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塘沽停戰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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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敵人總算把我們的地方退出去了。
我們雖受巨大的損失而未得賠償，可是敵人也沒有得着我們的什麼。
至于現在，敵人能将我們的東四省退出來一尺一寸麼？無論協定，無論默契，那是不是就算承認我們對于我們的東四省沒有說話的餘地了？” 旭生先生這段話的論理，我不大能領會。
我看不出上海停戰和華北停戰有多大的不同。
如有不同，隻是華北的停戰更為迫切，更為需要。
旭生先生說：“上海協定，無論怎麼樣，敵人總算把我們的地方退出去了。
我們雖受巨大的損失而未得賠償，可是敵人也沒有得着我們的什麼。
”如果這幾句話可以辯護上海的停戰，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華北停戰的目的，至少應該做到：（一）使敵人退出已占據的河北各縣；（二）使他們不能再在華北“得着我們的什麼”；（三）使國家人民在土地與生命财産上不緻受更“巨大的損失”。
華北停戰雖不能使敵人将東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它應該使他們不得在東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
這不是放棄我們對我們的東四省說話的餘地，這正是要留我們對東四省說話的地位。
倘使整個華北也淪陷了，我們對東四省更沒有說話的地位了。
第二，我們必須充分明白平津，與華北是不可抛棄的。
現今許多短見的人，住在東南的都會裡，看着平津、華北好像不很關心。
有些人至今還相信平津、華北是可以糜爛犧牲，而決不應該委曲求全的。
這見解是絕對錯誤的。
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一）華北是中國的重要富源，是供給全國工業原料與動力的主要區域：冀、魯、晉、豫四省占有全中國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礦儲量，也可算是世界煤礦最富的區域；（二）中國已成的鐵路的絕大部分都在華北；（三）天津的關稅收入在全國各口占第二位；（四）北平、天津是整個北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平，六七百年來，北方的文化所以還能維持着一個不太低的程度，全靠有個北京做個政治與文化的中心。
在那裡集中着不少學者才人，從那裡放射出來不少的文化的影響。
近年政治中心雖已經南遷，但北平的文化學術機關則繼續發展，設備格外豐富，人才格外集中，成績也格外進步。
北平在教育上的影響，一面遠被西北，一面遠被東北（民國初年至今，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總數中，東北各省占第一第二的地位），實在是北方的唯一的教育中心。
而在北平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則不但影響全中國，并且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與承認（參觀本期翁詠霓先生的《中國的學術中心就此完了麼？》）如果我們讓北平淪陷于敵人之手，如果我們坐視這個文化學術中心的摧毀，那麼，将來整個北方的文化事業，恐怕隻有全盤讓給日本外務省的東方文化事業部來包辦了！ 這些話本來都是人人應該知道的。
我說這些話，也不是說投鼠應該忌器；不是說因為平津與華北的重要，就應該犧牲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而謀局部的幸存；我這是要說，華北是應該守而勿失的，如還有可以保全的辦法，我們應該盡心力去保全他。
如能保全華北而不至于簽東北四省的賣身契，我們應該贊成這種辦法。
萬一政府盡心嘗試了這種保全華北的和平努力，而結果終不能不使平津糜爛或華北淪亡，在那種形勢之下，政府才算是盡了他的責任，他的失敗或許可以得華北人民與全國人民的諒解。
第三，平津與華北的保全，在國際上的意義是避免戰事的擴大而不可收拾。
