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再度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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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我們将出國之前，接張嶽軍伉俪從上海來信，他們自四川回滬，新搬了家，油漆過，要我們去小住。
嶽軍先生回他本省做警察廳長，是在熊克武主政時期，這時熊已下野。
嶽嫂前年獨自帶着兒子去川相會，船在中途擱淺，受過很多跋涉之苦。
我們已經幾年未晤，接信欣然願往做客。
他們讓新漆好的房間給我們住，自己住兩面闆壁漏風的一間。
在滬的四川朋友常輪流請吃美麗川菜館的菜，不每次請女客，然我與膺白都開始喜歡川菜的清淡，以後多少年我家叫館菜請客，常用川菜。
膺白這次出國的名義是考察戰後經濟，路程是從日本而美國，而歐洲。
所領旅費供我二人作半學生生活，足夠有餘。
我們的旅行方式，在小邑預先約定一位在當地留學的朋友請作向導，大都市則煩勞使館。
這次與亡命時不同，要添些衣服治些裝。
亡命以前亦曾預定出國而治的裝，都已用舊或尺寸不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許多禮節放松，禮服亦改樣，晨禮服可從早上穿到傍晚。
那時中國女子服裝是黑裙短襖，還沒有旗袍，亦想不出将裙襖做成同樣顔色材料，這點直到我在外國方想起來。
膺白對國際“歧視”&mdash&mdash有些實是“奇視”異族異服&mdash&mdash很敏感，勸我整備西裝，我盡可能用中國材料。
嶽嫂看我仍穿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灰背呢面大衣，定要将四川帶出的一件貂統送我，我感謝她，不敢受。
我這次治裝費很充裕，她乘亂離鄉，僅帶出有限行李，不為奢侈而為正用，我何忍據為己有？我問回來時要我帶點什麼，她要我在瑞士買一手表。
瑞士的表店林立如美國糖店，美不勝收，膺白隻注意實用和準确，他自己買一隻銀手表，而以重價買一隻标準鐘，為這隻鐘走過不少趟鐘表店，在離埠以前，天天去鐘表店對時間。
這隻鐘後來帶回中國并不特别準确。
我們又一次決定海陸并進的動身方式。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與陳英士先生約定同遊歐美，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到日本，而我們由東三省經朝鮮到東京會齊，因二次革命而中變。
這次決定我由上海帶行李坐船到日本，膺白回天津取消租屋，坐車經東北、朝鮮，到東京和我相會。
他不知何以與東北如此緣悭？在天津已經上了車，張敬輿先生送他行，張家的傭人替他提皮包，他要拿錢酬勞，一摸錢包沒有了。
時在夜半，立刻報告車站站長，站長認識他們二人，謂車上小偷有幾路，案重而查得緊，三日内當有線索。
敬輿先生知膺白所有出洋彙票盡在此包内，勸其下車改道。
我還沒有在滬上船以前，接其來電囑向銀行挂失，銀行補給副票，但注明其作用要在正票未去兌現時。
這點挫折使我們行旅生了戒心，而膺白重又由津到滬，與我同船東渡到日本。
日本的旅館有兩種：日本式席地而坐的稱為旅館，吃日本菜；鋪地闆而不須脫鞋的稱為“霍的兒”。
日本人用英文不像中國，他們對名稱常譯音不譯意。
“霍的兒”的食堂，西餐日餐随客點，為行動方便，我們這次住在“車站霍的兒”。
日本人從前笑中國人喜歡吃，這次東京的陶陶亭中國菜館，三塊錢起碼的一客菜常常滿座。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特别繁榮，暴發戶揮金如土，社會風氣改變，新思潮流入知識界。
我們無意中遇到一個在日本傳道的英國牧師，能說很流利日本話，他出示我們一封過激派給他的信，我那時對這思潮還茫然，并不十分注意，事後方想起來，“奢侈”和“過激”兩個氣候，使後來有“極右派”擡頭。
