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變文集新書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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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敦煌變文集七十八種變文為底本。
變文集有錯誤的，加以訂正，有漏脫的，加以補充。
變文集的校記也全部保留，隻是将錯誤的改正，缺少的增加。
凡是新校的都冠以「規案」二字，以資區别。
雖然新校的分量相當多，但是我仍保留原名，隻加「新書」二字，定名為「敦煌變文集新書」。
新書以舊書為基礎，舊書也包含在新書之中。
不僅增添舊書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個人的新說法。
新舊同時陳列，讀者展卷了然。
新舊材料的異同，自可明察；新舊說法的是非，自易判斷。
這樣的做法，對于學人研究和參考，相信會有不少的方便和收獲。
我往年對姜亮夫先生的瀛涯敦煌韻輯作了一番校訂的工夫，更名為新編。
在序文中寫下了一段懇誠的話，說： 這部書定名為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方面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延續。
中國學術典籍是中國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結晶，它是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的。
我們都隻是為它服務的工作人員，但我們都對它有崇高親切的敬愛。
我們希望一個接一個的貢獻心力為它做出有價值的工作。
我指正姜書的錯誤，補充姜書的遺漏，但是列甯格勒藏有一萬二千号敦煌卷子，其中未必沒有韻書殘卷，也許還有其它未知或未發現的材料，都需要文化工作者為它繼續不斷的服務。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書能有一分參考的價值，而得到為它服務的人的指正和補充。
我又繼續披肝瀝膽的說： 我們根據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學說；如果根據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論出來的新學說，自然也不正确了。
因此我們必須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纔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學說，纔能産生正确的新學說。
我整理這部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目的便是在繼續前輩學者的努力，尋回失落在海外的學術新材料，正确的呈獻給學術界人士，作為發明新學說的可靠的根據。
我希望從事學術的朋友，為了愛護中國學術的共同心願，不斷的予以指正和修訂，使我們獲得的新材料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正确，我們不分先後，不分彼此，我們一切都是為了愛護中國學術的共同心願。
讀者隻需把上面說的話，将「瀛涯敦煌韻輯新編」幾個字，換成「敦煌變文集新書」，便和我今日的心情，沒有一絲一毫的差異。
我雖然盡了我最大的努力，除校訂了王氏的缺失外，又增添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的目連變文，和列甯格勒藏的變文雙恩記，但是我仍不敢也不願像王重民先生那樣大膽的說：「這是最後最大的一次整理。
」因為誰也不敢斷言今後沒有新材料出現，我們毋甯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現，繼續補充，益臻完善。
我這部敦煌變文集新書，隻不過為将來從事研讨的人，做了一番掃除清道的工作而已。
現在新書即将出版，内心感到最遺憾的，便是未能求正于法國華學大師戴密微先生。
戴先生是研究變文文學的專家，平生酷愛中華學術文化，無畛域的偏見，抱弘揚的熱忱。
廿餘年來，我頻頻往來巴黎倫敦披讀敦煌寫本，每有述作，先生辄為文推介于歐洲通報中。
民國六十二年（公元一九七三）七月，我出席巴黎第廿九屆國際東方學會。
會後，受聘擔任巴黎第三大學博士班的教職，寄居巴黎大學城的東南亞館。
次年三月，我踐張曉峰先生之約返華岡任教。
啟行前夕，先生攜樽酒至東南亞館作别，惆怅之色，見于眉宇。
我返香港寓居，不及半月，忽得先生手書，謂拙著敦煌論述，蜚聲士林，法蘭西學士院已經通過了他的建議，以漢學茹連獎頒贈給我。
并說明法蘭西學士院，和我國中央研究院性質略同。
又解釋茹連獎是法國頒贈給國際有成就的漢學家的崇高榮譽獎，請我務必接受。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事先沒有半點透露，既無人向戴先生遊揚說項，我也不曾寫過一紙履曆，更沒有填過一份表格，這種無微不至的尊重讀書人的禮遇和情意，令我深深感受到學術界罕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和風。
漂泊異邦，無求有惠，人非木石，豈能不興知遇之感。
其時戴先生和饒宗頤教授合作整理敦煌曲；為了對學術、對先生的回報，我也私自打算，希望和先生共同整理敦煌變文。
