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遲遲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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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資本周轉。
統收統售者，交易都向“蠶管會”，好歹同值，故認真者成本重而吃虧。
隔期收賬者，以前蠶農定種，先付定洋一成。
制種場以之維持長工薪給與桑園施肥。
取貨時付清全價，則以作次屆制種的成本。
隔期收賬是待蠶農育蠶售繭，然後付價，故種場需要兩套資本。
技術主任呂秀梅建議請人合作，我們供給場屋、用具、桑園，而合作者出現金。
卅八年（一九四九）秋季制種，與朱新予先生合作，成績圓滿。
當學米減收，牧場失去生利部分，蠶種不能活用時，庾村同仁臨着從未有過的經濟之憂。
我彷徨無計，曾請冷禦秋先生與之商量，冷先生在其故鄉鎮江做有類似之地方工作，且為江蘇提倡改良蠶絲業之一人。
聽我情形，以為庾村的關鍵還在蠶場，有辦法則其他亦可維持。
他寫有《蘇浙蠶絲業之危機及其對策》一文，以為蠶業不緻無前途。
他以為與朱新予先生合作甚妥當，朱先生有書生風度，在利上不會對人不起，何況對庾村！我與朱先生雖僅一面之交，印象亦如此，惜一九五〇年春種，朱先生亦無力再合作。
我所遇到的共産黨人，數極有限，皆非直接當政之人，都資格甚老，亦還有人情味。
據說上海與北平兩處是人才最挑選的地方。
我無意而遇見的，第一個是接收高等文化機關的人，他常常來訪住在吾家的一個客人；一次這客人不在家，我出去招呼他而談起來，談到我鄉間的學校，他告訴我：共産黨所到處，連在和尚廟的私塾都要維持，勸我忍苦辦下去。
一次他談中國未來的遠景，又談到我庾村的事，他說：“學校如系靠田維持，快交出去，因土改是必行之勢，至于其他生産有利之事，何必放棄？”他告訴我蔡太太（孑民夫人）因補納田租有麻煩，去找他。
蔡太太在公共場所是被請受尊重的。
他說：“這是無有辦法的，即是×主席家亦須如此。
”共産黨人飲食享受和疾病醫藥都須受批準，飲食有大竈、小竈之别；“大竈”是大鍋菜，“小竈”可以自由吃得講究些。
此人有病，可以吃好一點，并可用好一點的外國針藥，他沒有去要求。
又有一個我的前後同學，比較更有地位，我看見她的幾次均裝束儉樸，一雙黃皮鞋擦得很幹淨，從未換過第二雙，說話甚有條理，一次寫一點什麼，見她提筆很快，對同伴的人很熱情。
她送過我幾本書。
一次，我把山上一件麻煩事，和莫幹牧場牛的事請教她。
白雲山館被接收，庾村的同仁有點慌，我亦告訴了她，她聽我所說原委，以為按理這是錯誤的。
後來我接到省政府通知，派人收回。
“莫牧”的牛我亦坦白告訴她由來，她以為照她看法，應歸我有，叫我做個節略去問。
我懸念庾村，想要自己去分同仁一臂之勞，她勸暫緩，一為戰事未結束，二為幹部未訓練盡善。
我批評有些“假前進”的人，她說此種人會自消滅。
請教她，同事中假前進的人興風作浪，可否辭退？她說當然可以，庾村曾辭退了一個生事之人。
她曾帶一個與我曾經認識的人來，此人夫已死，隻有一女，手皮包中有一張女兒的相片。
我看了說：“你是母而兼父。
”她聞言淚簌簌下，握我手曰：“鼓勵我！鼓勵我！”此人北歸時，我問她以何物獻老母，她說買了乳腐鹹魚，大姐幫她買了火腿，“大姐”即我的同學。