現在還有一些短見的人，以為中日沖突越擴大越好，越擴大越有辦法，所以平津的占領與華北的糜爛都是值得的。
他們妄想這樣擴大可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可以引起國際的幹涉或制裁；這種見解是錯誤的。
現在歐美各國都用全力去對付他們最切身的幾個大問題（經濟問題、軍縮問題、歐洲和平問題），在這幾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他們決不會有餘力來應付遠東的問題。
國聯的小國會員國的心理，也許希望中日事件擴大到列強不能不制裁的地步，但我們知道，在這時候遠東事件無論擴大到如何程度，幾個有實力的國家決不會因此用武力來幹涉日本。
世界大戰也許終免不了，但現在決不是世界大戰起來時機。
我們試看蘇聯在北滿受了日本多少威脅，然而蘇聯應付的方法，隻是節節避免正面的沖突，甚至于不惜抛棄新複交的中國人民的同情，而提議出售中東路；與日本利害沖突最直接的蘇俄，加上日本軍人的種種有意挑釁，還不能不努力避免對日作戰，這不是應該可以使我們深省的教訓嗎？蘇俄之外，在遠東有利害關系的自然要算英國了。
稍知英國政情的人，都可以明白英國決不會因他在華北的利益有被日本侵占的危險，而出來向日本作戰。
民十四五年，南方的排英運動幾乎毀了香港，而英國堅持鎮靜；民十六年武漢政府奪回漢口的英租界，而英國不報複；河南的軍人黨部直接毀了中原公司，間接毀了英人的福中公司，而英國鎮靜如故。
“九一八”以後，北甯鐵路的西段成了僞國的奉山鐵路，英國人也隻有微愠的外交的抗議而已。
華北的英國利益，最大的莫如開灤煤礦與天津的英租界，證以最近六七年來的曆史，我們可以預料英國在今日決不會為了保護此種事業，準備向日本作戰。
英國如此，别國更不用說了。
我說這番話，并不是說日本可以橫行無忌，而不至于受世界的制裁。
我深信日本的行為若不悛改，這個世界為了整個世界的安全，必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日本的一日，但今日決非其時。
今日即使有世界大戰起來，我們也決不能利用。
何況縱觀全世界物質與心理的狀态，我們決不能妄想世界各國為我們出多大的死力（天津一家英國報紙曾問：國聯若真執行盟約第十六條的經濟制裁，中國能和日本完全斷絕經濟關系嗎？），我們可以斷言，現時幾個有實力的國家（國聯内的英法，國聯外的美俄），無不希望我們能做到對日問題的一個暫時的段落。
上海的停戰是一個段落，今日華北的停戰又是一個段落。
軍事做到一個段落，即是使敵人的暴力暫時無用武之地。
暴力無用武之地，然後敵人國内的和平勢力可以漸漸擡頭，而國外的正義制載也可以有從容施展的機會。
戰事延長，局勢擴大，則軍人的勢力可以無限的伸張，國中輿論決不敢與軍人背馳，而一切國際制裁也決不能發生絲毫的效力。
這篇文章是否已經全錄我不記憶，其中都是我們要說而不能說的話，故不嫌其長，把我所見的全部抄下。
這是當時最透徹亦最大膽的理論，我佩其謀國之忠，不僅是借以解釋政府的政策，以及膺白的工作為無誤。
塘沽在天津前站，實與城下之盟相去不遠。
膺白親筆的電稿中有不少“心酸膽裂”“淚内流”字樣，我今見之猶泣下。
停戰本屬軍事範圍，以言政策屬于整個政府，以言臨時局部責任則屬北平軍分會，然由膺白為之者，頗與政府為表裡，而分負國家之責任也。
膺白自己亦因當時内政之分裂，外交之寡助，軍事财政均無辦法，各項估計和看法均覺不能戰而不可戰。
上章言幾年來政府曾幾度要膺白任職，亦幾度要他北上，而他均推辭，終于在大軍潰敗，平津危急之際而受命，其主要目的對外系緩和日本，對内系綏靖反側。
反側實亦日本所支持制造，民族之羞，而百孔千瘡，來源是一。
吾人從極度内省，則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自己豈能辭咎？而過去曆屆以來政府之責任尤重。
“甘棠召伯”之所以可思，而遺大難于後人者為可痛也。
此次國難嚴重，内外指責，不免集中于政府與黨治。
膺白息影有年，與革命有甚長曆史而非黨員，日本人中思想較自由者對他略有認識。
他的朋友稱他為從不“忽友忽敵”“朝三暮四”。
他是這個時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敵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與相安的一個人物。
他沒有什麼特别本領，他愛國，愛朋友，愛愛國的朋友，希望大家以國家為第一。
