃素菜。
其時南京和天津的朋友們函電催膺白去，于是膺白先行，在南京他停留講演，我攜行李直到天津與之相會。
天津的金融界邀膺白參加他們的座談會，我隻記得膺白提起有中孚銀行聶管臣先生極熱心。
膺白談到在歐洲見到通貨膨脹情形，指着座邊一罐三炮台香煙說：“今天價五角一罐，可能明日變為三元一罐。
”他豈料廿餘年後中國币值的低落，比當時德國馬克、奧國克朗同樣慘，而三炮台香煙亦非由五角漲至三元的漸進方式。
張敬輿先生來接我們，問我遊曆感想，我說：“中國事事不如人，所看到的都比中國好，但最可愛的還是我們中國。
”出國歸來，而猶你我彼此，自己打自己者，非人也。
當時坐飛機尚屬罕有，而極慎重，故有此手續。
後知他們并未膽小，因拟乘之機隻容四個客位，除他們三人，另外系一對夫婦，必須讓出一人，班機不多，故不等候而改計。
我隻在離德途中，經過德雷斯登5小停，看見君怡所讀書的工業大學，到他寄宿之處。
伯樵本在柏林，君怡則請假來柏林相伴的。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條款苛極，我們曾在一處展覽會看見一張教育影片，上帝賜給德國一個孩子，随着這個孩子的長大，其身上的背負漸漸增加，均不過用數字表出，但很了解德國國民的負擔。
其與世界各國國力比較，亦隻用圖和數字表示。
戰後德國已沒有國防了，我們所接觸遇見的人，朝夕相處的房東，和我那個固執偏見的老師，都不露一句怨恨之聲。
惟其忍耐功夫之高，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再發，破了既往每個大戰相隔四十年之例。
四十年則前一代見過戰争之慘的一輩已死去，後一代未有經驗的人又有勇氣。
然最近兩次世界大戰之相隔不過廿五年，而希特勒者，亦足以鼓勵德國人之報複心。
在德國的中國人，此時最受尊重，手裡拿的是外彙，經費充足，使館請得到現當局要人。
我們旅行之際，有使館處，常以得擾幾頓中國飯為滿足。
駐德魏注東（宸組）公使不帶中國廚子，反到我們家來吃便飯，屢次不約而來，使主人來不及添菜。
除魏公使，章行嚴先生是另一不速之客，他在德國甚用功，似很研究“過激”學說，太太沒有去，我們随時歡迎他來便飯。
一次，他一到即問我：膺白昨日到某處？某處即是他所住方向。
我問何以知之？他說，他的房東看見一輛汽車經過，一個中國人資本家似的坐着，當不是注東就是膺白！我不讓他一步，回答說：“回到上海，怕你行嚴先生的資本家樣子，要比膺白多得多！”一次不知誰發起，在柏林的中國人，先生們燒菜請太太們。
有些人是太太燒好了交給先生，亦有真會燒菜的先生。
不會燒菜的擺碗筷當差，聚餐在參贊張季才（允恺）家。
據說行嚴先生上午十一時已到張家，我們到時大概已在下午六點後，見他滿頭是汗，穿了白圍裙。
他的作品是兩碗湯：一是牛肉湯，一是木樨湯即蛋花湯。
我常常與膺白懷疑，何以許多朋友回到中國就要腐化？我怪北京、怪上海，官氣使人迷，黑氣使人昏。
幾個有為的朋友，到了煙容不可掩蓋惘惘然時候，常倒使我們難以為情，不敢向之正視。
在歐陸旅行，一夜可能經過幾個國境，我們可以将護照交托車掌備查，但亦有必須起床經關卡檢查之事。
惟一長的鐵路在一個國裡的，隻有意大利，我們曾到它最南端的拿波裡6看有名的大火山維蘇維7瓦解後的奧匈帝國，工業的捷克最站得住，農業的匈牙利經過幾次事變。
