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變文集新書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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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而「移」、「知」卻是押韻的。
像這樣的錯誤，如果不加改正，那就遺誤後學不淺了。
（三）分篇的錯誤。
敦煌變文集卷七載四獸因緣一篇。
這篇變文是和另一篇破魔變同鈔在一個巴黎編号伯二一八七的卷子上。
在破魔變尾「居淨土寺釋門法律沙門願榮寫」題記之後和「四獸因緣」标題之前，有一行半的文字，「又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我都僧統和尚伏願長承帝澤為灌頂之國師永鎮台階贊明王于理化。
」這一行半的文字，本來應該屬于破魔變的，王氏誤将它系屬于四獸因緣。
恰好四獸因緣正文之後，又抄了一篇唐僧統和尚贊述四獸恩義頌。
王氏誤以唐僧統和尚即都僧統和尚。
其實唐僧統和尚是稱呼敦煌一個僧人，都僧統乃是管理釋徒的僧官。
王氏做出錯誤可笑的結論說：「按此文（規案：指四獸因緣）前之字所雲，可見本文是僧統和尚講經。
」何以知道他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呢？因為有關講經的一行半文字，确實應該屬于破魔變。
破魔變發端有「以此開贊大乘所生功德，謹奉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長懸舜日，永保堯年，延鳳邑于千秋，保龍圖于萬歲。
伏願我府主仆射，神資直氣，嶽降英靈，」「謹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我府主司徒。
」「次将稱贊功德，謹奉莊嚴國母聖天公主。
」「又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合宅小娘子郎君貴位。
」倫敦斯三四九一破魔變文卷子此下有「又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我都僧統和尚，伏願長承帝澤，為灌頂之國師，永鎮台階，贊明王于理化，」正與伯二一八七号破魔變尾一行半題字完全相同；可見此一行半文字是願榮漏去，補抄在題尾後面的。
總之，這一行半文字必然是屬于破魔變文的，絕對和四獸因緣無關。
講破魔變文的和尚贊頌莊嚴了皇帝、府主、國母、小娘子郎君之後，又贊頌莊嚴僧官都僧統。
因為講經變文流行之後，深入政府民間，不僅用來宣傳教義，也用來祈福禳災。
例如敦煌變文集第五編載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便是敦煌石室保留下來一篇在皇宮裡祝壽的講經變文。
後唐明宗李亶，生于唐懿宗鹹通八年（公元八六七）九月初九，長興四年，他六十七歲的壽辰，請和尚在中興殿講仁王護法經。
和尚講經時頌聖也說：「以此開贊大乘所生功德，謹奉上嚴尊号皇帝陛下，……皇後……淑妃，」還有篇中所提到的宋王、潞王，俱與史實相合。
可見是當時祝壽講經文的底本。
和尚講經，同時頌聖，這是事實，但卻與四獸因緣那篇變文無關。
以上所舉，不過略陳大端。
還有許多極難校正的錯誤，不但沒有機會閱讀原卷的學者，無法判斷；即使看過原卷的學者，也不易發覺它的錯誤。
最大的原因，是變文卷子多半是唐五代時的寫本。
鈔寫的文字訛俗滿紙，但是訛俗之中，又自有它的習慣，自有它的條理，如果你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張，便會陷于錯誤之中而不自覺。
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他在「跋龍龛手鑒」中說：「考□字從外生，肊斷其文，當是甥字别體，此注音外，疑未必然。
」他沒有留意伍子胥變文，伯二七九四卷：「子胥有兩個□甥」，斯三二八卷作「子胥有兩個□甥」，□、□都是外的俗寫，因與甥連文，偏旁或連類加男作「□」，或加生作「□」，龍龛手鑒音外是對的，羅氏肊斷卻錯了。
所以校錄敦煌變文寫本，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障。
簡括說來，有字形無定之障，有偏旁無定之障，有繁簡無定之障，有行草無定之障，有通假無定之障，有标點無定之障（說詳拙著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
這許許多多的障礙，使得曆來校錄敦煌寫本的學者，如羅振玉、胡适、向達、王重民諸先生等，憑他們卓越的學問智識，單作抄寫謄錄的基本工作，還是免不了發生相當繁多而且嚴重的錯誤，這便是我不得不耗費五六年的時間，仆仆于倫敦、巴黎的圖書館，披校卷子十餘過的原因。
前年秋季，敦煌學國際研讨會在巴黎舉行。
日本學者在會中提到王重民等編纂的敦煌變文集，特别加以推崇。
有些法國、日本、和我國研究敦煌學的學者，知道我曾作校訂變文集的工作，都一再催促我早日付印。