這是他最後一次受職；最後一次與日本人交涉。
他的忍辱圖強，為東亞和平，為亞洲民族複興基礎，一個願望，完全失望且失敗，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段慘痛之事。
他亦希望華北在停戰以後，力圖内政上之振作，更力不從心。
我在這段時期，出入于前台觀衆與後台執事之間，有時站在國民立場，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員抗議。
亦有時知劇情緊張，不如此則如何？亦向演員緻同情和慰藉。
“死而後已”一句話，真的看見了。
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十七日，膺白車抵天津，河北省主席于孝侯（學忠）先生早一站去接他，同到省署，急欲知中央有何辦法，且聲明他必服從中央意旨。
膺白亦聽到許多軍事實際狀況。
十七日在平參與軍分會會議，重要将領俱出席，前線支持已不能以日計，而以時計。
宋哲元将軍言其兵在喜峰口進時如虎，退時如狗，此時則如綿羊，驅之不動。
商震将軍允在某翼支持一日，為全場最能負責之人。
形勢如此，已準備撤退，棄平津矣。
據當時随膺白在平之張寓鋒君言：“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黃公北上，駐南海豐澤園，日夜籌謀，席不暇暖。
至廿一日情勢更緊，公終日在外開會，至下午五時歸來。
時在豐澤園者，僅何克之（其鞏）、何傑才（其偉）、傅墨正（孟）及餘四人耳。
公曰：&lsquo此間恐難保全，初步拟退定興，克之可随餘行，傑才可返上海，墨正與寓鋒同辦善後。
&rsquo随以一單交墨正，而以行李屬餘曰：&lsquo七時我再出去，汝等可先預備。
&rsquo七時，公外出，至十二時李擇一君來電話，餘接電正答公不在家，忽聞履聲笃笃，急屬稍待，而以電筒授公，隻聞電話聲：勿帶一人，速至某處。
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時歸來，精神極疲，面含苦笑曰：&lsquo可不走了。
&rsquo從此六十餘日，公則早七時即為奔走者所困擾，夜十二時猶未休息，餘等朝夕相侍，日見其瘦，與下山時判若兩人矣。
” 塘沽停戰協定後一年的《大公報》有短評曰：“五月廿三這個日子，至少平津的人們應該還沒有忘記掉。
去年的五月廿二日，北平眼看要有街市戰的最緊急一天，北平官署已經準備移保定，幾列專車在車站升着火，從北平開出的火車都滿載着避難的人民。
但同時在晚間起，開了休戰談判，到天明二十三，決定了大綱，本報在午前七時發出報告形勢急轉的号外。
今年今日，遊公園看花的市民們，想一想我們這一年畢竟做過些甚麼工作？得到了甚麼進步？”實際，豈但準備移保定，一部分已經到石家莊。
豈但火車滿載難民，載不了而等
我們雖受巨大的損失而未得賠償，可是敵人也沒有得着我們的什麼。
至于現在，敵人能将我們的東四省退出來一尺一寸麼？無論協定，無論默契，那是不是就算承認我們對于我們的東四省沒有說話的餘地了？” 旭生先生這段話的論理，我不大能領會。
我看不出上海停戰和華北停戰有多大的不同。
如有不同，隻是華北的停戰更為迫切，更為需要。
旭生先生說：“上海協定，無論怎麼樣，敵人總算把我們的地方退出去了。
我們雖受巨大的損失而未得賠償，可是敵人也沒有得着我們的什麼。
”如果這幾句話可以辯護上海的停戰，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華北停戰的目的，至少應該做到：（一）使敵人退出已占據的河北各縣；（二）使他們不能再在華北“得着我們的什麼”；（三）使國家人民在土地與生命财産上不緻受更“巨大的損失”。
華北停戰雖不能使敵人将東四省退出一尺一寸，至少它應該使他們不得在東四省以外多占一尺一寸的土地。
這不是放棄我們對我們的東四省說話的餘地，這正是要留我們對東四省說話的地位。
倘使整個華北也淪陷了，我們對東四省更沒有說話的地位了。
第二，我們必須充分明白平津，與華北是不可抛棄的。
現今許多短見的人，住在東南的都會裡，看着平津、華北好像不很關心。
有些人至今還相信平津、華北是可以糜爛犧牲，而決不應該委曲求全的。
這見解是絕對錯誤的。