日本有兩種與人不同欲改難改的生活：一是文字，一是房屋。
他們的文字自唐代得到中國的漢文，實系漢文為骨幹而和文作附麗。
對文化工具，他們比我們更多一個包袱，他們比我們先謀改良。
席地而坐的習慣或亦受中國的影響，日本式房屋建築輕便則因其常有地震。
這個“住”的問題連帶到“衣”，使主客不易忘形。
中國菜不分食，人以為病，現在多用一份公筷公匙很易解決。
中國文則白話僅改文體而未改字體，我們的書法，言藝術則極美，言功用則廢時。
這點我常想看日本人如何改良其文字。
膺白這次到日本沒有會晤什麼軍人。
我現在想其理由有二：一、膺白這次旅行目的不是考察軍事。
二、到過中國的軍人，自民五（一九一六）至此時，終安福系當政幾年，膺白均未與見面。
民六（一九一七）我們搬天津的第一年，日本天長節曾有帖子來，具名是“日光”，名字已不記得，膺白未去，以後即無往來。
日本女子與我們同輩的還很拘謹，她們即使學外國文，亦在學本國文以後。
她們本國的禮貌太認真，尤其女人放在男人後頭，故社交的活潑輕松，比中國人更難，我因此亦常被放在後頭。
膺白獨自出去而放我一人在旅館時候很多。
來客和去訪，都在上午。
一日，膺白已經出門，水野梅曉先生來訪，他是中國通之一，在中國教過書，是個和尚，日本的和尚是有家室，不異服異食的。
他坐着同我談天，談天的資料易通，不得已時用筆補助，看去很自然。
這時旅館侍者陪進一個客來，我起身招待，鞠躬如禮。
日本人的鞠躬殷勤，和現成的一套禮貌話，可以有一段時間，我不露馬腳。
坐下去後，客人滔滔地講，我茫然無以對答，很窘，幸虧水野先生救了急，這個客人是個銀行家。
日本的銀行家實業家，接物溫和懇切。
平常我與膺白同見日本人，他先替我說明不谙日語，不使我為難，這次無人先容，而有和水野先生坐談姿勢，以為我能招待從容，結果不但我窘，客人亦窘。
我有很好機會學日語而不肯用功，一部分受政治影響，我不可以再加強國人的誤會了。
在當時的中國朝野空氣，不親日而屈于日，即是排日而鄙棄之，我懶怠了學習。
膺白的日語當時人稱為第一流，我更不敢在他面前嘗試。
當時旅行世界，有幾處地方，中國人絕對難于入境，如澳洲。
可以去的地方，則以美國入境為最難。
一半要怪美國，他們自己得到的新大陸，怕東方廉價工人去喧賓奪主。
一半要怪中國，人口多而事業少，謀生的勞工沒有國法保護，私自偷關進口。
同樣的廉價日本工人農人亦受限制，但日本
嶽軍先生回他本省做警察廳長，是在熊克武主政時期，這時熊已下野。
嶽嫂前年獨自帶着兒子去川相會，船在中途擱淺，受過很多跋涉之苦。
我們已經幾年未晤，接信欣然願往做客。
他們讓新漆好的房間給我們住，自己住兩面闆壁漏風的一間。
在滬的四川朋友常輪流請吃美麗川菜館的菜，不每次請女客，然我與膺白都開始喜歡川菜的清淡，以後多少年我家叫館菜請客，常用川菜。
膺白這次出國的名義是考察戰後經濟，路程是從日本而美國，而歐洲。
所領旅費供我二人作半學生生活，足夠有餘。
我們的旅行方式，在小邑預先約定一位在當地留學的朋友請作向導，大都市則煩勞使館。
這次與亡命時不同，要添些衣服治些裝。
亡命以前亦曾預定出國而治的裝，都已用舊或尺寸不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許多禮節放松，禮服亦改樣，晨禮服可從早上穿到傍晚。
那時中國女子服裝是黑裙短襖，還沒有旗袍，亦想不出将裙襖做成同樣顔色材料，這點直到我在外國方想起來。
膺白對國際“歧視”&mdash&mdash有些實是“奇視”異族異服&mdash&mdash很敏感，勸我整備西裝，我盡可能用中國材料。
嶽嫂看我仍穿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灰背呢面大衣，定要将四川帶出的一件貂統送我，我感謝她，不敢受。
我這次治裝費很充裕，她乘亂離鄉，僅帶出有限行李，不為奢侈而為正用，我何忍據為己有？我問回來時要我帶點什麼，她要我在瑞士買一手表。
瑞士的表店林立如美國糖店，美不勝收，膺白隻注意實用和準确，他自己買一隻銀手表，而以重價買一隻标準鐘，為這隻鐘走過不少趟鐘表店，在離埠以前，天天去鐘表店對時間。
這隻鐘後來帶回中國并不特别準确。