今年夏季，應日本九州島大學文學部的邀請，作有關敦煌學的演講，許多學者也殷殷以新校變文集出版之期相詢。
由于敦煌寫本的複雜紛歧，字體的變異訛濫，無法倩人代抄；幾十萬字的清稿，隻能親手繕寫。
因此直到今年春假結束，才将初稿完成，交付排印。
全書的體例，另見例言，簡單的說
像這樣的錯誤，如果不加改正，那就遺誤後學不淺了。
（三）分篇的錯誤。
敦煌變文集卷七載四獸因緣一篇。
這篇變文是和另一篇破魔變同鈔在一個巴黎編号伯二一八七的卷子上。
在破魔變尾「居淨土寺釋門法律沙門願榮寫」題記之後和「四獸因緣」标題之前，有一行半的文字，「又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我都僧統和尚伏願長承帝澤為灌頂之國師永鎮台階贊明王于理化。
」這一行半的文字，本來應該屬于破魔變的，王氏誤将它系屬于四獸因緣。
恰好四獸因緣正文之後，又抄了一篇唐僧統和尚贊述四獸恩義頌。
王氏誤以唐僧統和尚即都僧統和尚。
其實唐僧統和尚是稱呼敦煌一個僧人，都僧統乃是管理釋徒的僧官。
王氏做出錯誤可笑的結論說：「按此文（規案：指四獸因緣）前之字所雲，可見本文是僧統和尚講經。
」何以知道他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呢？因為有關講經的一行半文字，确實應該屬于破魔變。
破魔變發端有「以此開贊大乘所生功德，謹奉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長懸舜日，永保堯年，延鳳邑于千秋，保龍圖于萬歲。
伏願我府主仆射，神資直氣，嶽降英靈，」「謹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我府主司徒。
」「次将稱贊功德，謹奉莊嚴國母聖天公主。
」「又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合宅小娘子郎君貴位。
」倫敦斯三四九一破魔變文卷子此下有「又将稱贊功德，奉用莊嚴我都僧統和尚，伏願長承帝澤，為灌頂之國師，永鎮台階，贊明王于理化，」正與伯二一八七号破魔變尾一行半題字完全相同；可見此一行半文字是願榮漏去，補抄在題尾後面的。
總之，這一行半文字必然是屬于破魔變文的，絕對和四獸因緣無關。
講破魔變文的和尚贊頌莊嚴了皇帝、府主、國母、小娘子郎君之後，又贊頌莊嚴僧官都僧統。
因為講經變文流行之後，深入政府民間，不僅用來宣傳教義，也用來祈福禳災。
例如敦煌變文集第五編載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便是敦煌石室保留下來一篇在皇宮裡祝壽的講經變文。
後唐明宗李亶，生于唐懿宗鹹通八年（公元八六七）九月初九，長興四年，他六十七歲的壽辰，請和尚在中興殿講仁王護法經。
和尚講經時頌聖也說：「以此開贊大乘所生功德，謹奉上嚴尊号皇帝陛下，……皇後……淑妃，」還有篇中所提到的宋王、潞王，俱與史實相合。
可見是當時祝壽講經文的底本。
和尚講經，同時頌聖，這是事實，但卻與四獸因緣那篇變文無關。
以上所舉，不過略陳大端。
還有許多極難校正的錯誤，不但沒有機會閱讀原卷的學者，無法判斷；即使看過原卷的學者，也不易發覺它的錯誤。
最大的原因，是變文卷子多半是唐五代時的寫本。
鈔寫的文字訛俗滿紙，但是訛俗之中，又自有它的習慣，自有它的條理，如果你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張，便會陷于錯誤之中而不自覺。
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他在「跋龍龛手鑒」中說：「考□字從外生，肊斷其文，當是甥字别體，此注音外，疑未必然。
」他沒有留意伍子胥變文，伯二七九四卷：「子胥有兩個□甥」，斯三二八卷作「子胥有兩個□甥」，□、□都是外的俗寫，因與甥連文，偏旁或連類加男作「□」，或加生作「□」，龍龛手鑒音外是對的，羅氏肊斷卻錯了。
所以校錄敦煌變文寫本，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障。
簡括說來，有字形無定之障，有偏旁無定之障，有繁簡無定之障，有行草無定之障，有通假無定之障，有标點無定之障（說詳拙著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
這許許多多的障礙，使得曆來校錄敦煌寫本的學者，如羅振玉、胡适、向達、王重民諸先生等，憑他們卓越的學問智識，單作抄寫謄錄的基本工作，還是免不了發生相當繁多而且嚴重的錯誤，這便是我不得不耗費五六年的時間，仆仆于倫敦、巴黎的圖書館，披校卷子十餘過的原因。
前年秋季，敦煌學國際研讨會在巴黎舉行。
日本學者在會中提到王重民等編纂的敦煌變文集，特别加以推崇。
有些法國、日本、和我國研究敦煌學的學者，知道我曾作校訂變文集的工作，都一再催促我早日付印。
今年夏季，應日本九州島大學文學部的邀請，作有關敦煌學的演講，許多學者也殷殷以新校變文集出版之期相詢。
由于敦煌寫本的複雜紛歧，字體的變異訛濫，無法倩人代抄；幾十萬字的清稿，隻能親手繕寫。
因此直到今年春假結束，才将初稿完成，交付排印。
全書的體例，另見例言，簡單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