我說明不去看她們，亦不問電話住址，便她們保密。
那時我的家裡是一醫生診所，這些人大半為就醫而來的。
我一個侄女夫婦在東北新聞界服務，看去她們是共産黨。
她回來接父母去就養，她說收入不夠寄錢回家，住一起同吃是夠的。
來看我時，還攜着她的無父的侄兒女。
我們的牛，後來在滬的歸給農林處，在庾村的歸“莫牧”，說是同樣為人民服務。
其後華東政府在上海跑馬廳開農業展覽會，所用的牛，原是我們的，稱為成績最好，則亦無憾了。
在鬥争、清算空氣下，同仁不鬥争我，他們會被鬥争。
我動搖了二十年來信念，我已無力做同仁的後台，有我，使他們反而為難。
為想保全這些事和人，我應該走開。
在滬先與有關的人商量過。
寒假，我函請莫幹小學張龍骧莫幹蠶種場呂秀梅二人來滬，告以議請人民政府接管庾村各事之意。
自一九五〇年一月廿日至廿六日，我們先談交出原則，繼談交出手續，都同意了。
我将山上山下，分成“學校”“生産”“紀念”三個部分。
紀念如墓地、藏書樓、山館，仍為自有。
其他兩項，詳列資産清單，以本人年老無力為辭，請地方政府接收辦理。
一九五〇年一月廿六日，将所有契據憑證，交龍骧攜至杭州、武康，分别遞呈。
我事前從容讨論，得到同仁諒解而後放手，不敢苟且以負前前後後為此工作而努力的同仁們，和愛護我們有加的許多朋友。
二十年來心願隻做到此。
我離滬之日，大綱同行，一個校友送我到杭州，請我一餐車上客飯&mdash&mdash一盤蛋炒飯、一杯牛茶，他下車而别。
在我離滬前不到一小時，郵差送到浙江省人民政府複文說：台端在莫幹山下所作生産教育事業，已有相當成績，請本為人民服務原意，繼續努力。
我略一動心，繼念我作此交出的“安排”和“決定”，都非容易。
遂掉首不顧，持着路條，照原議經浙贛、粵漢兩鐵路，而到香港，等候熙治母子的回來，實際是告别了幾番不肯離去的祖國。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六期）
統收統售者，交易都向“蠶管會”，好歹同值，故認真者成本重而吃虧。
隔期收賬者，以前蠶農定種，先付定洋一成。
制種場以之維持長工薪給與桑園施肥。
取貨時付清全價，則以作次屆制種的成本。
隔期收賬是待蠶農育蠶售繭，然後付價，故種場需要兩套資本。
技術主任呂秀梅建議請人合作，我們供給場屋、用具、桑園，而合作者出現金。
卅八年（一九四九）秋季制種，與朱新予先生合作，成績圓滿。
當學米減收，牧場失去生利部分，蠶種不能活用時，庾村同仁臨着從未有過的經濟之憂。
我彷徨無計，曾請冷禦秋先生與之商量，冷先生在其故鄉鎮江做有類似之地方工作，且為江蘇提倡改良蠶絲業之一人。
聽我情形，以為庾村的關鍵還在蠶場，有辦法則其他亦可維持。
他寫有《蘇浙蠶絲業之危機及其對策》一文，以為蠶業不緻無前途。
他以為與朱新予先生合作甚妥當，朱先生有書生風度，在利上不會對人不起，何況對庾村！我與朱先生雖僅一面之交，印象亦如此，惜一九五〇年春種，朱先生亦無力再合作。
我所遇到的共産黨人，數極有限，皆非直接當政之人，都資格甚老，亦還有人情味。
據說上海與北平兩處是人才最挑選的地方。
我無意而遇見的，第一個是接收高等文化機關的人，他常常來訪住在吾家的一個客人；一次這客人不在家，我出去招呼他而談起來，談到我鄉間的學校，他告訴我：共産黨所到處，連在和尚廟的私塾都要維持，勸我忍苦辦下去。