我們又一次決定海陸并進的動身方式。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與陳英士先生約定同遊歐美，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到日本，而我們由東三省經朝鮮到東京會齊，因二次革命而中變。
這次決定我由上海帶行李坐船到日本，膺白回天津取消租屋，坐車經東北、朝鮮，到東京和我相會。
他不知何以與東北如此緣悭？在天津已經上了車，張敬輿先生送他行，張家的傭人替他提皮包，他要拿錢酬勞，一摸錢包沒有了。
時在夜半，立刻報告車站站長，站長認識他們二人，謂車上小偷有幾路，案重而查得緊，三日内當有線索。
敬輿先生知膺白所有出洋彙票盡在此包内，勸其下車改道。
我還沒有在滬上船以前，接其來電囑向銀行挂失，銀行補給副票，但注明其作用要在正票未去兌現時。
這點挫折使我們行旅生了戒心，而膺白重又由津到滬，與我同船東渡到日本。
日本的旅館有兩種：日本式席地而坐的稱為旅館，吃日本菜；鋪地闆而不須脫鞋的稱為“霍的兒”。
日本人用英文不像中國，他們對名稱常譯音不譯意。
“霍的兒”的食堂，西餐日餐随客點，為行動方便，我們這次住在“車站霍的兒”。
日本人從前笑中國人喜歡吃，這次東京的陶陶亭中國菜館，三塊錢起碼的一客菜常常滿座。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特别繁榮，暴發戶揮金如土，社會風氣改變，新思潮流入知識界。
我們無意中遇到一個在日本傳道的英國牧師，能說很流利日本話，他出示我們一封過激派給他的信，我那時對這思潮還茫然，并不十分注意，事後方想起來，“奢侈”和“過激”兩個氣候，使後來有“極右派”擡頭。
日本有兩種與人不同欲改難改的生活：一是文字，一是房屋。
他們的文字自唐代得到中國的漢文，實系漢文為骨幹而和文作附麗。
對文化工具，他們比我們更多一個包袱，他們比我們先謀改良。
席地而坐的習慣或亦受中國的影響，日本式房屋建築輕便則因其常有地震。
這個“住”的問題連帶到“衣”，使主客不易忘形。
中國菜不分食，人以為病，現在多用一份公筷公匙很易解決。
中國文則白話僅改文體而未改字體，我們的書法，言藝術則極美，言功用則廢時。
這點我常想看日本人如何改良其文字。
膺白這次到日本沒有會晤什麼軍人。
我現在想其理由有二：一、膺白這次旅行目的不是考察軍事。
二、到過中國的軍人，自民五（一九一六）至此時，終安福系當政幾年，膺白均未與見面。
民六（一九一七）我們搬天津的第一年，日本天長節曾有帖子來，具名是“日光”，名字已不記得，膺白未去，以後即無往來。
日本女子與我們同輩的還很拘謹，她們即使學外國文，亦在學本國文以後。
她們本國的禮貌太認真，尤其女人放在男人後頭，故社交的活潑輕松，比中國人更難，我因此亦常被放在後頭。
膺白獨自出去而放我一人在旅館時候很多。
來客和去訪，都在上午。
一日，膺白已經出門，水野梅曉先生來訪，他是中國通之一，在中國教過書，是個和尚，日本的和尚是有家室，不異服異食的。
他坐着同我談天，談天的資料易通，不得已時用筆補助，看去很自然。
這時旅館侍者陪進一個客來，我起身招待，鞠躬如禮。
日本人的鞠躬殷勤，和現成的一套禮貌話，可以有一段時間，我不露馬腳。
坐下去後，客人滔滔地講，我茫然無以對答，很窘，幸虧水野先生救了急，這個客人是個銀行家。
日本的銀行家實業家，接物溫和懇切。
平常我與膺白同見日本人，他先替我說明不谙日語，不使我為難，這次無人先容，而有和水野先生坐談姿勢，以為我能招待從容，結果不但我窘，客人亦窘。
我有很好機會學日語而不肯用功，一部分受政治影響，我不可以再加強國人的誤會了。
在當時的中國朝野空氣，不親日而屈于日，即是排日而鄙棄之，我懶怠了學習。
膺白的日語當時人稱為第一流，我更不敢在他面前嘗試。
當時旅行世界，有幾處地方，中國人絕對難于入境，如澳洲。
可以去的地方，則以美國入境為最難。
一半要怪美國，他們自己得到的新大陸，怕東方廉價工人去喧賓奪主。
一半要怪中國，人口多而事業少，謀生的勞工沒有國法保護，私自偷關進口。
同樣的廉價日本工人農人亦受限制，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