我們必須充分認識：（一）華北是中國的重要富源，是供給全國工業原料與動力的主要區域：冀、魯、晉、豫四省占有全中國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礦儲量，也可算是世界煤礦最富的區域；（二）中國已成的鐵路的絕大部分都在華北；（三）天津的關稅收入在全國各口占第二位；（四）北平、天津是整個北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平，六七百年來，北方的文化所以還能維持着一個不太低的程度，全靠有個北京做個政治與文化的中心。
在那裡集中着不少學者才人，從那裡放射出來不少的文化的影響。
近年政治中心雖已經南遷，但北平的文化學術機關則繼續發展，設備格外豐富，人才格外集中，成績也格外進步。
北平在教育上的影響，一面遠被西北，一面遠被東北（民國初年至今，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總數中，東北各省占第一第二的地位），實在是北方的唯一的教育中心。
而在北平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則不但影響全中國，并且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與承認（參觀本期翁詠霓先生的《中國的學術中心就此完了麼？》）如果我們讓北平淪陷于敵人之手，如果我們坐視這個文化學術中心的摧毀，那麼，将來整個北方的文化事業，恐怕隻有全盤讓給日本外務省的東方文化事業部來包辦了！ 這些話本來都是人人應該知道的。
我說這些話，也不是說投鼠應該忌器；不是說因為平津與華北的重要，就應該犧牲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而謀局部的幸存；我這是要說，華北是應該守而勿失的，如還有可以保全的辦法，我們應該盡心力去保全他。
如能保全華北而不至于簽東北四省的賣身契，我們應該贊成這種辦法。
萬一政府盡心嘗試了這種保全華北的和平努力，而結果終不能不使平津糜爛或華北淪亡，在那種形勢之下，政府才算是盡了他的責任，他的失敗或許可以得華北人民與全國人民的諒解。
第三，平津與華北的保全，在國際上的意義是避免戰事的擴大而不可收拾。
現在還有一些短見的人，以為中日沖突越擴大越好，越擴大越有辦法，所以平津的占領與華北的糜爛都是值得的。
他們妄想這樣擴大可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可以引起國際的幹涉或制裁；這種見解是錯誤的。
現在歐美各國都用全力去對付他們最切身的幾個大問題（經濟問題、軍縮問題、歐洲和平問題），在這幾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他們決不會有餘力來應付遠東的問題。
國聯的小國會員國的心理，也許希望中日事件擴大到列強不能不制裁的地步，但我們知道，在這時候遠東事件無論擴大到如何程度，幾個有實力的國家決不會因此用武力來幹涉日本。
世界大戰也許終免不了，但現在決不是世界大戰起來時機。
我們試看蘇聯在北滿受了日本多少威脅，然而蘇聯應付的方法，隻是節節避免正面的沖突，甚至于不惜抛棄新複交的中國人民的同情，而提議出售中東路；與日本利害沖突最直接的蘇俄，加上日本軍人的種種有意挑釁，還不能不努力避免對日作戰，這不是應該可以使我們深省的教訓嗎？蘇俄之外，在遠東有利害關系的自然要算英國了。
稍知英國政情的人，都可以明白英國決不會因他在華北的利益有被日本侵占的危險，而出來向日本作戰。
民十四五年，南方的排英運動幾乎毀了香港，而英國堅持鎮靜；民十六年武漢政府奪回漢口的英租界，而英國不報複；河南的軍人黨部直接毀了中原公司，間接毀了英人的福中公司，而英國鎮靜如故。
“九一八”以後，北甯鐵路的西段成了僞國的奉山鐵路，英國人也隻有微愠的外交的抗議而已。
華北的英國利益，最大的莫如開灤煤礦與天津的英租界，證以最近六七年來的曆史，我們可以預料英國在今日決不會為了保護此種事業，準備向日本作戰。
英國如此，别國更不用說了。
我說這番話，并不是說日本可以橫行無忌，而不至于受世界的制裁。
我深信日本的行為若不悛改，這個世界為了整個世界的安全，必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日本的一日，但今日決非其時。
今日即使有世界大戰起來，我們也決不能利用。
何況縱觀全世界物質與心理的狀态，我們決不能妄想世界各國為我們出多大的死力（天津一家英國報紙曾問：國聯若真執行盟約第十六條的經濟制裁，中國能和日本完全斷絕經濟關系嗎？），我們可以斷言，現時幾個有實力的國家（國聯内的英法，國聯外的美俄），無不希望我們能做到對日問題的一個暫時的段落。