一次他談中國未來的遠景，又談到我庾村的事，他說：“學校如系靠田維持，快交出去，因土改是必行之勢，至于其他生産有利之事，何必放棄？”他告訴我蔡太太（孑民夫人）因補納田租有麻煩，去找他。
蔡太太在公共場所是被請受尊重的。
他說：“這是無有辦法的，即是×主席家亦須如此。
”共産黨人飲食享受和疾病醫藥都須受批準，飲食有大竈、小竈之别；“大竈”是大鍋菜，“小竈”可以自由吃得講究些。
此人有病，可以吃好一點，并可用好一點的外國針藥，他沒有去要求。
又有一個我的前後同學，比較更有地位，我看見她的幾次均裝束儉樸，一雙黃皮鞋擦得很幹淨，從未換過第二雙，說話甚有條理，一次寫一點什麼，見她提筆很快，對同伴的人很熱情。
她送過我幾本書。
一次，我把山上一件麻煩事，和莫幹牧場牛的事請教她。
白雲山館被接收，庾村的同仁有點慌，我亦告訴了她，她聽我所說原委，以為按理這是錯誤的。
後來我接到省政府通知，派人收回。
“莫牧”的牛我亦坦白告訴她由來，她以為照她看法，應歸我有，叫我做個節略去問。
我懸念庾村，想要自己去分同仁一臂之勞，她勸暫緩，一為戰事未結束，二為幹部未訓練盡善。
我批評有些“假前進”的人，她說此種人會自消滅。
請教她，同事中假前進的人興風作浪，可否辭退？她說當然可以，庾村曾辭退了一個生事之人。
她曾帶一個與我曾經認識的人來，此人夫已死，隻有一女，手皮包中有一張女兒的相片。
我看了說：“你是母而兼父。
”她聞言淚簌簌下，握我手曰：“鼓勵我！鼓勵我！”此人北歸時，我問她以何物獻老母，她說買了乳腐鹹魚，大姐幫她買了火腿，“大姐”即我的同學。
我說明不去看她們，亦不問電話住址，便她們保密。
那時我的家裡是一醫生診所，這些人大半為就醫而來的。
我一個侄女夫婦在東北新聞界服務，看去她們是共産黨。
她回來接父母去就養，她說收入不夠寄錢回家，住一起同吃是夠的。
來看我時，還攜着她的無父的侄兒女。
我們的牛，後來在滬的歸給農林處，在庾村的歸“莫牧”，說是同樣為人民服務。
其後華東政府在上海跑馬廳開農業展覽會，所用的牛，原是我們的，稱為成績最好，則亦無憾了。
在鬥争、清算空氣下，同仁不鬥争我，他們會被鬥争。
我動搖了二十年來信念，我已無力做同仁的後台，有我，使他們反而為難。
為想保全這些事和人，我應該走開。
在滬先與有關的人商量過。
寒假，我函請莫幹小學張龍骧莫幹蠶種場呂秀梅二人來滬，告以議請人民政府接管庾村各事之意。
自一九五〇年一月廿日至廿六日，我們先談交出原則，繼談交出手續，都同意了。
我将山上山下，分成“學校”“生産”“紀念”三個部分。
紀念如墓地、藏書樓、山館，仍為自有。
其他兩項，詳列資産清單，以本人年老無力為辭，請地方政府接收辦理。
一九五〇年一月廿六日，将所有契據憑證，交龍骧攜至杭州、武康，分别遞呈。
我事前從容讨論，得到同仁諒解而後放手，不敢苟且以負前前後後為此工作而努力的同仁們，和愛護我們有加的許多朋友。
二十年來心願隻做到此。
我離滬之日，大綱同行，一個校友送我到杭州，請我一餐車上客飯&mdash&mdash一盤蛋炒飯、一杯牛茶，他下車而别。
在我離滬前不到一小時，郵差送到浙江省人民政府複文說：台端在莫幹山下所作生産教育事業，已有相當成績，請本為人民服務原意，繼續努力。
我略一動心，繼念我作此交出的“安排”和“決定”，都非容易。
遂掉首不顧，持着路條，照原議經浙贛、粵漢兩鐵路，而到香港，等候熙治母子的回來，實際是告别了幾番不肯離去的祖國。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