當時我們很替奧地利發愁，等于去了四肢，隻剩腦袋。
奧币克朗的跌價與德币馬克同，主婦們都手提大皮包，裝滿鈔票買不了什麼東西回家。
再想不到卅年後，抗日戰後的中國比他們還要利害。
我們旅行到最後一個國是歐陸高原的瑞士，全世界的永久中立國和山湖洵美的國際公園。
它不産鋼，而它名聞全球的鐘表，靠細細的鋼條，用不着很多的鋼輸入，成其生産歲入大宗。
在中國市場盛銷的藥品、補劑、顔料、各種化學制品，瑞士産品亦甚多。
不但世界上許多國際會議在此地開，亦有許多逃避的寶貨在此地存放。
英法德三種語言，每個國民都能應對。
這個國，好像用不着什麼政府，他們的行政首長是一個委員會的人輪流充當，出入乘電車與其他職業同。
那時隻有廿幾歲的我，不問詳情，這一點夠所忻慕。
國内政局已變而将再變，朋友們來信都望我們早歸，看着國際亦确令遊子思歸。
我們回到法國，取道馬賽，經地中海印度洋返國，上船以前，在馬賽參觀了法國殖民地博覽會。
我要記此行兩件癡得近乎迂闊的個人小事：一是我穿得最多的一套衣服是五年前的，一是我差不多沒有到百貨公司買東西。
民四（一九一五）我們亡命到美，住在西部常年春秋的區域，那時市上最新的機織毛線上衣，幾乎人披一件，而自制的絨繩衫則俗例隻老太太上菜市穿，不登大雅之堂。
我很喜歡這樣的機織上衣，而未舍得買。
我先回國，膺白後到，打開他的箱子時，發見不但有此類上衣，且有裙，不但是線織，且是絲織，顔色是黑白相間。
據說我走後，他每出門見我注意過之物，都買一點，放在箱底。
我感其意，在國内雖不能用，然都保存着。
這次再出，時隔五六年，已無人穿此，為人情和經濟，我穿用得甚為合意。
記得遊尼加拉瀑布時，有穿這衣服的照相，倘尋得出，當附一張于此。
這時中國還未有百貨公司。
我在美國，時時念着兩國貨币彙率一比二，回到中國有更多的用處，因此到百貨公司而不敢買東西。
到歐洲，見物資缺少，生活艱難，我忽動婦人之仁，不忍買便宜貨，盡管商人歡迎外彙，而我固守我的同情心，不放手。
膺白戒我勿添行李，而他自己的行李中，塞滿德國的小鋼刀、小儀器、戰場炮殼、火山石頭。
我的朋友，得到我極薄的禮品。
船抵上海，殷鑄甫先生帶着大小姐靜姑，坐駁船到大輪來接我們，靜姑還不過十來歲，手裡拿着載有我們抵埠消息有照相的當天報紙，指給我說：“姨，你亦在這上頭。
”小孩子還沒有見過相識的人在報上，我們不知道是誰送出的新聞。
職業教育社對我們有一個歡迎會，黃任之（炎培）先生請我們在一家館子吃素菜。
其時南京和天津的朋友們函電催膺白去，于是膺白先行，在南京他停留講演，我攜行李直到天津與之相會。
天津的金融界邀膺白參加他們的座談會，我隻記得膺白提起有中孚銀行聶管臣先生極熱心。
膺白談到在歐洲見到通貨膨脹情形，指着座邊一罐三炮台香煙說：“今天價五角一罐，可能明日變為三元一罐。
”他豈料廿餘年後中國币值的低落，比當時德國馬克、奧國克朗同樣慘，而三炮台香煙亦非由五角漲至三元的漸進方式。
張敬輿先生來接我們，問我遊曆感想，我說：“中國事事不如人，所看到的都比中國好，但最可愛的還是我們中國。
”出國歸來，而猶你我彼此，自己打自己者，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