上海的停戰是一個段落，今日華北的停戰又是一個段落。
軍事做到一個段落，即是使敵人的暴力暫時無用武之地。
暴力無用武之地，然後敵人國内的和平勢力可以漸漸擡頭，而國外的正義制載也可以有從容施展的機會。
戰事延長，局勢擴大，則軍人的勢力可以無限的伸張，國中輿論決不敢與軍人背馳，而一切國際制裁也決不能發生絲毫的效力。
這篇文章是否已經全錄我不記憶，其中都是我們要說而不能說的話，故不嫌其長，把我所見的全部抄下。
這是當時最透徹亦最大膽的理論，我佩其謀國之忠，不僅是借以解釋政府的政策，以及膺白的工作為無誤。
塘沽在天津前站，實與城下之盟相去不遠。
膺白親筆的電稿中有不少“心酸膽裂”“淚内流”字樣，我今見之猶泣下。
停戰本屬軍事範圍，以言政策屬于整個政府，以言臨時局部責任則屬北平軍分會，然由膺白為之者，頗與政府為表裡，而分負國家之責任也。
膺白自己亦因當時内政之分裂，外交之寡助，軍事财政均無辦法，各項估計和看法均覺不能戰而不可戰。
上章言幾年來政府曾幾度要膺白任職，亦幾度要他北上，而他均推辭，終于在大軍潰敗，平津危急之際而受命，其主要目的對外系緩和日本，對内系綏靖反側。
反側實亦日本所支持制造，民族之羞，而百孔千瘡，來源是一。
吾人從極度内省，則物必自腐而後蟲生，自己豈能辭咎？而過去曆屆以來政府之責任尤重。
“甘棠召伯”之所以可思，而遺大難于後人者為可痛也。
此次國難嚴重，内外指責，不免集中于政府與黨治。
膺白息影有年，與革命有甚長曆史而非黨員，日本人中思想較自由者對他略有認識。
他的朋友稱他為從不“忽友忽敵”“朝三暮四”。
他是這個時期中，政府可以相信，敵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可與相安的一個人物。
他沒有什麼特别本領，他愛國，愛朋友，愛愛國的朋友，希望大家以國家為第一。
這是他最後一次受職；最後一次與日本人交涉。
他的忍辱圖強，為東亞和平，為亞洲民族複興基礎，一個願望，完全失望且失敗，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段慘痛之事。
他亦希望華北在停戰以後，力圖内政上之振作，更力不從心。
我在這段時期，出入于前台觀衆與後台執事之間，有時站在國民立場，忍不住喝倒彩，向演員抗議。
亦有時知劇情緊張，不如此則如何？亦向演員緻同情和慰藉。
“死而後已”一句話，真的看見了。
廿二年（一九三三）五月十七日，膺白車抵天津，河北省主席于孝侯（學忠）先生早一站去接他，同到省署，急欲知中央有何辦法，且聲明他必服從中央意旨。
膺白亦聽到許多軍事實際狀況。
十七日在平參與軍分會會議，重要将領俱出席，前線支持已不能以日計，而以時計。
宋哲元将軍言其兵在喜峰口進時如虎，退時如狗，此時則如綿羊，驅之不動。
商震将軍允在某翼支持一日，為全場最能負責之人。
形勢如此，已準備撤退，棄平津矣。
據當時随膺白在平之張寓鋒君言：“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黃公北上，駐南海豐澤園，日夜籌謀，席不暇暖。
至廿一日情勢更緊，公終日在外開會，至下午五時歸來。
時在豐澤園者，僅何克之（其鞏）、何傑才（其偉）、傅墨正（孟）及餘四人耳。
公曰：&lsquo此間恐難保全，初步拟退定興，克之可随餘行，傑才可返上海，墨正與寓鋒同辦善後。
&rsquo随以一單交墨正，而以行李屬餘曰：&lsquo七時我再出去，汝等可先預備。
&rsquo七時，公外出，至十二時李擇一君來電話，餘接電正答公不在家，忽聞履聲笃笃，急屬稍待，而以電筒授公，隻聞電話聲：勿帶一人，速至某處。
公返身即出，至次晨六時歸來，精神極疲，面含苦笑曰：&lsquo可不走了。
&rsquo從此六十餘日，公則早七時即為奔走者所困擾，夜十二時猶未休息，餘等朝夕相侍，日見其瘦，與下山時判若兩人矣。
” 塘沽停戰協定後一年的《大公報》有短評曰：“五月廿三這個日子，至少平津的人們應該還沒有忘記掉。
去年的五月廿二日，北平眼看要有街市戰的最緊急一天，北平官署已經準備移保定，幾列專車在車站升着火，從北平開出的火車都滿載着避難的人民。
但同時在晚間起，開了休戰談判，到天明二十三，決定了大綱，本報在午前七時發出報告形勢急轉的号外。
今年今日，遊公園看花的市民們，想一想我們這一年畢竟做過些甚麼工作？得到了甚麼進步？”實際，豈但準備移保定，一部分已經到石家莊。
豈但火車滿載難民，載不了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