沒料到前年國際敦煌學預定開會之際，先生竟溘然逝世。
我蘊藏着的一番心願，竟永遠沒有機會表達，直到今天，纔将此書完成，此中包含了多少先生的鼓勵，憑借了多少先生的支持，如果此書對學術界能作出些微的貢獻，那纔不緻辜負先生的知遇和期望呵！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于華岡
變文集有錯誤的，加以訂正，有漏脫的，加以補充。
變文集的校記也全部保留，隻是将錯誤的改正，缺少的增加。
凡是新校的都冠以「規案」二字，以資區别。
雖然新校的分量相當多，但是我仍保留原名，隻加「新書」二字，定名為「敦煌變文集新書」。
新書以舊書為基礎，舊書也包含在新書之中。
不僅增添舊書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個人的新說法。
新舊同時陳列，讀者展卷了然。
新舊材料的異同，自可明察；新舊說法的是非，自易判斷。
這樣的做法，對于學人研究和參考，相信會有不少的方便和收獲。
我往年對姜亮夫先生的瀛涯敦煌韻輯作了一番校訂的工夫，更名為新編。
在序文中寫下了一段懇誠的話，說： 這部書定名為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方面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延續。
中國學術典籍是中國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結晶，它是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的。
我們都隻是為它服務的工作人員，但我們都對它有崇高親切的敬愛。
我們希望一個接一個的貢獻心力為它做出有價值的工作。
我指正姜書的錯誤，補充姜書的遺漏，但是列甯格勒藏有一萬二千号敦煌卷子，其中未必沒有韻書殘卷，也許還有其它未知或未發現的材料，都需要文化工作者為它繼續不斷的服務。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書能有一分參考的價值，而得到為它服務的人的指正和補充。
我又繼續披肝瀝膽的說： 我們根據正确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确的新學說；如果根據不正确的新材料，推論出來的新學說，自然也不正确了。
因此我們必須把握新材料的正确性，纔能消除不正确的新學說，纔能産生正确的新學說。
我整理這部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目的便是在繼續前輩學者的努力，尋回失落在海外的學術新材料，正确的呈獻給學術界人士，作為發明新學說的可靠的根據。
我希望從事學術的朋友，為了愛護中國學術的共同心願，不斷的予以指正和修訂，使我們獲得的新材料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正确，我們不分先後，不分彼此，我們一切都是為了愛護中國學術的共同心願。
讀者隻需把上面說的話，将「瀛涯敦煌韻輯新編」幾個字，換成「敦煌變文集新書」，便和我今日的心情，沒有一絲一毫的差異。
我雖然盡了我最大的努力，除校訂了王氏的缺失外，又增添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的目連變文，和列甯格勒藏的變文雙恩記，但是我仍不敢也不願像王重民先生那樣大膽的說：「這是最後最大的一次整理。
」因為誰也不敢斷言今後沒有新材料出現，我們毋甯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現，繼續補充，益臻完善。
我這部敦煌變文集新書，隻不過為将來從事研讨的人，做了一番掃除清道的工作而已。
現在新書即将出版，内心感到最遺憾的，便是未能求正于法國華學大師戴密微先生。
戴先生是研究變文文學的專家，平生酷愛中華學術文化，無畛域的偏見，抱弘揚的熱忱。
廿餘年來，我頻頻往來巴黎倫敦披讀敦煌寫本，每有述作，先生辄為文推介于歐洲通報中。
民國六十二年（公元一九七三）七月，我出席巴黎第廿九屆國際東方學會。
會後，受聘擔任巴黎第三大學博士班的教職，寄居巴黎大學城的東南亞館。
次年三月，我踐張曉峰先生之約返華岡任教。
啟行前夕，先生攜樽酒至東南亞館作别，惆怅之色，見于眉宇。
我返香港寓居，不及半月，忽得先生手書，謂拙著敦煌論述，蜚聲士林，法蘭西學士院已經通過了他的建議，以漢學茹連獎頒贈給我。
并說明法蘭西學士院，和我國中央研究院性質略同。
又解釋茹連獎是法國頒贈給國際有成就的漢學家的崇高榮譽獎，請我務必接受。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事先沒有半點透露，既無人向戴先生遊揚說項，我也不曾寫過一紙履曆，更沒有填過一份表格，這種無微不至的尊重讀書人的禮遇和情意，令我深深感受到學術界罕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和風。
漂泊異邦，無求有惠，人非木石，豈能不興知遇之感。
其時戴先生和饒宗頤教授合作整理敦煌曲；為了對學術、對先生的回報，我也私自打算，希望和先生共同整理敦煌變文。
沒料到前年國際敦煌學預定開會之際，先生竟溘然逝世。
我蘊藏着的一番心願，竟永遠沒有機會表達，直到今天，纔将此書完成，此中包含了多少先生的鼓勵，憑借了多少先生的支持，如果此書對學術界能作出些微的貢獻，那纔不緻辜負先生的知遇和期望呵！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于華岡