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 我印象裡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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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示範于人。

    當時我們自責,甚至歸罪到上海租界,租界生活五光十色,足以銷人志氣,與一般内地實在太不相同了。

    我們見得到先進國家之“建國藍圖”,而不知各人須自備之“建國精神”和自經之“建國路程”。

     在日本合并朝鮮以前,中國人對之大都有好感,存敬意。

    日俄之戰,所争是中國的土地,但多數中國人同情日本,幫助日本,對日本戰勝喝釆,把“甲午”“庚子”之事忘記。

    中國人固自不争氣,對日本是不念舊惡,仁至義盡的。

    所以然者,中國當着殖民主義之洪流,欲圖自強,不論戊戌維新,辛亥革命,都須步武日本,得日本之好意援助,且以日本為有色人種争光之先鋒。

    弄到中國人厭惡日本,崇拜西洋,是後來的事。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明治天皇及多數元勳均已死去,但日本武力和産業經濟,基礎已固,因緣時會,他不戰而勝,陳兵海上,輾轉運輸,大發“世界難”财。

    對中國積極實行其侵略,不但遏住了中國一線自興之機,他自己的成功,亦即為其後來之禍患。

    經過如下。

     因日英同盟之故,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在遠東屬地都賴日本海軍保護。

    一九一四年秋,我們在新加坡親見日本将校“以天下為己任”的尊嚴态度,和英國下級軍官向之敬禮情況。

    參戰國家的物資輸送亦由日本海軍護航,直至地中海;日本海軍的氣勢大張。

    又因參戰各國無暇東顧之故,不得不默認日本在東亞行動。

    于是日本對中國為所欲為:二十一條之提出,操縱安福系政府,占領青島,武力承襲德國在中國的權利。

    日本在中國欲獨霸,山東成為問題,均自此始。

    日本的陸軍從此亦躍躍欲試。

     日本海陸軍人,因歐戰之故,正輕心以掉天下事,而戰後一般空氣&mdash&mdash一般想望,以為:德國戰敗&mdash&mdash黩武者縮頭,世界從此不要戰争。

    華盛頓會議決定英美日海軍軍縮,比例為“五·五·三”,國際聯盟又提示普遍裁減陸軍。

    巴黎和會中國不簽字,華盛頓會議議決日本歸還山東權益,在日本以為列年徒勞,受國際挫折。

    又加軍備受限制,職業軍事減少,軍人失去重要性,擁護天皇萬世一系的日本皇軍,向來成仁取義白刃可蹈的,忽然傷了自尊心。

    這是後來軍人出軌的第一刺激。

     日本工商業應戰時各國需要,又填補各國平時市場,生産驟增,獲利無算。

    社會上新添不少資本家暴發戶,财無處用;這些暴發戶生活奢侈,舉動若狂。

    我和膺白在歐洲看見各國在戰後生活之苦,不論戰敗的德奧人民飽暖為難,即戰勝的英法亦家家寒酸。

    接到在日本一個朋友信說“成金舉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飯”;“成金”系日語暴發戶。

    此種豪奢舉動不但大違日本向來勤儉之風,為有識者所側目,金錢萬能還影響日本政治。

    到後來,各國工商業漸漸恢複,這些新興的資本家市場減少,尋求市場與保持已得勢力之心愈切,他們本身亦成問題。

     明治維新是西方技術制度與東方道德精神的結合品。

    日本是聖君賢相的領導政治,多于人民代表的政黨政治。

    日本當時有兩大政黨&mdash&mdash政友會和民政黨&mdash&mdash他們代表資本家的色彩重。

    資本家生活引起社會厭惡,于是政黨亦不受重視。

    後來政友會做了軍閥工具,與侵略中國大有關的田中義一,即以大将而為政友會總裁而組閣的。

    政黨徘徊在軍閥财閥間,後來被所謂少壯軍人一腳踢在旁邊。

     蘇聯革命以後,共産主義社會主義學說流傳日本,學術界與知識青年亦有“左”傾思想,不像從前之單純國家觀念可以克服一切。

     日本是通國皆兵制,除特别免役,男子無不當兵,大部兵源在農村。

    他們面對着矛盾,以他們生命換得的國家光榮,為另一部人所享受,所惡用。

    因工商業特殊發展之故,财富集于都市,人口亦向都市集中,農村甚形困苦。

    他們心下不平,很易聽少壯軍人指使。

     日本雖同英國一樣&mdash&mdash君主立憲,皇室不問政;然日本天皇系半神半人,平日不問政是超人之故,國有大事則仍決于天皇禦前會議。

    直到其政變時止,日本是元老政治。

    元老是維新以來一脈相承的重臣,已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